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慈善义演活动探析
郭常英+贾萌萌
摘 要：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了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多种渠道筹款开展救济活动，其中义演筹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举办音乐会、慈善舞会、游艺会、义赛、义映电影等形式进行筹款，为战时孤儿、伤兵难民、受灾民众等提供援助。其作用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扩大了宣传，另一方面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
关键词：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慈善义演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25-05
为了争取外援，支持中国抗战，宋庆龄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1945年12月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保卫中国同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目前学界关于保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叙述、回忆性论述为主，如吴大琨介绍了保盟的成立以及为支援抗战开展的工作①；许乃波介绍了保盟的成立、任务、成员以及开展的抗战工作②；林影阐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对支援抗战所做的贡献，与各种倒退、分裂活动进行斗争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③朱敏彦对保卫中国同盟的创立背景、创立过程以及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援助进行详细的论述④；张鹏斗介绍了全面抗战中“保盟”的筹建、“保盟”的救援工作、“保盟”存在的历史意义等⑤；徐锋华介绍了1938—1958年保盟的创建与沿革、开展的工作以及宋庆龄的社会权力关系网络⑥。《中国福利会志》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福利会的情况，包括其成立的背景、任务、组织机构、名称变更、成员情况等。⑦其他相关宋庆龄的书籍中大多都涉及保盟，但对保盟义演活动的研究较少。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对抗战时期保盟的义演活动进行研究，希可弥补目前有关保盟研究的不足。
一、保盟的成立及其慈善救助活动
1.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援，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6月，在香港九龙嘉林边道寓所小客厅里，宋庆龄正式向世界宣告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发表了她签署的著名的《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⑧该组织由宋庆龄担任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任会长，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赛尔温—克拉克为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担任司库，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爱泼斯坦担任宣传，廖承志、廖梦醒、邓文钊、邹韬奋等人也参与其中。⑨其宗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旗帜下，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联系。”⑩保盟在发表的成立宣言中称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B11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民间组织，不从属于任何政党，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坚定的原则。
2.保卫中国同盟的慈善救助活动
抗战时期，保盟为支援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通过多渠道筹款开展救济活动，如向中外人士募款、举行义演筹款、组织义卖活动、通过报刊进行募捐等。无论是前期在香港抑或后期在重庆，保盟均组织了多次的慈善救助活动，给中国的抗日战争以有力的支援。如1939年年初，中国妇女救援会香港分会、香港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香港中國妇女俱乐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广东妇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帮助保盟募集4500多件中国艺术品，运往纽约、巴黎和伦敦进行出售，所得收入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B121939年年初，哥伦比亚温哥华华人爱国同盟向保盟赠送5副卡车底盘，要求运送给西北游击战士，保盟为之配备了车身、汽油及运费，但这些卡车所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济物资只用2辆卡车就可装满。B13保盟为了不使运给西北游击战士的5辆卡车空载，组织了“卡车满载运动”。“3月11日，5辆卡车，装载了15吨物资，由两名医生和15名驾驶员护送经海防开往内地。”B14此次“卡车满载运动”为西北地区的难民和伤员筹募到了急需物品，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保盟为帮助战斗中的游击战士抵御严冬，于1939年5月发起“两万毛毯运动”，国外援华团体积极响应这一运动，“在半年时间内，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捐献了毛毯和资金，2万条毛毯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B151939年11月，保盟发行圣诞卡以便筹募救济基金。