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史研究的“厚西薄东”现象及其成因与反思
摘 要：为引发学界对东方体育史研究的关注，在呈现我国体育史研究“厚西薄东”学术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成因、指陈其弊害。研究表明，我国体育史研究存在的“厚西薄东”现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朝大国观念、特殊的学科体制和优越的历史文化心态有关。这种学术现状，不仅淡化、模糊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曾经在亚洲乃至世界体育史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还会使我们错失许多了解、认识和反思自身的机会。加强汉字文化圈体育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明确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东北亚的源头地位，还原部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真实，还能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借鉴，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关 键 词：体育史研究；西方体育史；东方体育史；汉字文化圈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6-0007-05
Abstract： In order the catch the academic circles attention to eastern sports history study， on the basis of presenting the current academic situation of “the wes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ast” in sports history study in China， the author analyzed its causes， and pointed out its harm.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the wes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ast” in sports history study in China is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elestial Empire conception， special disciplinary systems， and superi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ntality. Such a current academic situation not only weakens and blurs the roles and status once play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in Asian and even world sports history， but also will let us mis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understand， know and rethink ourselves. Strengthening sports history study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circle， can not only clarify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ultures status as the origin of Northeast Asia， and restore part of historical tru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ulture to go global， and provide data reference for th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 in China.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 study；western sports history；eastern sports history；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2015年12月2日，韓国、菲律宾、柬埔寨、越南联合申请的拔河，正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消息一出，举国哗然，质疑与驳斥声此起彼伏。央视网刊发了“韩国‘拔河申遗成功，四国游说首创联合申请”的报道，表达了对拔河申遗“花落他家”的遗憾[1]。腾讯网以《“拔河”究竟起源中国还是韩国？》为题，强调中国才是拔河的真正源头[2]。环球网则发表《韩国拔河申遗成功：中国武术竟不行！原因何在？》的评论，对包括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机制提出了质疑和担忧[3]。需要强调的是，拔河并非韩国申报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唯一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存有渊源的项目，已获立项的跆根和踏索戏皆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密切相关。这些现象警醒我们去反思一些问题：我们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历史究竟了解多少？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汉字文化圈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为避免此类事件再度上演，本研究在呈现我国体育史研究“厚西薄东”现象的同时，分析成因、指陈弊害，以期唤醒学界对以汉字文化圈为核心的东方体育史研究的关注。
1 我国体育史研究存在的“厚西薄东”现象
