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茶叶贸易研究

    宣昊硕

    鄂豫皖苏区地处大别山区，自唐代以来就是重要的茶叶生产区域，苏区政府建立后，为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因地制宜发展茶叶生产，制定政策措施、开展税制改革，保护了茶叶资源、规范了茶叶市场、推动了茶叶销售，这些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是苏区政府组织经济建设的有益实践，为巩固根据地政权、提升苏区群众生活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11月3日，中共黄麻特委召开会议，决定以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为主体，在黄安七里坪发动起义。14日晨，起义部队占领了县城，18日成立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黄安农民政府，吹响了鄂豫皖根据地建设的号角，随着革命形势的持续向好发展，1930年6月召开了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重要苏区之一，根据地创立之初，由于敌人经济封锁严苛，赤白拉锯频繁，加之该地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形势十分困难，具有悠久历史的茶叶生产，逐渐成为鄂豫皖苏区党和政府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目前学界对于鄂豫皖苏区的研究没有专文涉及茶叶生产，本文拟对鄂豫皖苏区茶叶发展的背景，茶叶贸易的发展，以及其对于根据地政权的巩固作用做一梳理。

    一、鄂豫皖苏区茶叶贸易发展的背景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地处北亚热带地区，以低山丘陵为主体，境内层峰林立，云雾环绕，广泛分布着适宜茶叶生长的酸性及弱酸性的黄棕壤、黄红壤、粗骨土、紫色土，境内降水量充沛、季节降水分布适宜，自唐代起就有了大规模的茶叶生产。唐代陆羽所撰的《茶经》中将全国茶叶产区分为八处，大别山区的茶叶属于淮南茶区，书中记载“淮南，以光州（今河南固始）上，义阳郡（今河南信阳）、舒州（今安徽宿松）次;寿州（今安徽寿县）下，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又下。”义阳郡和寿州所产的茶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演变为如今为人所熟知的信陽毛尖和六安瓜片。进入明清时期，大别山区的茶叶逐渐达到了发展的顶峰，明代陈霆《两山墨谈》云：“六安茶为天下第一。有司包贡之余，例馈权贵与朝士之故旧者。”清雍正年间《六安州志》记载“天下产茶州县数十，为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罗山县志》载：“……茶则信阳、罗山、商城、固始栽植颇盛灵实，亦渐试种，其制法系用人工，信阳所产绿茶味含芳香，推销各地，颇受欢迎。”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军阀年年混战，国民政府苛捐杂税，对茶叶生产影响极大，以皖西为例，1925年至1927年，国民政府在六安麻埠设立的税务总局年均收税20万元以上，除此以外还设有检查费、保安捐、学捐、商捐、工会捐等附加税，茶农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另一方面，新兴产茶国锡兰、印度、荷属东印度等相继崛起，随着出口茶叶的不断增加，中国茶叶的生存空间备受挤压。在外有资本列强的掠夺，内有军阀战祸、封建剥削的大环境下，大别山区茶叶生产也受到严重冲击。

    二、鄂豫皖苏区的茶叶贸易发展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1930年6月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但是新成立的苏区政府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大别山区交通不便，自然经济发展缓慢，加之国民党政府对于苏区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压迫，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由于根据地成立前主要以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的罚没资产和战争缴获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苏区成立后，缺乏统筹经济工作的经验。然而，坚持“打土豪，分财产”这种模式难以满足苏区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如何做好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是苏区军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中共中央针对苏区政府的艰难状况对鄂豫边特委发出指示：“你们应当创造财政经济委员会，来计划苏维埃一般财政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实行财政经济政策。”根据中央指示，根据地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全面规划经济工作。组织茶业生产、发展茶叶贸易成为了苏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工作之一。

    （一）出台《森林办法》划分茶叶资源

    1930年3月下旬，六安中心县委召开了与红三十三师的联席会议，会议做出了“彻底执行土地革命政纲的任务”的决定，同年4月六安县第六区苏维埃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森林办法》、《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决议案。《森林办法》的出台，结合了根据地山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扩充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的第十一条“凡没收柴山竹园（不值百元的），……归附近农民公共管理”的内容，规定了“凡没收后的森林、竹、茶、桑，油漆果等树，分给农民，只（许）管使用，不许毁坏或转卖”，《森林办法》变革了根据地林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合理开发利用根据地的自然资源打下了基础。可以看出此时的茶叶种植应该分为公私两部分，价值较高的由苏区政府统一管理，价值较低的由群众自主管理。《森林办法》划分了茶树的使用权，既能激发民众生产热情，又有利于茶树资源的保护。