“共印制1000份，由美国华盛顿的中国救亡协会、纽约的美国援华会、檀香山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和菲律宾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菲律宾委员会发行。这次圣诞卡，共售得380.80美元、772.28港元和274.46比索。”B161941年，黄泛区灾情十分严重，诸多难民流浪于西北地区，为救济华北灾民，宋庆龄领导保盟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孙夫人为推动（一碗饭运动）一日晚招待各界、中西人士赴会者数百人、情绪热烈。孙夫人席间说明此次筹款、专为（工合）用以救济黄河水灾难民。”B17“出售餐券和捐款总共收入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国币。”B18所得收入全部用于救济难民及安排难民就业。1941年11月，为推动工合运动的发展，保盟举办了由国货展销和游艺活动两部分组成的嘉年华会。“嘉年华会于11月11日下午，在香港嘉路连山道旁海军球场开幕，开幕式由威尔逊主持，宋庆龄剪彩，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嘉文、阮维杨、何香凝、福克斯、钟秉锋和美国作家思安等。会期3周。此次共筹得2万港元。”B19但由于香港沦陷，所筹募的资金并未及时用于工合运动。
保盟诞生于全面抗战时期，成立之后致力于支援中国抗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慈善救助活动，其中组织的电影义映、义赛、游艺会、慈善舞会等义演活动是整个慈善救助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保盟居港时期的慈善义演活动
保盟在香港成立之后便积极从事支援中国抗战事业，如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援助、开展慈善救助活动等，其在义演筹款慈善救助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保盟在香港时期举办义演的过程中，其义演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灵活多样的。
1.举行游艺大会以筹募资金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伤兵难民日渐增多，迫切需要赈济。1939年7月，为赈济伤兵难民，“保盟与香港妇女界联名邀请艺术界举行茶话会，当即决定举办侨港艺术家联合筹赈游艺大会，推举谢纫余、廖梦醒、欧阳予倩、马师曾、薛竟先、李化、严梦、苏怡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游艺、票务4部，负责筹备”B20。游艺大会在8月10日和11日举行，当时参与演出的有容玉意、容小意、卢翠兰、吴楚凡、胡美伦、紫罗兰、李绮年、李楚年等人，出演的节目主要有话剧、凤阳花鼓、京韵大鼓、粤剧、草裙舞等。这次慈善义演活动进展顺利，募集资金11000港元，募集到的资金在一程度上帮助了伤兵难民。
2.举行音乐舞蹈会筹募资金
保盟将儿童视为民族的未来，“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B21。为了救济战争中的孤儿，宋庆龄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灾儿童伸出援助之手。救济战灾儿童缺少资金支持，保盟便通过组织义演活动筹募资金。1940年10月18日，保盟在香港半岛酒店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会。“到中外各界名流四百余人，港代督岳桐亦莅会参加，情形热烈，成绩甚佳。”B22“9点半以前所有票子都已售完，虽然尽力增设席位，仍有相当多人的怏然离去。”B23此次演出有舞蹈家戴爱莲、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等著名人士参与，剧目有单人舞、现代舞、独唱、长笛独奏、四重奏等。“由于许多来访的和本埠的艺术家的热诚支持，上演的节目格外精彩。演出会无论是作为音乐表演还是募捐项目，都获得了重大成功。3685.35元的净收入将用作保盟战争孤儿基金。”B24
1941年1月22日，为了援助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帮助在抗战期间遭到轰炸的昆明惠滇医院的重新建设，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会，为其进行募捐。“参加演出的有：戴爱莲、斯义桂和冯显聪领导的中华歌咏班。”B25“晚会净收入4500元，捐赠给国际和平医院和昆明惠滇医院。”B26
3.义映电影筹募资金
抗战时期国际和平医院缺医少药，缺乏必要的医疗设施，为了使国际和平医院更好地开展救护工作，保盟多次为其举办募捐活动。1940年2月，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放映了反映墨西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影片《裘莱士》。“影片放映前，插映了一部当地摄制的短片，片中由香港主教何明华和孔祥熙女儿孔令伟讲述国际和平医院的目标以及为什么需要在香港开展新的募捐活动。”B27“2月6日义演收入中超过平常票价的部分，以及2月8日春节（阴历新年）演出的全部收入，都充作国际和平医院基金，按此计算，两天的净收入超过3000元。”B28
1941年4月2日，保盟再次组织了义演活动以帮助战争孤儿，在李剧院放映了反法西斯的电影《牧师礼堂》。“出席观看的有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以及许多知名的英国和中国朋友。全部净收入为3217.30元港币，开支只有60元。”B29义演所得的收入全部用于救济战争孤儿。
义演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展开，可以引起义演活动参与者的兴趣，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义演活动中，相反的，若拘泥于一种形式则容易使人产生疲劳感，不利于义演活动更好地开展。
此外，义演活动的成功，也与诸多中外各界名流参与有关。如欧阳予倩是早期话剧的开拓者，也是著名的京剧家，与梅兰芳齐名，当时有“南欧北梅”之称；马师曾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被稱为“粤剧泰斗”“一代伶王”。B301940年2月放映《裘莱士》影片募捐时，“出席观看的有香港总督罗富国和夫人、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和夫人、英国驻香港水域舰队司令佩西·诺伯尔和夫人、香港驻军司令A.E.格雷塞特和夫人，宋子文和夫人、中国红十字会主席卫正廷、孙科夫人、罗伯特·何东，周寿臣等”B31。有中外各界名流参与义演活动，增强了义演活动的影响力，有利于活动的顺利开展。