全球化以来，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席卷全球，已有国外体育史之研究成果也多与此相关。涉及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亚洲国家体育史的成果则零星散落。以拔河为例，韩国学术界在研究朝鲜半岛传统拔河历史沿革与发展样相的同时，对中国、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拔河活动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东亚地区拔河的发生和传播》[4]《东北·东南亚细亚传统拔河共有性和多样性研究》[5]《韩日民俗游戏比较：屋久岛的春节拔河》[6]，相关论文有10余篇。而在韩国拔河申遗之前，中国学术界涉及韩国、日本等国家传统拔河的研究寥寥无几。再如，东洋武艺史是日本、韩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在中国学界，关于古代中、日、朝三国武艺交流的成果并不多见，涉及中朝武艺交流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朝鲜是受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影响最为深厚的邻国，特别是壬辰倭乱爆发后，戚继光围绕“鸳鸯阵”所创制的浙兵武艺在朝鲜半岛备受推崇。为强军御倭，朝鲜新设“训练都监”这一国家机构，以《纪效新书》为教材，在明军教官的操练下，遵照“同衣甲、同器械、同技艺”的“三同”训练原则，打造了一支戚家军的海外嫡脉。可以说，朝鲜半岛的武艺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给养。遗憾的是，关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这种学术现状不仅局限了武术传播史的研究视域，也弱化了中国武术在东洋武艺中应有的历史地位。
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韩国学界先后出版了《中国体育史》[7]《中国古代体育史》[8]《中国近代体育思想》[9]等专著或译著。并且，韩国最早关于中国体育史的作品，是1962年日本学者笹岛恒辅[10]撰写的《中国体育史》。反观中国学界，涉及朝鲜、日本体育史的著作凤毛麟角，关于西方体育史、奥林匹克史的论著却是硕果累累。除此之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情况亦能反映我国体育史研究“厚西薄东”的学术现状。近5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有3项涉及西方体育史的立项，分别是2015年张再林的“身体哲学视阈中的中西体育思想比较研究”（一般项目）；2016年李艳华的“欧洲三大思想文化运动背景下西方近代体育的兴起与演变研究”（一般项目）；2017年张慧杰的“当代西方体育史学的发展动态研究”（青年项目）。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体育学”第108条便是“欧美体育史研究”，学界对西方体育史的关注可见一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指南并无关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东方体育史”的内容，亦未有相关课题的立项。
这种客观存在的“厚西薄东”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体育文史研究中的另外一种境况。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体育文化比较研究盛极一时，但比较都是在东西方之间。我们一开始走的就是“东西体育文化比较”这条路。而且，“东方”实际上仅指中国，基本未涉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的体育文化比较，总是“东”和“西”，或者是“中”和“西”。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而我们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至少在明清、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真正有重要影响的，是东亚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等，而西边，是中亚和南亚诸国。那个时候的所谓‘中和‘西，还不大成为问题。”[11]
2 我国体育史研究“厚西薄东”现象的成因
中国的体育文史研究为什么会轻近邻而重远客？为什么不像韩国、日本学者那样，习惯考虑“东方”或“亚洲”的空间和概念？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第一，与中国传统的天朝大国观念密切相关。自汉代开始建立的宗藩关系中，中国基本上都是朝贡体系的宗主国，这种优越的历史记忆与严谨的华夷秩序相互交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凝积。特別是晚清以后，列强欺凌的国家耻辱激荡出更为炽盛的民族情绪，“我为中華，尔为藩邦”的中心意识愈加强烈。所以，犹如朝鲜名儒任叔英[12]“中国之人矜其所处之尊，无所求于九州之外”的认知那样，国人不太愿意，甚至不太屑于将这些邻国纳入“东方”范畴。第二，与中国特殊的学科体制有关。晚清以后，传统的科举制度被废止，并开始效仿西方的学科体制。“中国的历史学自从进入现代大学体制以后，很快就彻头彻尾地接受了一些区隔的观念，尤其是大陆的大学。历史系分世界史和中国史，可世界史不管中国史，中国史不管世界史，我们是‘没有世界的中国史和‘没有中国的世界史”[11]。于是，世界史的学者不太了解中国的历史，而中国史的研究者对世界史或者亚洲史的认识同样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史的处境最为尴尬，虽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却缺少了中国史的学术滋养。体育史研究自然难逃大环境的樊篱，亚洲体育史研究成果匮乏便是例证。第三，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有关。历史上，朝鲜、日本等邻国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朝贡者，也是中华礼仪制度、文化习俗的主要传习地。朝鲜的衣冠文物、礼仪制度皆效仿中国，可谓“书同文，车同轨。”朝鲜文人姜希孟[13]曾言：“我国号称小中华，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皆仿皇朝。”高丽末期的哲学家李穑[14]也发表过“惟我小东，世慕华风”的感慨。而在壬辰倭乱之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亦是如此。这些过往辉煌在国人的记忆中不断沉淀，演绎成一种强烈而又持久的文化心态：朝鲜、日本等国与中国同文同种，是中华文明的分支余脉，说明了中国，也就说明了他们。然而，地理的远近不能证明文化的疏同，曾经的宗藩关系，也不能证明现在文化上的一致。特別是经历了近几个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不能停留在汉唐的辉煌中去想象异国。
