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周良君 肖婧莹 陈小英

    摘? ? ? 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现实基础、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对策等进行探讨。在梳理区域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湾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思路:改革和创新粤港澳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体育产业发展合作机制;构建和推进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以体育产业全面融合为重点,实现大湾区体育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打造和创建国际化和本土化、高品质和生活化的体育生活圈。

    关? 键? 词: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区域经济;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G80-05?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2-0051-06

    Abstract: By applying such methods as literature data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 etc,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such issues a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realistic foundation, facing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Reg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spatial layout of the Region,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idea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ies in the Bay Region: reform and innovate on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sports industries; establish a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participated jointly by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build and promote a sports indust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ports industries in the Bay Region by basing the focus on the comprehensive fus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ies; create an internationalized, localized, high quality and life-oriented sports life circle.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coordinated development;regional economy;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Region

    粤港澳区域合作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当今时代又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和全新的内涵。2017年7月1日习近平出席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按照协议,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10月1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粤港澳区域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1]。

    粤港澳大湾区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建设和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体育产业。陈燕等[2]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各行业的灰色关联度计算,发现文化、体育和娱乐行业的关联度较小,仅为0.887,表明湾区在文体娱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国际经验也表明,湾区往往也是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纽约湾区以体育总部、体育赛事和体育服务为主要特色,拥有众多的体育组织总部;旧金山湾区主打体育赛事和体育科技,拥有多支职业球队和大学生运动队;东京湾区主推体育赛事和体育文化娱乐,举办了多项品牌体育赛事。在大湾区以新旧动能转换为核心的经济转型中,以健康休闲、文化创意和高端装备制造为核心的体育产业,将成为粤港澳区域合作交流的润滑剂、打造优质生活圈的重要手段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少数经济学领域学者注意到体育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并未能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从体育产业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的协同发展,进而真正发挥体育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在体育产业领域,对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专门研究廖廖,这与当前作为国家战略主题蓬勃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践极为不符。国外学者对湾区体育产业发展的研究较国内学者来说更为丰富,由宏观的产业规划深入、细化到湾区内体育产业发展策略,以及体育产业与城市群发展的关系。具体包括:第一,分析如何借助湾区内优越的资源禀赋,举办高端体育赛事,开展海上休闲娱乐活动,带动整个产业链相关行业的发展。在纵向巩固和发展体育产业链的同时,在横向空间维度上形成体育产业集聚区[3-5]。第二,从体育与城市相互促进关系的视角,研究湾区城市群与体育产业集群耦合发展的规律[6-8]。然而,与国外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面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等复杂背景,体育产业协同发展难度前所未有。

    鉴于此,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放眼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视野,借鉴世界其它著名湾区发展的经验,深入系统地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问题,迫在眉睫。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研究、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现实基础、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对策等进行研究,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建设和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提供思路。

    1?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

    1.1? 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打造国际体育产业高地

    珠三角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之一,与长三角、京津冀一起,承载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功能与引领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也将在国家体育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功能,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发展,并向中南、西南延伸,形成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体育产业支撑带;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对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和洛杉矶湾区等国际一流湾区,打造国际体育产业高地;重塑以研发、营销、高端制造为核心的全球体育用品产业链格局,打造国际体育用品研发和创新中心;促进全球顶级体育产业资源集聚,打造国际体育贸易中心、国际体育金融中心和国际体育产业创新中心以及国际体育组织总部基地;引领国际体育消费潮流,打造世界高端体育消费示范区。

    1.2? 为中国和世界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示范和引领

    中国体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当前迫切需要发展的是高端体育用品制造业和高端体育服务业,需要优化区域合作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体育产业创新体系。作为新时期国家战略之一,迫切需要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发挥优势主动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框架协议》将“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作为大湾区建设5项合作原则之首。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升级以制造为核心的传统体育用品产业链,建设世界体育用品和器材设备创新中心、国际开放合作的枢纽和样板;借助湾区内优势产业基础,整合各地区优势资源,建立优势互补的现代化体育服务体系,打造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借助湾区内香港和澳门在服务业的优势,充分利用体育产业的带动能力强与其他产业相关性大的特点,以“体育+”和“+体育”的方式,积极推进科技、娱乐、互联网、旅游、文化、动漫等领域与体育的融合发展,孵化新业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产业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使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国体育产业注入新动能,为世界体育产业装上新引擎。