保盟组织的义演活动还起到了借助义演、宣传抗战的作用。如1940年2月放映的《裘莱士》，即借以暗示中国当前的时局跟墨西哥相似，激起民众反抗的斗志。通过放映电影，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更愿意伸出援手支援中国抗战。又如1941年1月，戴爱莲的独舞《东江》，是戴爱莲根据当时真实的报道创作的。“舞蹈表现了广东东江的渔民们给东江游击队送物资时遭到日机的轰炸，渔民们在船翻人伤的情况下，努力抢救物资，充满着复仇的决心。”B32
三、保盟居渝时期的慈善义演活动
香港沦陷后，宋庆龄离开香港，前往重庆，领导保盟继续开展工作。在重庆时期，保盟同样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义演活动救助社会各界。
1.救助灾荒地区
抗战期间，多地发生灾害，保盟组织各种义演募捐支援灾区。如1942—1943年中原大旱，庄稼歉收，十室九空，灾情异常严重。“加上蝗虫为害，饿死的百姓达400万以上。”B33为了救济河南的灾民，保盟组织了赈豫足球义赛。“1943年5月13日下午，宋庆龄亲自出席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球场举行的开幕式，并为球场开球。”B34“所筹得国币十五万五千五百卅元。”B35此次义演活动所募集的资金虽未能解决河南省灾情严重之现状，但在一定程度上救济了河南灾民。
1943年广东旱灾，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多之久，造成了严重的大饥荒。“全省大旱灾，加上疫症流行，估计全省死约300万人。”B36宋庆龄于7月4日在道门口银行界同人进修社举办赈灾游艺会，为广东灾民筹款，参加此次义演活动的是一些国家篮球队队员以及业余艺人。“该会共筹得国币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八元五角二分，连同陈光甫先生所捐赠国币五千元，共得国币廿万〇一千八百四十八元五角二分。”B37所筹得的款项全部用于救济饱受饥荒的广东灾民。广东旱灾一直持续到1944年，灾情仍然十分严峻。宋庆龄于1944年2月再次组织义演为广东灾民筹款。“孙夫人及英大使薛穆夫人系筹振粤灾，特发起于二月三四日两晚，假银社上演二幕英文乐剧（杂耍）。”B38这次义演活动进展得十分顺利，为粤灾“实筹得国币三十八万一千零八十二元三角六分，已分送广东万国救济会和曲江万国医疗队等，分别进行救济”B39。保盟组织的义演活动在整个救济粤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社会秩序，安抚了民心，使中国军民全身心投入抗战事业中。
抗战期间湖南自然灾害频仍，为援助湘灾，保盟于1944年4月组织义演活动进行募捐。“孙夫人为筹赈湘灾，特约舞蹈家戴爱莲女士及中国舞蹈艺术社与斯义桂教授，中华交响乐团，于本月十四日晚八时，假国泰大戏院表演音乐舞蹈。”B40此次义演活动净得459648元法币，由湖南省政府驻渝办事处转汇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代为施赈。B41
2.救助贫困
湘桂战争结束之后，旅居桂林的作家大部分都疏散到了柳州。为救助贫病的作家，帮其返渝，度过困难时期，保盟举办慈善舞会帮助全国文协筹款。1944年9月，“孙夫人发起之援助贫病作家舞会，定于今明两晚假胜利大厦大厅举行，两夜入场券共六百张，早已售罄”B42。“全国文协赠送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曹禺、巴金、雪峰等人的著作，作为晚会的奖品。”B43这次义演活动成功募集到救助资金，“总数约为八十万，即将转交全国文协，分配贫病作家”B44。这一义演活动救助了许多贫病的作家，帮其解决了困难，有利于作家更好地开展文学作品创作。
3.为慈善机构和学校募捐
1945年5月，保盟为救助重庆市救济院和工合学校，举办舞会筹募资金。“于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晚间假胜利大厦举行舞会，筹款半数拨交市救济院，半数拨交工会培黎学校。”B45这次舞会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支持，参加者主要是盟军军官和士兵，一些外国要员也出席了舞会。“舞会收入约计200万元法币，一半交重庆市救济院，一半交山丹培黎学校。”B46这次义演活动所得的捐款对重庆市救济院难童和工合学校安装机械设备起了很大的作用，帮助解决救济院的困难以及促进学校发展。
保盟在重庆时期组织的义演活动涉及赈灾、助贫等方面，其形式多种多样，有足球义赛、游艺会、音乐舞蹈义演及慈善舞会。就观众而言，一方面满足了自身娱乐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够助人为善，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此时的义演活动与以往的义演相比，其功能更加齐全，除传统的救灾义演外，对贫困作家的救助，体现出其涉及范围渐广与这一时期义演的相对成熟。保盟在国统区组织的义演活动，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1944年赈济湘灾义演由重庆市长贺耀祖夫人主持，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斯义桂积极响应参加义演，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等观看演出。B47一方面体现出保盟的义演活动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各方对义演活动的肯定与支持。正是由于各方人士的支持，义演活动在这一时期才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从演出形式、演出规模、救助对象以及宣传模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对义演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中国民众深受战乱的影响，加之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民心不稳，保盟所组织的义演活动，所筹资金用于赈灾、助贫，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民心，增强民众抗战信心的作用。
四、结语