3 加强汉字文化圈体育史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亚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辐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国的汉字文化圈。特殊的地缘关系，使得身处汉字文化圈之中的各个国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在彼此的交流过程中大量传入，并沉淀为各自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体育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史。这种历史事实也促成了“知中国便知亚洲”思维定势的形成，映射到体育史范畴则表现为“厚西薄东”现象的存在。然而，这种“厚西薄东”的学术现状未必就是健康合理的，漠视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曾经属于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体育史研究，不仅容易使人们模糊、遗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曾经在亚洲乃至世界体育史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还会使我们错失许多了解、认识和反思自身的机会。基于中、日、韩三国更为显著的文化同质性，以及中韩“申遗战”持久不息的突出问题，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朝鲜、日本传播的历史为重点，结合韩日两国体育史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象，阐述加强汉字文化圈体育史研究的必要性。
3.1 正本清源，明确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亚洲的源头地位
虽然我们总是强调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种“强调”，多数是为未被证实的“经验之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历史上是否东传至朝鲜、日本、安南等国？究竟如何传入？传入之后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历程？相关研究所陈微薄。历史如果不能被正确把握，就极易被歪曲改易，韩国拔河起源之争便是例证。“1945年8月15日，韩国光复以后，为批判日本殖民史观，朝鲜半岛上尽管南北分立，但民族史学更得以蓬勃发展，成为解读韩国史的主要原则”[15]。受此影响，韩国学界涉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屈指可数。汉江奇迹之后，韩国民族主义情结空前高涨，体育史研究成果中更难觅得中国元素。
尤为严重的是，受民族主义史观影响，韩国体育史研究淡化、歪曲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杨在龙[16]在《关于传统性的研究》中指出：“《武艺图谱通志》虽然参考了《紀效新书》《武备志》等中国武籍，但其编撰过程是根据朝鲜武官的主观思想有选择性地进行摘选，是具有民族性和传统性的韩民族文化遗产。”这种言论淡化了《武艺图谱通志》参考大量中国武籍的历史事实，是对朝鲜半岛体育史进行的民族情结渲染。又如，在关于朝鲜半岛马球起源的问题上，郑亨镐等[17]抹杀渤海国是唐朝地方政权的事实，将渤海国视为朝鲜半岛的历史政权，在《东亚地区击球的传承样相和比较研究》一文中，抛出了“我们国家的马球是在公元8世纪初由唐国传入渤海国”的言论。
对于韩国的民族主义史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的韩国史教授James[18]如是评介：“从最初开始这种民族主义史学诠释并未作过严格的学术论证，而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狂热情怀，对真正的学术发展并不利。”这种“并未作过严格学术论证”的行为如果长期存在，势必会弱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19]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就是要斩断历史文化联系，使民族失去根植。漠视汉字文化圈体育史的研究，就极易被他人斩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动摇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亚洲的源头地位。犹如被列为世界记忆名录的朝鲜古籍《武艺图谱通志》，参考了大量中国武籍，但因为这段历史鲜为中国学界所关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历史价值被韩国学界淡漠弱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亚洲地区传播的历史如果不能被清晰还原，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辜负和亵渎。
3.2 揽镜自鉴，还原部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真实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马球、射礼、抛球乐、蹴鞠等体育活动在中国本土逐渐式微，却在朝鲜、日本得到很好的传承，并保存了大量详实的史料。对这些异域史料的观察，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大射礼源于殷商，盛于成周，止于满清，其历史不可谓不悠久。朝鲜王朝5次施行大射礼，编撰的《大射礼仪轨》，图文并茂地记载了大射礼的仪礼节次、用具样式等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燕射礼为周代射礼之一，东周以后渐为消陨，各代礼典亦鲜有辑录。”[20]然而，为彰显尊周大义，朝鲜王朝详考历代古籍，制定了《燕射礼仪注》，并三行燕射礼，为我们了解这一中华古礼提供了重要参考。
明末之际，倭寇的侵犯引发了中、日、朝三国间的武艺交流。尤其是倭刀，戚继光[21]评价其“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躍，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段，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倭刀在短兵对战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明代武术家对双手刀（剑）法的关注。茅元仪[22]的《武备志》收录了一套双手剑“朝鲜势法”，并言“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篇中有诀歌，不评其说。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其势法俱备。”马明达等[23]认为这套“朝鲜势法”源自中国，能够失而复得，“应深深感谢古代朝鲜的武艺家们，是他们为我国保存了这部早在茅元仪的时代就不易求寻的珍贵剑谱。”这套在中国失传，却存于朝鲜的剑谱，不仅是中朝武艺交流的历史见证，更能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刀剑武艺提供宝贵借鉴。
