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所见“汉学”“宋学”考
[摘要]“汉宋之争”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关键之处，自产生后备受学者关注。虽陈说纷纷，但到目前为止，学界普遍认为汉学为经学考据，宋学为宋明理学，似乎已成定论。而以往对“汉学”“宋学”的研究，大都以个别精英学者为对象，往往忽视与“汉宋之争”密切相关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四库全书总目》之中提及“汉学”“宋学”，更能反映出真正的“汉宋之争”。而深入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所谓的“汉宋之争”其实是经学内部“训诂考证”与“义理解经”之争。
[关键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汉学;宋学;训诂考证;义理解经
[中图分类号]K249;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1—0088—09
[作者简介]刘辰，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的问题。自清末以至当下，许多学者以此为中心展开讨论，成果颇多。而把握“汉宋之争”的核心关键，在于明白“汉学”与“宋学”之具体含义。梳理“汉宋之争”的学术史，可知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汉学”指经学考据，“宋学”是宋明理学，似乎已成确凿的结论。而最近也有学者提出新看法，认为“汉宋之争”是经学内部的争论。①所以，有关“汉学”“宋学”之含义，仍有待深入探究。笔者在阅读《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时，发现书中屡次提及“汉学”“宋学”两个字眼。众所周知，《总目》编纂于乾隆后期，成书于分纂官之手，而后呈交总纂官，并依据皇帝旨意进行审阅修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它所指的“汉学”“宋学”，比精英士人之说法更具有权威性。本文就以《总目》所提及“汉学”“宋学”为中心，结合原文分析其具体含义，从而完善先前学界对“汉宋之争”的解释。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究。一是总结“汉学”“宋学”的各种解释;二是将《总目》中有关“汉学”“宋学”之字眼找出，根据上下文予以分析，得到它本来的含义;三是探讨《总目》的编纂过程，分析“汉学”“宋学”文字背后的作者，以此发现官方话语体系下的“汉宋之争”。
一、“汉学”“宋学”之含义
（一）汉学
经学者考证可知，“汉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诗人赵师秀诗中，“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在诗中，“辅嗣”是指魏晋人王弼，著有《周易注》，注重用玄学阐发《周易》之义理。隋唐时期甚至取代原先盛行的汉代郑玄《周易注》，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所以，此处“汉学”，应指汉代《易》学，这是“汉学”的初始含义。之后，虽然有学者使用“汉学”，但内涵并无太大变化。直至清代中期，吴派学术领袖惠栋重新标举“汉学”，即“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②。在这其中，惠氏又赋予“汉学”另一个含义，“汉学”意为“汉儒之学”，如惠氏所言：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①
这里的“汉学”是“汉儒之学”。“汉儒之学”实际上范围很广，可以指东汉古文经学，也可以是西汉今文经学;不仅是汉代《易》学，也可以是汉代《尚书》学，汉代《诗经》学，汉代《三礼》学与汉代的《春秋》学。其范围自然比原有的含义要宽泛。但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惠氏所提出的“汉学”，就遇到一定的困境。因为考据学家们不只钻研汉代儒学，同时还研究魏晋以及隋唐的经学注疏。以《十三经注疏》为例，其中的古注只有《诗》《三礼》《公羊》是汉人所注，其余大都是魏晋人注解。而疏则全为唐宋人所撰。因此学者发现原先“汉学”这一概念，已经不适用。如凌廷堪说：“且宋以前学术屡变，非汉学一语遂可尽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经注疏》，亦不皆汉学也”②。这也反映“漢学”从原先的“汉儒之学”，慢慢地扩展到汉唐注疏甚至是周孔原始儒学，以致后来凡是训诂考证之学，以及训诂考证这种方法，都被认为是“汉学”。刘师培说：“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宗。”③
综上所述，“汉学”共有四个含义：汉代《易》学，汉儒之学，汉唐注疏，训诂考证。
（二）宋学
