苏珊眼中的体育人类学
谭广鑫
苏珊教授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体育和奥林匹克研究专家，长期担任密苏里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她曾于1985-1988年在北京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学习汉语，因此有着一个亲切的中文名字——包苏珊，1986年她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北京市参加中国大学生运动会并获得女子七项全能金牌。2007-2008年聘为北京体育大学富布赖特学者，曾经被《纽约时报》《中国日报（英文版）》聘为特约撰稿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刊《体育科学》外籍编委，撰写学术著作包括《为祖国锻炼身体：中国道德秩序中的体育》《北京奥运：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体育人类学：身体，边界与多元政治》《中国女性与男性气质》《奥林匹克在东亚：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在世界体育的中心舞台》，并翻译出版了何振梁夫妇的自传《何振梁与中国奥林匹克之梦》，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中国体育问题的论文。
笔者2017年底到美国攻读博士后，带着对体育人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中美体育人类学研究差异、北京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研究等方面的话题，于2018年9月21日在苏珊·布隆内尔教授的家里进行了单独的访谈，现将访谈的内容以问答的形式整理如下：
1? 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那您是否认为体育研究者都需要有运动员的背景吗？
我认为确实会有一些帮助，我曾经于1986年代表北京队获得在大连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七项全能的金牌，并打破了全国纪录，在开幕式的检阅仪式上，我是3 000多位学生中唯一的一位外国运动员，至今我仍旧对这届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和夺冠场面有着清晰的记忆，这些由切身的田径比赛经历完成的田野调查工作，也编入我1995年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为祖国锻炼身体：中国道德秩序中的体育》。运动员的经历对于体育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会有着有益的实践经历，而对于一般的人类学家来说，无论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都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当然，对于杰出的学者来说，有丰富的实践经历仅仅是一个研究的开始。作为体育人类学研究者来说，您或许不一定需要有优异的运动表现，但是如果你准备开展體育俱乐部、赛事的组织运营和管理工作，你就需要作为参与者深入地参与其间，这些实践的经历对于体育人类学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2? 体育人类学与其他体育社会学科比如社会学、管理学等的区别是什么？
毫无疑问，体育人类学与其他体育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但是，从历史的原因来说，其他的社会学科往往关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甚至部分学者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而人类学关注于非西方的，非工业化的国家、族群和事件。当然，中国已经位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阶段，现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成为相当富足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并非西方国家，所以我们可以与社会学家一同来研究中国，在中国开展相关研究。对于体育人类学来说，对于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而在北美和欧洲的体育社会学家并没有对中国产生的浓厚的研究兴趣。性别、社会阶级和种族（gender，social class and race）三大问题，是体育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当然体育人类学也关注这3个问题，但这三大问题已经被过度的关注，可能很难找到新的出发点。举个例子来说，体育人类学家对于体育移民问题的切入角度，可能是从非洲到欧洲寻找工作的足球、英式橄榄球、田径等项目黑人运动员。
对于我个人的研究来说，我对中国通过体育与全世界产生的联系很感兴趣，比如，中西两种文化对于体育认知的异同，文化就像一种招牌一样，这是典型的人类学视野，而社会学家一般不关注于文化差异问题，所以我认为社会学重视性别、社会阶级和种族等社会公平问题，而人类学关注于文化方面的异同。
总的来说，这种差异来自于历史的原因，并延续至今。从逻辑上来讲，社会学与人类学可能很相似，两者都研究人类社会，而社会学的历史更悠久，开始于西方的工业社会初期，人类学在其后出现，关注于人和族群的异同。
我也曾经读过很多社会学的书籍，也很喜欢社会学的理论和学者，社会学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多帮助，但是体育已成为国际化的事物，我们已有过多西方的视角，应更多从全球化视角和非西方的视角出发，探索体育在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构建一种多元的文化共同体。作为北美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者，你当然可以去研究全美橄榄球、美国职业篮球、大学生体育联赛，甚至是美国女子职业体育等，对于体育社会学家来说这些研究都是不错的选题，而我的兴趣点并不在于此。