    （二）设立组织机构帮助茶叶销售

    苏区建立初期土地政策及经济政策不够成熟，导致根据地内部经济形势出现暂时波动，1931年2月鄂豫皖特委关于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这一情况，“这一问题是严重极了，因为破坏久了，河南是封建寨子，湖北的南部是商业资产阶级都跑了，……商业是使人不敢做的，小生意却又大赚其钱。对外贸易政策是没有的，固然，药（茯苓）、六安茶、木子、花生、谷都是无法运出的”。面对商业的停滞，苏区政府召开了研究经济问题的专门会议，指出“关于经济问题，首先根据国际指示完全允许自由贸易，……合作社运动，改正经济公社，加紧发展农民消费合作社与贩卖合作社，……放任对外贸易并设法专门帮助丝、茶、药等物运出。”合作社的建立，特别是贩卖合作社的建立有效地开拓了对外贸易的市场，促进了茶叶的销售，保障了群众的收益，为苏区政府增加了收入。合作社还敏锐地捕捉市场信息，极尽所能增加收益，霍山县的合作社在发现了白区商人将收购价仅为十几二十元的苏区茶叶卖出了上百块银元的价格之后，开始承担起苏区茶叶、茯苓等特产的收购业务，在根据地武装的配合下将茶叶等销往白区，收购价格及销售价格都有了显著提升。

    除组织销售以外，合作社还利用积累的资金发展苏区工业，霍山县的经济合作社在对外贸易中积攒了两万多元的资金，利用这笔资金，合作社建立了茶叶加工厂和茯苓加工厂，这是在封锁条件下发展工业的有益尝试。

    （三）鼓励私营商业促进茶叶销售

    鄂豫皖苏区政府在发挥公营组织的作用外，还注重私营商业在茶叶销售中的作用，鼓励白区茶商来苏区采购茶叶。皖西北特委在给霍邱县委的指示中提到要“奖励苏区与非苏区人民互相贸易”，“恢复市镇的商务”，“特别要鼓动非苏区的茶商、树客，将苏区里面的茶叶、竹、树运输出去。”苏区政府除制定上述办法外，还采取在赤白交界处建立交易所、为私人商贩进出苏区提供武装护送等措施，帮助根据地恢复商业发展。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商业贸易开始由萧条冷落转而繁盛起来，“整个皖西北苏区的中心，要算麻埠（六安七区），……茶叶上市，街上挤满了四乡来往的行人。小贩比较旧的时候虽然赶不上，但在整个皖西北苏区几个城市比较起来，总算热闹极了”，“茶叶可以销售，每斤价格约一串二三百余。”

    （四） 统一累进税率调节茶叶销售

    为了取消压迫着苏区群众的苛捐杂税，实现苏区政府的一切开支由资产阶级负担的目标，1931 年 2 月，鄂豫皖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财政经济问题，作出了“统一累进税、建设银行和逐渐统一金融与集中现金的决定，将统一累进税作为财政主要来源之一。”鄂豫皖苏区税务局于7月在新集成立，各县设分局，负责本区域税源征收工作。皖西北特区与鄂属黄麻地区的征收工作启动地更早，皖西北特区在1931年5月向鄂豫皖蘇区报告了茶叶累进税的征收情况，“茶叶已能畅行。我们的累进税施行了，共收大洋一千二百元，收下地（全收上）可收三千元之谱，可惜收迟了，也不会收，以至少收两、三千元。”鄂属黄麻地区则“每月可收税三、四千元。”7月皖西北苏区还收到了鄂豫皖苏区对于累进税的征收指示“切实执行统一的累进税;建立临时市场，派遣专门经商人才，到非苏区去召致商客，使苏区中生产品能够大批出售”，这一指示再次明晰了鄂豫皖苏区政府利用好各类土产特产创收的工作思路。

    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政府颁布商业累进税，其中包含了四种税费形式，对茶行这种作为商业中间人的纳税对象采用佣金税，这种累进税率形式起征额度为20元、税率为20%，会随着营业额的增加而大幅增加，最高税率可达到44%，而苏区政府对于禁止性物品如烟酒、麻醉药等物品也不过征收20%，足可见苏区政府对于私营中间商的限制力度。但是对于外来茶商，则不对其征税，只消除了茶行度量衡的弊病，“一律用十六两”秤，“并废除了银两和折扣，”鼓励了白区茶商前来采购。

    商业累进税在征收上则相较于初期更加成熟，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鼓励茶商主动上报，诚实纳税;另一方面，则培训税务干部，严格财政纪律，反对贪污浪费。六安六区税务所的税务员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茶行都在农村，集镇上没有茶行。我们人少跑不过来，五六天去征收一次。茶行每天卖多少茶，收多少佣金都几张，我们就按每天佣金所得额分别计算征收……最高月份收过三百多元，一般收二百多元。”

    一系列的税收政策的出台，有效地增加了苏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压力，对于稳定军心、民心，巩固革命根据地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对鄂豫皖苏区茶叶贸易的思考

    鄂豫皖苏区的茶叶生产是在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解决经济困难，保卫苏区政权的大背景下而得到重视和发展的。苏区政府因地制宜，利用大别山区海拔、温度等茶叶生长的有利因素，增产创收。据六安独山县的记载1931年片茶的均价为85.23元/担，而此时大米单价仅为3.12元/担，片茶价格是大米价格的28倍，市场上的黄大茶、兰花茶的销售价格也都是粮食价格十多倍。片茶产区也有了“斤茶斗米”之说。可见茶业生产能有效缓解苏区因耕地面积不足所造成的农业产出少的状况，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三、结语

    鄂豫皖苏区的茶叶贸易在苏区经济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苏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缩影，是苏区政府领导人民开展经济建设的有益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对于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也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