保盟在香港期间所组织的慈善义演主要有电影义映、音乐舞蹈会以及戏剧义演；在重庆期间的组织的慈善义演有足球义赛、游艺会、音乐舞蹈义演及慈善舞会。在重庆时期，保盟义演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较之前增加了一些新的义演形式，丰富了慈善义演救助活动的内容，吸引民众参与其中，有助于募集资金进行救济。保盟居港时期组织的慈善义演活动除了募集资金进行救济外，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借助义演、宣传抗战的作用。如1939年组织的义演活动，出演剧目有《焦土抗战》《最后胜利》《龙城飞将》等，此类的话剧表达了抗战的决心以及坚信中国抗战会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1940年2月保盟组织电影义映，放映墨西哥反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的电影《袭莱士》，暗示中国现状，使观众感受中国面临的危机，为中国抗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941年1月，保盟组织了音乐舞蹈会，其中舞蹈《东江》深刻揭示了日本的法西斯罪行，激起观众的爱国热情。通过舞蹈、电影、话剧等这些有画面感的形式，观众对法西斯的罪行有了切身体会，进而认清中国的现状，坚定抗战的决心。而保盟在重庆时期组织的义演活动则主要突出其救济作用，如对豫灾、粤灾、湘灾以及贫病作家的救济，较保盟在香港时期组织的义演活动而言其宣传抗战的作用不突出。
保盟通过义演活动筹募资金、宣传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B48。抗战时期作为一个特殊的时期，期间保盟所开展的义演活动有其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抗战时期保盟义演活动呈现出义演活动形式多样、中外知名人士参与义演、借助义演宣传抗战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保盟的义演活动主要起到了对伤兵难民的救济以及对抗日战争宣传的作用。总之，保盟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其义演活动在抗战时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注释
①吴大琨：《孤岛上的“保卫中国同盟”》，《群言》1987年第8期。
②许乃波：《回忆抗战时期的宋庆龄》，《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③林影：《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④朱敏彦：《宋庆龄与八路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⑤张鹏斗：《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档案建设》2015年第11期。
⑥徐锋华：《身份、组织与政治：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研究（1938—1958）》，上海書店，2013年。
⑦《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⑧黄牛：《中国福利会》，《今日中国》1998年第6期。
⑨莫世祥、陈红：《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纪实》，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⑩袁旭、党德信：《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44页。
B11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B12B13B18B23B29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第20、6、398—399、223、323页。
B14B16B19B20B27B31B46B47《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36、139、139、137、137、137、141、141页。
B15丁卫平：《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B17《孙夫人推动一碗饭运动》，《中央日报》1941年7月3日，第2页。
B21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 宋庆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B22《港保卫中国同盟举行茶舞会》，《中央日报》1940年10月20日，第3页。
B24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
B25B41仝妍：《现代性与大众化：中国现当代舞蹈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96页。
B26盛永华：《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5页。
B28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B30韦祖庆：《贺旅历史名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
B32余俊杰、刘中国：《白石龙大营救始末》，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489页。
B33政协北京市昌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昌平文史资料·第八辑·纪念南口战役70周年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B34王鑫宏：《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8页。
B35《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一再感谢赈灾人士》，《新华日报》1943年9月2日，第3页。
B36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1页。
B37《赈济粤灾游艺会》，《新华日报》1943年7月16日，第3页。
B38《赈灾》，《中央日报》1944年1月23日，第3页。
B39《粤灾筹赈会》，《新华日报》1944年3月18日，第3页。
B40《孙夫人主持筹赈湘灾》，《新华日报》1944年4月7日，第3页。
B42《援助贫病作家舞会》，《大公报》1944年9月29日，第3页。
B43胡北淇主编，宋庆龄基金会重庆市分会编：《宋庆龄诞辰百周年学术论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0页。
B44《援助贫病作家》，《大公报》1944年10月6日，第3页。
B45《舞會筹款》，《大公报》1945年5月10日，第3页。
B48徐锋华：《身份、组织与政治：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研究（1938-1958）》，上海书店，2013年，第64页。