3? 在美国的人类学院系相当普遍，甚至多于社会学院系，而中国人类学院系却很少，这是为什么？
我并不认为美国的社会学院系比人类学院系少，两者之间的数量差不多。然而，欧洲大陆的情况有些和中国类似，同样没有如此多的人类学院系，而在美国，在盎格鲁撒克逊-美利坚学术传统中确实人类学院系相对较多。而对于中国来说，受到更多欧洲大陆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有众多的民族学院系，这可能来自于德国、俄罗斯的传统，美国很少有民族学院系的大学，虽然民族学与人类学两者很接近，但是仍有不同之处，盎格鲁撒克逊-美利坚学术传统往往认为民族学只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反之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类学的力量相对较弱，因为中国已经有众多的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存在。
4? 体育人类学究竟应该应用于哪些研究对象？
对于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来说，往往会更多的关注于民族传统体育，但是我却对大型的体育赛事非常感兴趣，这确实并非典型的人类学研究对象。直到当下，大部分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类学家，执着于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20世纪80年代，当我初次准备在北京城开展相关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不是当时体育人类学研究的主流，甚至我的同学告诉我，之前没有美国人类学者研究过中国的体育问题，也没人觉得这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当我1995年严肃而系统地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的时候，其他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体育有众多的政治化、社会化议题。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虽然中国体育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当2008年奥运会到来之际，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这是全球的政治、经济重大事件，那时每个人都意识到体育非常重要，它值得去深入研究。自2008年之后，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开始涉足北京奥运会及其之后的研究，然而很多研究并不是很出色，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之前从未涉足过体育研究，毫无北京奥运会研究的背景可言，或许他们擅长传播学，甚至是张艺谋影视研究的专家，但其相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论著缺乏中国体育研究基础。我欣喜地看到最近涌现出不少高水平的年轻学者，但是其学术之路上还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体育学术实践经验的积累。
5? 那您研究中国奥林匹克是否是从“他者的眼光”出发呢？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从“他者的眼光”来看北京奥运会，我认为我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所以我努力从内部视角来看待整个研究对象。或许我们可以用主体和客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主体就是内部视角，而客体就是外部的视角，在研究过程中，我尝试使用双重的视角来从事研究，所以并没有从“他者”的视角开展相关的研究。
6? 人类学的哪些理论与方法对体育研究有重要帮助？
对于我来说，仪式理论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参加了社会学家维克多·特纳著名的讨论课程，在课堂上我是唯一的本科生，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人类学，特纳非常睿智和博学，这也是我决定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会将仪式理论应用于体育人类学研究，但是我却一贯的坚持这样去做，解释北京奥运会的重要仪式价值。仪式理论由特纳创立，但在当下体育人类学的理论应用已经超越其最初创立的阶段，我在研究中应用这一理论解释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社会网络和结构。此外，马塞尔·莫斯的礼物理论也相当重要，经济礼物的概念是解释仪式理论的关键，因为我们去分析经济符号的时候并非基于市场经济模式，这是我在奥林匹克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依据。一些城市不希望承办奥运会，是因为期待从奥运会举办过程中获得经济利益，而媒体一方往往会报道大量的投资使大型赛会陷入泥潭。从另外的角度看，对于主办国和主办城市来说，举办一次盛会具有符号学的价值，这是一次出席和崭露头角的机会。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似乎更容易理解，因为中国人很注重面子、为国争光，而对于美国人可能不是很容易理解。这就是部分国家的首脑和商人很期待承办大型赛事的原因，以奥林匹克赞助为例，赞助商或许难以从短短半个多月的赛事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没有证据和事实可以验证赞助可以有效地增加经济利益，即投入和产出往往不成正比。作为奥运会主赞助商，他们可以得到VIP待遇，比如比赛的门票等，借此招待公司的贵宾，建立起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这就是奥林匹克赞助商的接待工作，这是人类学研究奥林匹克的典型视角，甚至我认为只有人类学家才可以完成这样的研究任务，因为人类学有相关研究理论，比如仪式理论、礼物经济学的理论，人类学应用批判的视角认为市场经济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奥林匹克赞助商并非市场经济，实际是借助礼物经济、再分配理论建构起社会关系和网络。