    2?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交流与合作的历程

    粤港澳三地山水相连,同根同脉,即使在政治关系不稳定的时期,三地间的交往和合作也从未间断。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粤港澳三地合作更是开启了新的篇章。伴随着40年来粤港澳融合进程的稳步推进,粤港澳体育产业合作也在不断深化。

    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起步阶段(1978—1999年)。香港和澳门回归前,粤港澳体育合作主要以社会团体和企业推动为主。1979年由已故著名社会活动家、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创办的省港杯足球赛拉开了粤港澳体育交流合作的序幕。随后省港杯足球赛从最初的体育交流逐步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交流。此外,粤港澳三地还举办了多项由民间力量推动的体育和文化交流活动。在体育产业方面,形成了由香港负责研发和营销,东莞和佛山等负责制造的体育用品业“前店后厂”模式。

    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4年)。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粤港澳三地的合作日益密切,政府、社会团体和企业都在不同程度地推动三地的体育合作交流。2003年广东省体育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体育局签订了《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书》,标志着粤港澳三地体育交流合作上升为政府行为,体育产业被列为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从2004年开始,粤港澳体育部门联合举办“粤港澳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搭建粤港澳三地体育产业展示、交流、贸易和体验平台。该阶段还掀起了国际资本以香港为枢纽到广东投资体育产业和广东及国内资本借助香港开展国际化体育经营的浪潮。

    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创新升级阶段(2015年以后)。“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提出为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平台。广东省体育局、香港民政事务局和澳门体育局就具体合作内容和方式进行了座谈和交流,举办了一系列会议和论坛。2017年国内首个以“粤港澳大湾区”命名的体育赛事在东莞举行,此后举办了一系列以“粤港澳大湾区”命名的体育赛事,覆盖了足球、篮球、网球、马拉松、自行车、高尔夫球、游艇、帆船等10多个项目,参赛人数超过10万人次。大量的体育人才、资金、项目涌入湾区,政府、企业和社团组织共同联动,粤港澳体育产业进入全面合作阶段。

    尽管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一是目前粤港澳的体育交流与合作集中体现在体育赛事的合作,交流与合作形式较单一,和其他体育业态的交流与合作还较少,体育产业合作层次不高;二是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集中体现在广州、深圳和香港等核心城市,与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还相对匮乏,未形成有效的体育产业合作与分工机制。

    3?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体育管理体制存在较大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1个国家、2种制度、3个关税区、3个法律体系,“9+2”的组成模式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城市群的定位。香港、澳门采取自由经济制度,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而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强调宏观调控,通过一些行政指令来干预市场主体行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差异造成了三地在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和經济制度的差异,也导致三地在政府功能、规划内涵及执行力等的差异。

    香港和澳门的体育管理体制都是以社会主导为主,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内地的体育管理体制则是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权力大、执行力强[9]。在体育产业发展方面,香港和澳门政府没有制定综合性发展规划,行政效率相对较低。而近年来国务院和国家体育总局等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政策文件,广东省政府也出台了体育产业相关政策,行政效率高。粤港澳体育管理体制的差异,导致在体育产业合作方面存在瓶颈和障碍,要进一步促进粤港澳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就必须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突破。

    3.2? 缺乏统一的体育产业协调机制

    虽然近年来粤港澳三地推出了一些深化合作的制度安排,包括建立粤港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但三地政府的协调机制依然不畅。即使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该局面仍未取得实质性改善。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3个省级行政单位,缺乏一个超省级的行政机构对区域内体育产业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协调区域内体育产业分工和发展。目前,三地体育产业发展均从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出发,湾区城市各自为政,导致湾区体育产业同质化严重,体育产业集聚效应不强。此外,协调机制缺乏还导致湾区体育产业发展的互不相容、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等问题。如香港、广州、深圳和珠海竞相举办网球公开赛,近年来广州、佛山、深圳相继举办马拉松赛,并与原有的澳门国际马拉松(1981年创办)和香港马拉松(1997年创办)形成同质化竞争态势。

    3.3? 体育产业要素流动受阻

    粤港澳三地的关税水准、资金流通制度、投资开放程度、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实质性区别[10],也导致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体育产业要素流动受阻。首先,粤港澳在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监管制度的差异导致联合承办体育赛事受到诸多限制。如需要同时满足三地的相关规定和审批条件,限制了赛事资源的自由流动。其次,由于广东省对香港和澳门企业及机构承办体育赛事、开展体育培训等设置了较高门槛,增加了港澳企业进入广东体育产业领域的难度。