责任编辑：王 轲
摘 要：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了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多种渠道筹款开展救济活动，其中义演筹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举办音乐会、慈善舞会、游艺会、义赛、义映电影等形式进行筹款，为战时孤儿、伤兵难民、受灾民众等提供援助。其作用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扩大了宣传，另一方面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
关键词：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慈善义演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25-05
为了争取外援，支持中国抗战，宋庆龄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1945年12月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保卫中国同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目前学界关于保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叙述、回忆性论述为主，如吴大琨介绍了保盟的成立以及为支援抗战开展的工作①；许乃波介绍了保盟的成立、任务、成员以及开展的抗战工作②；林影阐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对支援抗战所做的贡献，与各种倒退、分裂活动进行斗争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③朱敏彦对保卫中国同盟的创立背景、创立过程以及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援助进行详细的论述④；张鹏斗介绍了全面抗战中“保盟”的筹建、“保盟”的救援工作、“保盟”存在的历史意义等⑤；徐锋华介绍了1938—1958年保盟的创建与沿革、开展的工作以及宋庆龄的社会权力关系网络⑥。《中国福利会志》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福利会的情况，包括其成立的背景、任务、组织机构、名称变更、成员情况等。⑦其他相关宋庆龄的书籍中大多都涉及保盟，但对保盟义演活动的研究较少。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对抗战时期保盟的义演活动进行研究，希可弥补目前有关保盟研究的不足。
一、保盟的成立及其慈善救助活动
1.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援，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6月，在香港九龙嘉林边道寓所小客厅里，宋庆龄正式向世界宣告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发表了她签署的著名的《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⑧该组织由宋庆龄担任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任会长，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赛尔温—克拉克为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担任司库，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爱泼斯坦担任宣传，廖承志、廖梦醒、邓文钊、邹韬奋等人也参与其中。⑨其宗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旗帜下，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联系。”⑩保盟在发表的成立宣言中称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B11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民间组织，不从属于任何政党，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坚定的原则。
2.保卫中国同盟的慈善救助活动
抗战时期，保盟为支援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通过多渠道筹款开展救济活动，如向中外人士募款、举行义演筹款、组织义卖活动、通过报刊进行募捐等。无论是前期在香港抑或后期在重庆，保盟均组织了多次的慈善救助活动，给中国的抗日战争以有力的支援。如1939年年初，中国妇女救援会香港分会、香港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香港中國妇女俱乐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广东妇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帮助保盟募集4500多件中国艺术品，运往纽约、巴黎和伦敦进行出售，所得收入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B121939年年初，哥伦比亚温哥华华人爱国同盟向保盟赠送5副卡车底盘，要求运送给西北游击战士，保盟为之配备了车身、汽油及运费，但这些卡车所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济物资只用2辆卡车就可装满。B13保盟为了不使运给西北游击战士的5辆卡车空载，组织了“卡车满载运动”。“3月11日，5辆卡车，装载了15吨物资，由两名医生和15名驾驶员护送经海防开往内地。”B14此次“卡车满载运动”为西北地区的难民和伤员筹募到了急需物品，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保盟为帮助战斗中的游击战士抵御严冬，于1939年5月发起“两万毛毯运动”，国外援华团体积极响应这一运动，“在半年时间内，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捐献了毛毯和资金，2万条毛毯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B151939年11月，保盟发行圣诞卡以便筹募救济基金。“共印制1000份，由美国华盛顿的中国救亡协会、纽约的美国援华会、檀香山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和菲律宾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菲律宾委员会发行。