此外，在我的研究中还应用过布迪厄、福柯、哈贝马斯的理论，布迪厄有着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双重身份，他在阿尔及利亚长大，他的理论主要关于社会阶级，这是典型的社会学理论，同时，他也涉足很多符号学和非经济的因素。福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理论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毫无疑问奥林匹克已成为全球化的运动，国家主义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国家、民族、运动员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和精力用于争金夺银、为国争光，从而为国家赢得荣誉。同时，在中国，福柯的国家权力（state power）理论可以用于解释政府主导的体育管理模式，即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这可以清晰地将身体和国家建构起来，这是福柯理论的独特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几年前我同《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前任主编、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尼克·贝斯尼尔（Niko Besnier）合作，加入他的课题组开展体育运动员全球移民的研究，并有幸在他的工作室參与讨论，我发现国际体育移民问题牵扯到全球化理论，不少来自非洲的运动员，在很小的时候便移民到欧洲或中东地区从事竞技体育训练，最终成长为职业运动员。你可能已经发现众多的中国乒乓球球员已经开始代表其他国家展露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舞台上，这是全球化不断推进的结果，使得全球化不断在体育领域中推进，不同文化背景的运动员和体育项目之间相互交流，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身份认同，这是值得关注的主题。再如，近年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支付给很多大牌外籍球员高昂的工资，以达到吸引他们加盟的目的，西方的球迷也为之震惊，发出惊呼：“发生了什么？未来的足球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类学者研究这些问题。我曾在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指导过一位叫郑甜甜博士生，她完成一篇《具身性男性气质：中国后殖民地城市的性与体育》（Zheng Tiantian. Embodied Masculinity：Sex and Sport in a Post Colonial Chinese City. China Quarterly，2007，190（1）：432-450.）的论文，论述中国东北地区的城市大连在日据期间（1905—1945年），男性通过身体训练建立起一种男性身份认同的模式，大连当地的男性通过两种不同的身体经历来抗拒殖民侵略：男孩们抵制在日本殖民学校中的军事化操练和热爱自发的街道足球，这可以说是体育全球化在中国的萌芽。
总之，人类学母学科的理论体系相当庞杂，也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和关键词，所以要根据研究者自身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甄别和运用，如果对于体育人类学理论应用感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我的著作《为祖国锻炼身体：中国道德秩序中的体育》（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第一章的文献综述部分。
7? 请您谈谈布兰查德等的《体育人类学》专著的重要性？
以英语写作的第一本体育人类学专著是由布兰查德和切斯卡两位作者完成，他们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我听说胡小明教授曾经带领他的学生们翻译过此书，但受制于版权的问题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我想也许我可以在美国协助你们联系这里的出版社，商讨出版的事宜。北美最具广泛影响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者是东北大学的阿兰·克莱恩，尽管他曾担任过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的主席，但是他主要研究领域是体育民族问题，阿兰出版的书籍大大多于其他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者，他曾涉足的领域包括：多米尼加棒球运动、加利福尼亚州民众的身体构建（body building）、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篮球运动。他尽管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没有接受过体育人类学的专门训练，而其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他曾尝试在北美建立体育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但是并未成功。此外，2017年尼克·贝斯尼尔、托马斯·卡特与我本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体育人类学：身体，边界与多元政治》（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Bodies，Borders，Biopolitics）一书，我也曾经同出版社商讨中译本的出版事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完成。
