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疫情：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机制探析

    杨静恰 王咏恰

    摘要：在全球数字化媒介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由网络信息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不容忽视。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带来了“信息疫情”，同时显露出社交媒体环境下真与假混杂的信息传播问题。文章基于对社交媒体特点的论述，从信息属性、传播路径与传播效果三方面展开探讨，试图对“信息疫情”的传播机制进行分析，为未来应对措施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信息疫惰;社交媒体;传播机制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性危害防范部门主任Sylvie Briand较早诠释了“信息疫情”这一概念，指海量信息交叉传播，群众难以辨别真假与发现可以依靠的实践指导，这可能对人们的健康（心理与生理）产生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疫情”，折射出信息传播的普遍规律，了解社交媒体环境下“信息疫情”的传播机制势在必行。

    一、社交媒体的特点

    第一，社交媒体具有双层传播特点，表现为线上与线下动态交互型模式。它是一个庞大的社交关系圈，由于各种影响因素的耦合，处于其间的传播节点具有相关性，通过打造不同性质的社交平台建立强弱关系不等的多元交流机制，使用户自由穿梭于熟人社会与虚拟世界。第二，社交媒体具有加速信息传播、引爆舆论的特点。在“认知盈余”文化背景下（自由时间内从事知识价值创造的一种数字化技术型利他行为），大众的急切分享心理汇聚到同一时间便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能。第三，基于强大的数据分析技术，社交媒体充满“人情味”，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架构，处于其间的新媒体品牌纷纷创新符合平台商业逻辑的形式，在透析用户心理之余拉取社交市场红利。

    二、信息属性

    从信息属性来看，它具有过载性、动态性特点。“信息疫情”内容涉猎广泛，涉及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但是大众无法像计算机神经网络般集萬千知识于一体，对于综合性信息的理解往往滞后，需要获取更多资料、花费更多时间去求证。有时当大众费尽心力弄明白一类信息后，反而丢失了实用效益。以媒体对新冠肺炎的报道为例，从一开始的“新型肺炎可防可控”到“存在人传人现象”，从“以抵抗力弱的中老年人为主要传染对象”到“病毒存在变异可能，年轻人与儿童同样易感染”。信息的多样变换使网民眼花缭乱，情感方面的巨大反差打乱了理性分析信息的脚步，加深了“信息疫情”的程度。

    三、传播路径

    在社交媒体中，当一定范围内的呼声超过三分之一，意见便会转为舆论。学者陈力丹认为，舆论场效应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高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的人群、高开放程度的空间、多感染因素与利益吸引。 “信息疫情”中有部分综合了以上三个条件，在交流与共享平台产生了爆炸性舆论效应。针对“信息疫情”中的某一问题，论述言语可能存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相近或矛盾之处，热度与传播力也存在差异;而且在泛滥的信息中，一些内容会“自净化”，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无关紧要或是得到科学论证，为网民指点迷津。

    四、传播效果

    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网民会超乎寻常地关注事态走向，表现出社会学意义中的“羊群效应”，稍有风吹草动便会跟帖评论、扩散转发。后真相时代中社交媒体“泛情绪化”充盈，基于热点事件发酵的过程性，从对诸多信息的潜在接触期开始，受众感染程度各异;再加上个人情感与群体情感错综复杂的联系，最终走向有待考证：一部分受众会因此迷失在“信息疫情”中，但也会有部分在情绪过后的理性思考中打破所谓的“价值规范”，迎来真相的曙光。

    “潜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风向标，是人们受生活现象激发而闪现的倾向”， “信息疫情”中传播的情绪会促进潜舆论显化。当前社交媒体的虚拟环境与大众生活的现实环境已经深入融合，这意味着网络情绪营造的紧张氛围会对线下生活笼罩多层迷雾，促使传播效果从认知层面上升到社会行为层面，极易发生“共情伤害”现象，诱导网民亲身实践。

    五、结语

    从个体认知层面到群体行动层面，“信息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不仅需要了解其在社交媒体背景下的传播机制，还应寻求应对措施。首先，政府部门应及时回应民众关切，通过信息透明化降低谣言在公共空间的传播韧性，做好舆情监测工作。其次，主流媒体应当肩负起“把关人”的责任，传播真实且权威的声音，给予民众正确识读信息的指导与实践建议。最后，公众要提升信息素养，培养媒介素质，理智分析海量无序信息;同时应融人多元观点思考，跳脱出“信息茧房”的封闭圈，处理好个性化算法推荐与泛化浏览信息的关系，在开放空间中开拓思维，增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