这次圣诞卡，共售得380.80美元、772.28港元和274.46比索。”B161941年，黄泛区灾情十分严重，诸多难民流浪于西北地区，为救济华北灾民，宋庆龄领导保盟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孙夫人为推动（一碗饭运动）一日晚招待各界、中西人士赴会者数百人、情绪热烈。孙夫人席间说明此次筹款、专为（工合）用以救济黄河水灾难民。”B17“出售餐券和捐款总共收入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国币。”B18所得收入全部用于救济难民及安排难民就业。1941年11月，为推动工合运动的发展，保盟举办了由国货展销和游艺活动两部分组成的嘉年华会。“嘉年华会于11月11日下午，在香港嘉路连山道旁海军球场开幕，开幕式由威尔逊主持，宋庆龄剪彩，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嘉文、阮维杨、何香凝、福克斯、钟秉锋和美国作家思安等。会期3周。此次共筹得2万港元。”B19但由于香港沦陷，所筹募的资金并未及时用于工合运动。
保盟诞生于全面抗战时期，成立之后致力于支援中国抗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慈善救助活动，其中组织的电影义映、义赛、游艺会、慈善舞会等义演活动是整个慈善救助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保盟居港时期的慈善义演活动
保盟在香港成立之后便积极从事支援中国抗战事业，如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援助、开展慈善救助活动等，其在义演筹款慈善救助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保盟在香港时期举办义演的过程中，其义演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灵活多样的。
1.举行游艺大会以筹募资金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伤兵难民日渐增多，迫切需要赈济。1939年7月，为赈济伤兵难民，“保盟与香港妇女界联名邀请艺术界举行茶话会，当即决定举办侨港艺术家联合筹赈游艺大会，推举谢纫余、廖梦醒、欧阳予倩、马师曾、薛竟先、李化、严梦、苏怡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游艺、票务4部，负责筹备”B20。游艺大会在8月10日和11日举行，当时参与演出的有容玉意、容小意、卢翠兰、吴楚凡、胡美伦、紫罗兰、李绮年、李楚年等人，出演的节目主要有话剧、凤阳花鼓、京韵大鼓、粤剧、草裙舞等。这次慈善义演活动进展顺利，募集资金11000港元，募集到的资金在一程度上帮助了伤兵难民。
2.举行音乐舞蹈会筹募资金
保盟将儿童视为民族的未来，“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B21。为了救济战争中的孤儿，宋庆龄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灾儿童伸出援助之手。救济战灾儿童缺少资金支持，保盟便通过组织义演活动筹募资金。1940年10月18日，保盟在香港半岛酒店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会。“到中外各界名流四百余人，港代督岳桐亦莅会参加，情形热烈，成绩甚佳。”B22“9点半以前所有票子都已售完，虽然尽力增设席位，仍有相当多人的怏然离去。”B23此次演出有舞蹈家戴爱莲、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等著名人士参与，剧目有单人舞、现代舞、独唱、长笛独奏、四重奏等。“由于许多来访的和本埠的艺术家的热诚支持，上演的节目格外精彩。演出会无论是作为音乐表演还是募捐项目，都获得了重大成功。3685.35元的净收入将用作保盟战争孤儿基金。”B24
1941年1月22日，为了援助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帮助在抗战期间遭到轰炸的昆明惠滇医院的重新建设，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会，为其进行募捐。“参加演出的有：戴爱莲、斯义桂和冯显聪领导的中华歌咏班。”B25“晚会净收入4500元，捐赠给国际和平医院和昆明惠滇医院。”B26
3.义映电影筹募资金
抗战时期国际和平医院缺医少药，缺乏必要的医疗设施，为了使国际和平医院更好地开展救护工作，保盟多次为其举办募捐活动。1940年2月，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放映了反映墨西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影片《裘莱士》。“影片放映前，插映了一部当地摄制的短片，片中由香港主教何明华和孔祥熙女儿孔令伟讲述国际和平医院的目标以及为什么需要在香港开展新的募捐活动。”B27“2月6日义演收入中超过平常票价的部分，以及2月8日春节（阴历新年）演出的全部收入，都充作国际和平医院基金，按此计算，两天的净收入超过3000元。”B28
1941年4月2日，保盟再次组织了义演活动以帮助战争孤儿，在李剧院放映了反法西斯的电影《牧师礼堂》。“出席观看的有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以及许多知名的英国和中国朋友。全部净收入为3217.30元港币，开支只有60元。”B29义演所得的收入全部用于救济战争孤儿。
义演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展开，可以引起义演活动参与者的兴趣，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义演活动中，相反的，若拘泥于一种形式则容易使人产生疲劳感，不利于义演活动更好地开展。
此外，义演活动的成功，也与诸多中外各界名流参与有关。如欧阳予倩是早期话剧的开拓者，也是著名的京剧家，与梅兰芳齐名，当时有“南欧北梅”之称；马师曾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被稱为“粤剧泰斗”“一代伶王”。B301940年2月放映《裘莱士》影片募捐时，“出席观看的有香港总督罗富国和夫人、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和夫人、英国驻香港水域舰队司令佩西·诺伯尔和夫人、香港驻军司令A.E.格雷塞特和夫人，宋子文和夫人、中国红十字会主席卫正廷、孙科夫人、罗伯特·何东，周寿臣等”B31。有中外各界名流参与义演活动，增强了义演活动的影响力，有利于活动的顺利开展。