此外，关于奥林匹克研究也有几本英文版书籍值得推荐，首先是有威廉姆·W·凯利和我编撰的《奥林匹克在东亚：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在世界体育的中心舞台》（The Olympics in East Asia：Nationalism，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on the Center Stage of World Sports），这本汇编的英文著作可以在网上全文下载（https：//elischolar.library.yale.edu/ceas_
publication_series/3/），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对于东亚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解。另外，还有一本中英双语的《奥林匹克研究读本》The Olympic Studies Reader，更方便中国的作者阅读。
8? 美国是否有相应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组织、年会和研究者？
美国没有建立相应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组织、年会，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体育人类学研究，仅在美国来看，可能已有超过二三十位的研究者从事体育人类学研究。所以，我认为在北美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体育人类学从未被主流的人类学界所接纳、没有专业的体育人类学期刊、没有北美和国际化的体育人类学组织。尽管不少人做出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体育人类学家，也无法建立公认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建立北美体育人类学研究共同体的时间，研究者之间通过相互交流达成共识，以便逐步得到母学科的接纳。
相对于北美体育人类学组织的弱小，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和北美体育史学会均较为成熟，规模也大很多，每年均会定期开展活动、出版学会的专业期刊（均已被SSCI检索），我也曾参加这两个学会的会议，亲身感受到高质量的研究、活跃的学术氛围和定期的学术活动对于分支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9? 您认为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时间要多久？是否必须达到学术传统认为的1年时间？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理论的事情，却没有探讨方法，我认为田野工作确实是体育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当今，很多人类学家也使用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我也是如此，比如通过社交媒体、访谈等方式开展研究，我曾经对北京奥运会、曼谷亚运会、平昌冬奥会开展研究，然而这些奥运会组织和机构都较为封闭，有时进入其内部展开研究很困难，即使您进入奥组委从事工作，但仍旧仅仅是一个部门，而无法了解奥组委的全部信息。所以，我会尝试接近一些奥组委关键人物，并对其进行多次的访谈，以便获取更为权威和全面的信息。
同时，节日庆典和大型运动会的体育活动，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也可以很好的应用，这需要你在开展工作之前做很多准备工作，比如，一般奥运会召开周期只有两周，在两周的时间里你不可能掌握一切的信息，所以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你必须将参与观察做到极致，并在奥运会前后进行相应的访谈，也可以通过媒体获取重要的信息。我也曾经在2007年参与观察过广州第七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同样使用过类似的方法开展研究，我得出一个结论，少数民族运动会具有身份认同和识别的意义，全世界每天都有很多新东西产生，有时民族传统体育会与现代体育产生某种冲突，传统体育也要经历全球化的过程，也许可能正在经历大幅度的萎缩，但是传统的东西需要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所以当今已有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北极圈的极地运动会和因纽特人运动会等，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民族和地区的独特运动会，在这些运动会中可以发现不同于奥运会的精美图片，令人震惊。我也曾于2012年专门撰写过题为《武术与奥运会：东西合璧或身体文化的冲突》（Wushu and the Olympic Games：‘Combination of East and West or Clash of Body Cultures？）的文章，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版社发表，尝试探讨武术缘何无法进入奥运会。武术与奥运会的议题令我非常感兴趣，全球很多的传统项目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南亚的卡巴迪、泰国的泰拳等，都曾经尝试过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接纳。
我以往从事的奥林匹克研究，并不是典型的人类学研究选题，然而我对于典型的民族和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感触良多，我认为人类学家可以更好地诠释和保护民族和地区的体育活动。奥林匹克运动只是体育发展一部分，而另一边民族传统体育就需要大量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展开研究，这两个部分是相关联的，社会学家如果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很可能会遗忘民族传统体育，而体育人类学家就不会这么做，文化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这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而且不会忽略弱势文化的一方面，所以上面提到的大型的地区和民族运动会，也可以看做是对这种文化冲突的回应。