马球在唐宋盛极一时，明清时期仍有开展，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体育活动。因年代久远，国内虽有关于马球开展的诸多文献，但涉及技击方法的史料却并不多见。马球于宋辽之际传入高丽并蔚然成风，后世亦有“丽俗喜击球”[24]的记载。李朝时期，马球更是被列为武举科考项目，《经国大典》等朝鲜古籍，详细记载了马球的技击要领和选材方法，这些史料能够清晰我们对中国古代马球的认识。再如，成书于日本宝历四年（1755年）的《蹴鞠秘书》，详载了蹴鞠的演进历史、招式技巧和场地要求，不仅是蹴鞠东传日本的历史见证，还能为我们探寻蹴鞠的嬗变历程提供弥足珍贵的线索。对这些散落异域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夯实史料基础，更为清晰地还原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真实。
3.3 古为今用，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借鉴
朝鲜王朝时期，慕华之风无以复加，包括射礼、投壶、讲武等在内的仪礼性体育活动相继施行，成为协调君臣关系、确立统治秩序，彰显其中华正统身份的重要工具。在正祖七年（1783）的一次燕射礼习仪后，大臣感言：“圣人所训，其争也君子，寻常未晓其义，不谓今日，真践斯境，而方知其有味也。”[25]中华古礼在东国绽放，重树教化之风。正祖时期刊定的《燕射礼仪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凡与是燕是射者，孝于亲、忠于君，视官政如家事，视小民如族婣，毋淫于朋比，毋犯于贪黷，保有令名，与国匹休，永为邦家之光。……穀朝于差，讲行盛礼，既醉以酒，又饱以德，又申以诲谕之敦敦。德则必报，言则必酬。愿殿下如天之覆帱，如地之厚载，如日月之光明，悠久于千万年，享有百福，丕新东土文明之化。”[22]在朝鲜统治者看来，大射礼、燕射礼等礼仪活动的施行，不仅是“以夏变夷”的教化工具，更是强化慕华思想，对中国传统王朝“事大”的具体表现。从朝鲜王朝“慕华事大”的这段历史中汲取智慧，可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去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影响逐渐式微，反倒是以韩国跆拳道、日本空手道为代表的东洋武道文化在中国风生水起，其境遇变迁发人深思。金光成等韩国学者指出“跆拳道的起源与手搏密切相关。”[26]金东学[27]依据“‘跆拳一词在原来韩国的字典中解释为‘唐手”的现象，认为“跆根”、“跆拳”与“唐手”存有关联。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没有陈明以手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跆根、跆拳道存有直接关联，但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已是不言而喻。那么，手搏东传朝鲜半岛后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历程？由其衍生而成的跆根、跆拳道又如何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同样，总结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建立中国体育的文化自信，还能为中国体育走出去提供借鉴。
3.4 防微杜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资料参考
由于文化的同质性，中韩两国在“申遗”问题上冲突不断，端午之争便是力证。面对这种冲突，中国民众表达出来的抵触情绪和危机意识非常明显。而对于中国舆论的驳斥之声，韩国学界也给予了强烈回应。韩国学者苏振渌[28]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帝国主义的前兆——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和周边国家的冲突》的论文，认为“随着中国文化及其外交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体现出来的威胁性也与日俱增，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财过程中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部分韩国学者看来，中国在申遗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强权意识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可以预见的是，不论是中韩的申遗冲突，还是由此引发的舆论辩争，在很长时间内仍将存在。如前所述，韩国已经申报的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中，拔河、跆根、踏索戏3个项目皆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密切相关。目前，韩国学界正在关注中国蒙古族搏克、山西挠羊赛等民俗摔跤活动的研究，力求为韩式摔跤的申遗之路提供学术参考。而事实上，韩式摔跤亦是由中国传入的角抵活动演变而来。面对手搏、角抵等这些曾经“走出去”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如何通过“申遗”等途径将其“收回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加强汉字文化圈体育史的研究，可以幫助我们了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韩国、日本等国家民俗体育之间的关系，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资料参考。
本研究以韩国传统拔河申遗引发的起源之争为切入点，呈现了我国体育史学界存在的“厚西薄东”现象，分析了成因，陈明了加强汉字文化圈体育史研究的必要性。长期以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大多依靠本土文献。不论是“近在咫尺”的朝鲜，抑或“一衣带水”的日本，其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记载，很少被中国学者关注和利用。可是，这些史料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新资料、新文献，还可以为我们反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提供新视角，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自我认识。关注这些虽散落异国他乡，却记载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宝贵信息的历史，不仅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文化寻迹，更是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下的躬身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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