保盟组织的义演活动还起到了借助义演、宣传抗战的作用。如1940年2月放映的《裘莱士》，即借以暗示中国当前的时局跟墨西哥相似，激起民众反抗的斗志。通过放映电影，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更愿意伸出援手支援中国抗战。又如1941年1月，戴爱莲的独舞《东江》，是戴爱莲根据当时真实的报道创作的。“舞蹈表现了广东东江的渔民们给东江游击队送物资时遭到日机的轰炸，渔民们在船翻人伤的情况下，努力抢救物资，充满着复仇的决心。”B32
三、保盟居渝时期的慈善义演活动
香港沦陷后，宋庆龄离开香港，前往重庆，领导保盟继续开展工作。在重庆时期，保盟同样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义演活动救助社会各界。
1.救助灾荒地区
抗战期间，多地发生灾害，保盟组织各种义演募捐支援灾区。如1942—1943年中原大旱，庄稼歉收，十室九空，灾情异常严重。“加上蝗虫为害，饿死的百姓达400万以上。”B33为了救济河南的灾民，保盟组织了赈豫足球义赛。“1943年5月13日下午，宋庆龄亲自出席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球场举行的开幕式，并为球场开球。”B34“所筹得国币十五万五千五百卅元。”B35此次义演活动所募集的资金虽未能解决河南省灾情严重之现状，但在一定程度上救济了河南灾民。
1943年广东旱灾，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多之久，造成了严重的大饥荒。“全省大旱灾，加上疫症流行，估计全省死约300万人。”B36宋庆龄于7月4日在道门口银行界同人进修社举办赈灾游艺会，为广东灾民筹款，参加此次义演活动的是一些国家篮球队队员以及业余艺人。“该会共筹得国币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八元五角二分，连同陈光甫先生所捐赠国币五千元，共得国币廿万〇一千八百四十八元五角二分。”B37所筹得的款项全部用于救济饱受饥荒的广东灾民。广东旱灾一直持续到1944年，灾情仍然十分严峻。宋庆龄于1944年2月再次组织义演为广东灾民筹款。“孙夫人及英大使薛穆夫人系筹振粤灾，特发起于二月三四日两晚，假银社上演二幕英文乐剧（杂耍）。”B38这次义演活动进展得十分顺利，为粤灾“实筹得国币三十八万一千零八十二元三角六分，已分送广东万国救济会和曲江万国医疗队等，分别进行救济”B39。保盟组织的义演活动在整个救济粤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社会秩序，安抚了民心，使中国军民全身心投入抗战事业中。
抗战期间湖南自然灾害频仍，为援助湘灾，保盟于1944年4月组织义演活动进行募捐。“孙夫人为筹赈湘灾，特约舞蹈家戴爱莲女士及中国舞蹈艺术社与斯义桂教授，中华交响乐团，于本月十四日晚八时，假国泰大戏院表演音乐舞蹈。”B40此次义演活动净得459648元法币，由湖南省政府驻渝办事处转汇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代为施赈。B41
2.救助贫困
湘桂战争结束之后，旅居桂林的作家大部分都疏散到了柳州。为救助贫病的作家，帮其返渝，度过困难时期，保盟举办慈善舞会帮助全国文协筹款。1944年9月，“孙夫人发起之援助贫病作家舞会，定于今明两晚假胜利大厦大厅举行，两夜入场券共六百张，早已售罄”B42。“全国文协赠送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曹禺、巴金、雪峰等人的著作，作为晚会的奖品。”B43这次义演活动成功募集到救助资金，“总数约为八十万，即将转交全国文协，分配贫病作家”B44。这一义演活动救助了许多贫病的作家，帮其解决了困难，有利于作家更好地开展文学作品创作。
3.为慈善机构和学校募捐
1945年5月，保盟为救助重庆市救济院和工合学校，举办舞会筹募资金。“于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晚间假胜利大厦举行舞会，筹款半数拨交市救济院，半数拨交工会培黎学校。”B45这次舞会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支持，参加者主要是盟军军官和士兵，一些外国要员也出席了舞会。“舞会收入约计200万元法币，一半交重庆市救济院，一半交山丹培黎学校。”B46这次义演活动所得的捐款对重庆市救济院难童和工合学校安装机械设备起了很大的作用，帮助解决救济院的困难以及促进学校发展。
保盟在重庆时期组织的义演活动涉及赈灾、助贫等方面，其形式多种多样，有足球义赛、游艺会、音乐舞蹈义演及慈善舞会。就观众而言，一方面满足了自身娱乐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够助人为善，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此时的义演活动与以往的义演相比，其功能更加齐全，除传统的救灾义演外，对贫困作家的救助，体现出其涉及范围渐广与这一时期义演的相对成熟。保盟在国统区组织的义演活动，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1944年赈济湘灾义演由重庆市长贺耀祖夫人主持，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斯义桂积极响应参加义演，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等观看演出。B47一方面体现出保盟的义演活动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各方对义演活动的肯定与支持。正是由于各方人士的支持，义演活动在这一时期才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从演出形式、演出规模、救助对象以及宣传模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对义演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中国民众深受战乱的影响，加之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民心不稳，保盟所组织的义演活动，所筹资金用于赈灾、助贫，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民心，增强民众抗战信心的作用。
四、结语