10? 请您谈谈在中国承办奥运会的意义？
众所周知，2008年北京承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夏季奥运会，这具有重大体育盛会所应得的符号象征意义，在奥运会承办前后，全世界都会将眼光投向中国北京，因此2022年国际奥委会也欣然接受北京-张家口承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冬季奥运会的整体规模远远小于夏季奥运会，以中国强大的承办实力，相信2022年冬季奥运会更值得期待。
然而，尽管《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但我认为这仅仅是顾拜旦先生的美好愿景，我并不认为通过承办奥运会，中国便会被西方国际社会无条件接纳，虽然上至国际奥委会主席，下至参赛运动员都在强调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融，但实际上国际奥委会没有一名委员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虽然举办过很多交流和对话的会议，但我感觉都是形式的、口头的，国际奥委会很少做出实际的努力来达成这一目标。
奥运会对中国自身来说，一方面，我认为中国人在北京夏季奥运会举办期间非常开心，中国运动员有着优异的表现，他们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比赛，可以从中发现国家的富强和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冬季奥运会与夏季奥运会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北京冬奥会可以使得周边的中产阶级喜欢上冰雪运动，可以想见在冬奥会之后，北京到张家口的基础设施得到巨大的改善，众多的中产阶级会在冬季的休闲时间全家人搭乘高铁到滑雪、滑冰场地游玩，所以我认为冬奥会是发展冬季休闲旅游运动产业的大好机会。以上是冬奥会有益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环境破坏，尤其是在张家口修建大量的滑雪坡道，需要大规模的砍伐树木，并且一旦完成滑雪設施的修建，这种破坏往往是不可修复的。去年，我曾经到张家口实地观察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并且亲眼目睹工作人员正在大规模的砍伐树木，以便修建滑雪设施，与此同时，相对于我今年初考察韩国首尔机场到平昌冬季奥运会赛场沿途高速公路的绿化而言，北京到张家口崇礼之间的高速公路绿化还远远不及对方。当然，韩国冬奥会的绿化工作也是人工修建的，并非天然绿化带，所以在冬奥会普遍被认为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失的同时，能否有效促进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也是北京冬季奥运会值得关注的议题。
11? 您对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想法，以及您对未来体育人类学的展望是什么？
我认为中国体育人类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Ethnic minority sports）非常重要，在研究这一议题的过程中，应时刻关注全球化以及现代体育。因为，现在你可以听到很多年轻人说，我不喜欢传统体育，但是却很喜欢足球、篮球，因为可以寻找到很多的刺激和乐趣，这是传统文化保护的问题，这也是研究所面对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融入以西方体育运动为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是很重要的议题，体育对于东亚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外交功能，20世纪初举行的远东运动会标志着东亚体育开始融入世界，1964年东京奥运会标志着日本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8年的韩国和2008年的中国，这些似乎都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中国有“乒乓球外交”的经历，因此体育对于中国来说，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功能，也就是体育在中国超越了西方世界曾经经历过的体育价值，可以说，体育在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政治作用。
目前，北美体育人类学有着越来越多高质量的研究，但是从研究者和成果来看进展缓慢，我很期待有更快的增长，然而这样的增长趋势在中国研究者中间变得越来越快速，我甚至有些羡慕能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下建立体育人类学分会，每年也有近百人参与学会的活动，所以我很看好未来体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此外，人类学一贯倡导跨文化交际和理解，我认为学者之间应该增加彼此的尊重，因为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往往关注各自的群体、地区、运动项目，比如，女子体育的议题受到了人类学家的重视，但是其现实的生存状况，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均相对较差，这需要引起高度的关注。
感谢苏珊教授接受《体育学刊》的访谈。苏珊·布隆内尔在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系的个人主页链接：https：//www.umsl.edu/divisions/
artscience/anthro/Faculty%20and%20Staff/susanbrownel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