    粤港澳三地体育行业服务标准和规则也存在差异。由于三地关税制度不同以及体育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监管不统一,导致体育产品和服务在通关时面临障碍。此外,粤港澳体育资格证书如教练员、指导员、培训师等不能互认,并且香港和澳门实行人才准入制度,阻碍了三地的体育人才流动。

    4?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理性思考

    4.1? 区域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及应用

    区域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受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引导。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经济分析中,研究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道格拉斯·诺斯、戴维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在科斯的基础上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先后撰写《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等专著,创造性地将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组织分析运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分析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等,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1]。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除了经济理论的三大传统基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外,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基石。

    国际湾区的发展和粤港澳合作的历程显示,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对湾区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际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发展经验看,带有明显行政区域界限的湾区在制度或规则上的差异阻碍了区域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融合发展。因此,打破行政区域划分格局是提升整体湾区经济发展效率和发展水平的前提。纽约湾区建立了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定期统一规划湾区发展,至今已发布了4次纽约大都市地区规划,通过建立持久的、有针对性的城市规划部署机制来解决湾区发展中的管辖盲区问题和治理低效问题[9]。东京湾区在1951年就颁布了《港湾法》,对湾区的规模和政策进行了统一规划部署,并逐步构建和完善了湾区法律保障体系,同时通过具有延续性、可调整的统一规划来实现湾区经济的深度融合[12]。再如,在被誉为桥梁界“珠穆朗玛峰”的港珠澳大桥超级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中,粤港澳三地通过顶层设计和独特的制度安排使得港珠澳大桥克服了三地在法律制度、行政制度以及相关规则标准的差异,使该超级工程得以顺利完成和全线通行[13]。由此可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的协同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需要在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上系统规划。

    4.2? 区域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理论及应用

    区域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是研究要素资源在一定地域空间的优化配置与组合以实现区域的最大产出,其理论基础是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论。早期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及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共同构成了传统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强调外在比较优势如资本、技术、资源禀赋等差异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14]。新贸易理论作为对传统贸易理论的补充与发展,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引入,强调即使不存在资源和技术差异时,规模经济也能够促进国际贸易,并且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偏好会导致产业在该区域的集聚[15]。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波特钻石”模型,认为一个地区产业集聚的竞争力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政府和机遇6个因素有关。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把空间思想引入,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解释了区域的内生性和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推进[16]。

    区域产业的分工布局能带来专业化的生产,降低生产成本,而区域产业的集聚也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市場竞争,形成区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从国际湾区的发展经验来看,东京湾区强调产业的专业分工和错位发展,最大化利用各个城市的优势,将核心区东京建设为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和对外贸易中心,而在横滨等城市建设制造产业园区等,实现区域间的分工和协作。旧金山湾区强调产业的集聚发展,以世界著名的高科技研发基地硅谷为中心,汇聚了惠普、英特尔、谷歌、苹果公司、思科等众多高科技企业,周边的其他城市则为硅谷提供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输出服务,最大程度地发挥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协同效应[12]。可见,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结合湾区城市的比较优势,利用区域体育产业的分工和集群,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

    5?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

    5.1? 改革和创新粤港澳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管理体制

    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决策的组织体系与协调机制,构建从地方到中央的多层次、专项与长期相结合的组织管理架构。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前期,组建由粤港澳三地政府代表共同组成,国家体育总局、广东省体育局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安排人员联络和指导的“粤港澳体育工作协调小组”,下设“粤港澳体育工作协调办公室”,负责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重大问题和任务的协调与决策,保证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管理和协调工作的进行。当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协调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组建“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和“粤港澳大湾区体育管理局”,负责大湾区体育的建设与管理。编制《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湾区内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和公共服务等政策,通过建立全局性、针对性和延续性的体育产业规划机制来解决湾区体育产业发展的问题。

    5.2? 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体育产业发展合作机制

    粤港澳三地的合作既要有政府间的沟通合作,也要有民间自发的交流合作,这样才能加快促进三地的融合发展。要充分发挥大湾区各企业和社会团体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为民间体育交流平台破除障碍,增进粤港澳三地体育企业和体育社团的交流和沟通,进而促进湾区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高效流动,促进湾区体育产业的发展。具體而言,建立大湾区管理的各运动项目协会联盟,负责管理大湾区相关体育项目事务,充分发挥协会在联系三地政府、企业和个人中的作用,推动三地体育产业要素自由流动。成立大湾区体育企业家联盟,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固定办公场所和专业的管理人员,以负责日常的管理,为大湾区企业交流合作提供高时效、高质量的服务。