保盟在香港期间所组织的慈善义演主要有电影义映、音乐舞蹈会以及戏剧义演；在重庆期间的组织的慈善义演有足球义赛、游艺会、音乐舞蹈义演及慈善舞会。在重庆时期，保盟义演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较之前增加了一些新的义演形式，丰富了慈善义演救助活动的内容，吸引民众参与其中，有助于募集资金进行救济。保盟居港时期组织的慈善义演活动除了募集资金进行救济外，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借助义演、宣传抗战的作用。如1939年组织的义演活动，出演剧目有《焦土抗战》《最后胜利》《龙城飞将》等，此类的话剧表达了抗战的决心以及坚信中国抗战会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1940年2月保盟组织电影义映，放映墨西哥反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的电影《袭莱士》，暗示中国现状，使观众感受中国面临的危机，为中国抗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941年1月，保盟组织了音乐舞蹈会，其中舞蹈《东江》深刻揭示了日本的法西斯罪行，激起观众的爱国热情。通过舞蹈、电影、话剧等这些有画面感的形式，观众对法西斯的罪行有了切身体会，进而认清中国的现状，坚定抗战的决心。而保盟在重庆时期组织的义演活动则主要突出其救济作用，如对豫灾、粤灾、湘灾以及贫病作家的救济，较保盟在香港时期组织的义演活动而言其宣传抗战的作用不突出。
保盟通过义演活动筹募资金、宣传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B48。抗战时期作为一个特殊的时期，期间保盟所开展的义演活动有其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抗战时期保盟义演活动呈现出义演活动形式多样、中外知名人士参与义演、借助义演宣传抗战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保盟的义演活动主要起到了对伤兵难民的救济以及对抗日战争宣传的作用。总之，保盟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其义演活动在抗战时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注释
①吴大琨：《孤岛上的“保卫中国同盟”》，《群言》1987年第8期。
②许乃波：《回忆抗战时期的宋庆龄》，《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③林影：《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④朱敏彦：《宋庆龄与八路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⑤张鹏斗：《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档案建设》2015年第11期。
⑥徐锋华：《身份、组织与政治：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研究（1938—1958）》，上海書店，2013年。
⑦《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⑧黄牛：《中国福利会》，《今日中国》1998年第6期。
⑨莫世祥、陈红：《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纪实》，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⑩袁旭、党德信：《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44页。
B11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B12B13B18B23B29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第20、6、398—399、223、323页。
B14B16B19B20B27B31B46B47《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36、139、139、137、137、137、141、141页。
B15丁卫平：《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B17《孙夫人推动一碗饭运动》，《中央日报》1941年7月3日，第2页。
B21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 宋庆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B22《港保卫中国同盟举行茶舞会》，《中央日报》1940年10月20日，第3页。
B24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
B25B41仝妍：《现代性与大众化：中国现当代舞蹈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96页。
B26盛永华：《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5页。
B28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B30韦祖庆：《贺旅历史名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
B32余俊杰、刘中国：《白石龙大营救始末》，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489页。
B33政协北京市昌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昌平文史资料·第八辑·纪念南口战役70周年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B34王鑫宏：《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8页。
B35《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一再感谢赈灾人士》，《新华日报》1943年9月2日，第3页。
B36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1页。
B37《赈济粤灾游艺会》，《新华日报》1943年7月16日，第3页。
B38《赈灾》，《中央日报》1944年1月23日，第3页。
B39《粤灾筹赈会》，《新华日报》1944年3月18日，第3页。
B40《孙夫人主持筹赈湘灾》，《新华日报》1944年4月7日，第3页。
B42《援助贫病作家舞会》，《大公报》1944年9月29日，第3页。
B43胡北淇主编，宋庆龄基金会重庆市分会编：《宋庆龄诞辰百周年学术论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0页。
B44《援助贫病作家》，《大公报》1944年10月6日，第3页。
B45《舞會筹款》，《大公报》1945年5月10日，第3页。
B48徐锋华：《身份、组织与政治：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研究（1938-1958）》，上海书店，2013年，第64页。
责任编辑：王 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