    5.3? 构建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以体育产业链分工为重点,优化大湾区体育产业结构。利用香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深圳高科技发达、东莞佛山制造业领先的选择,打造高端体育用品产业链。培育由香港主营赛马和马术表演、澳门主营赛马博彩、广州(从化)主营马匹饲养和训练,东莞、佛山主营马具用品以及赛马设备制造的完整赛马产业链。以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健身休闲为重点,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现代化体育服务业体系,助力大湾区的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大湾区拥有的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设施,丰富的水、陆、空和山地体育资源,由高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机场以及跨海大桥等构成的世界一流的立体交通体系,举办夏季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5.4? 以体育产业全面融合为重点,实现大湾区体育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大湾区的体育产业全面融合包括湾区体育产业内部的要素融合以及湾区内体育产业与其它业态的融合。一是积极推进湾区体育产业内部的要素融合,通过资源集聚创建湾区体育产业示范区。依托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商贸服务、金融服务、信息资讯、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在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粤港澳体育服务贸易合作示范区,在深圳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粤港澳体育金融合作示范区,在珠海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粤港澳体育人才合作示范区,推动粤港澳体育产业要素的全面融合。二是借助香港和澳门在服务业的优势,建立多部门和多产业的合作机制,推进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体育+”,推进体育与科技、娱乐、旅游、文化、动漫、健康、养老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形成体育产业新业态,推动形成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5.5? 巩固和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集群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是体育用品业、体育竞赛表演业和体育休闲旅游的主要聚集地。巩固和完善区域主导体育产业的发展,建立不同的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模式,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路径。结合湾区城市的资源优势,构建以“穗深港”(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的体育竞赛表演集群圈、以“深莞佛”(深圳、东莞、佛山)为核心的体育用品集群圈、以“澳珠肇惠”(澳门、珠海、肇庆、惠州)为核心的体育休闲旅游集群圈和以“中佛江”(中山、佛山、江门)为核心的传统体育文化集群圈,实现湾区体育产业的集群发展。

    5.6? 打造和创建国际化和本土化、高品质和生活化的体育生活圈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承载着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战略使命,同时也肩负着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建设的重大民心工程。充分发挥体育在教育、人文、人才集聚、就业创业、体育旅游休闲、国际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打造和创建国际化和本土化、高品质和生活化相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体育生活圈: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体育教育优质生活圈,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核心和国际文化相融合的体育人文优质生活圈,高端化和专业性结合的高端体育人才聚集优质生活圈,高品质与生活化相结合的体育旅游和休闲娱乐优质生活圈。

    参考文献:

    [1] 刘云刚,侯璐璐,许志桦.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现状、问题与展望[J]. 城市观察,2018(1):7-25.

    [2] 陈燕,林仲豪.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同的灰色关联分析与协调机制创新[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8):89-97.

    [3] JOHN J S,ANDREW Z. The economics of sports facilities and their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0(3):95-114.

    [4] ROBERT C,MICHAEL D. Walking,bicycling,and urban landscapes:Evidence from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3(9):1478-1483.

    [5] AGHA,NOLA,TAKS,et al. Modeling resident spending behavior during sport events: Do residents contribute to economic impact?[J]. Sport Management,2018(3):21.

    [6] SUJATA S G,TIMOTHY R. Towards smarter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smart metropolitan regional development [M]. Springer,2018.

    [7] JONATHAN T. The Impact of walkability on home values:findings from neighborhoods in three Bay Area Cities[D]. San Luis Obispo: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2017.

    [8] TADAHITO Y. Reconstruction of marginality:The Tokyo Bay Area in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C]. Planetary Atmospheres and Urban Society After Fukushima,2017.

    [9] 謝许潭. 借鉴与合作: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知名湾区的互动新态势分析[J]. 城市观察,2018(1):36-48.

    [10] 张立真,王喆. 粤港澳大湾区:演进发展、国际镜鉴与战略思考[J]. 改革与战略,2018(3):73-77+122.

    [11]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12] 申明浩,杨永聪. 国际湾区实践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J]. 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17(7):9-13.

    [13] 袁佩如. 跨越“一国两制三地”,港珠澳大桥是如何顺利“通关”的?[R].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018-10-23.

    [14] 冷柏军,张玮.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5]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950-959.

    [16]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1,49(1):13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