顾名思义，“宋学”即“宋儒之学”。从广义上讲，“宋学”的内涵很宽泛，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浙东事功之学，蜀学，新学等等。如果从狭义上来讲，特指宋代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其实，“汉学”与“宋学”之所名为汉学宋学，是因为汉代训诂考证之学最为突出，具有特色，所以用汉朝来代表;宋代心性义理之学最为精妙，超绝前代，以宋朝最有代表，因而命名为宋学。这也是把握汉学宋学的关键。除此之外，“宋学”还有另外含义，即宋代义理解经之学，这是与宋明理学相区别的地方。因为宋儒注释经书时，往往喜欢探究文字中的道理，这与汉代经学讲究训诂考证完全不同。此处可以程廷祚的话为证：
夫能察天理人欲之分，严义利公私之介，专务于存诚、主敬、致知、力行，孜孜然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者，此诚宋儒之不可及者也;若夫解经之是非离合，则宋儒之末节也。④
可见宋儒的义理解经与理学并非一回事。综上可知，“宋学”共有三个含义：宋儒之学，宋明理学，宋儒义理解经之学。
二、《总目》所见“汉学”与“宋学”
笔者在阅读《总目》时，发现“经部”提要中，多次出现“汉学”“宋学”。如果只是出现几次，可能纯属偶然，但经过全部查阅统计后，发现共有40处，这显然反映撰者的学术倾向。而《总目》的编纂，也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部卷帙繁多的提要，是由多名学者共同完成。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曾下诏命令各地官员搜罗图书，并破格征召学者入馆，协助编校图书，撰写提要，而后交由总纂官与总裁官审阅，最终呈给皇帝过目。在某种程度上，《总目》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展现。基于此，笔者将《总目》中所有“汉学”“宋学”找出，结合上下文来分析各自语境中的意义。经过统计后，发现共有40处，此处以表格的形式写出。其中分为三列，首先是所在的分类，其次是出处所属的书目，后面就是出处。
接下来分析“汉学”“宋学”之文义。这40处大致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其中以经部为最，此处自然以经部为中心进行讨论。其中经部提要可分为：总叙，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小学类。但限于篇幅，本文择其重要部分予以解释。
（一）总叙
《总目》是把四库馆臣撰写的提要分类汇总，同时在每一类之前，分别写有一篇序文，作为对这一类目的概述。而《经部总叙》即对经学作一个宏观的叙述：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异同，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绝，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①
首先指出“经禀圣裁”，是“无所容其赞述”的，即经书由圣人裁定，不容异议。因而这里议论批评对经书的诠释，“诂经之说而已”。接着简明扼要地梳理经学发展过程中的六次转变：两汉，魏晋隋唐，宋代，宋末明初，明中期，清初。对于每次转变都有准确的把握，并能总结各自优缺点。在叙述学术转变后，又写道：“要其归宿，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②即这六次变转变，归根到底是“汉学”与“宋学”之间的互相争斗。那“汉学”与“宋学”应作何解释？通常认为“汉学”是经学考据，“宋学”是宋明理学，但将这层含义代入文中，显然有些不符。上述六次学术流变，从汉代就已经开始，而且“互为胜负”。汉代“专门授受”“笃实谨严”，可以说是“汉学”，那之后的“稍持异议”“各自论说，不相统摄”，与“汉学”学风不协调，由此是否可将其视为“宋学”？而且此处的变化仅仅在魏晋隋唐时期，若把“宋学”定义为宋明理学，就显然扞格不通。同时还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段文字的本身，是对经部提要作叙述，并非是子部儒家类提要。从《总目》的分类来看，经学考证属于经部，而理学著作则属于子部儒家类，经学与理学有着严格地分野。尤其是“宋学”字眼，几乎在儒家类提要中找不到。仅有的一个还只是书名的一部分。由此可见，这里的“宋学”指的并非宋明理学。既然是在经学内部，又产生在宋代之前，可见，“宋学”既非理学，也不是所谓的宋儒之学，因此只能是义理解经之学。
正如前文所说“宋学”有“宋儒义理解经之学”的意义。实际上，义理解经之学并不仅限于宋代，也并非产生于宋代，它是一种与训诂考证相对应的一种治经方法。如王水照曾说：“清人将‘宋学与‘汉学对举，分指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这是从治学方法上对宋明和汉唐儒学之特点进行比较总结的结果。”③早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时人好以玄理解释经书，与汉人专注于训诂文义大为不同。此即为是义理解经之法，显然并不局限于宋代。而之所以名为“宋学”，是因宋代义理解经之方法极为盛行，以宋代作为代表，故命名为宋学。也正如“汉学”为何称“汉学”，是因训诂考证以汉代为最，如此而已。
（二）易类
这一类共有19条，几乎占总数一半。在讨论“汉学”“宋学“”的含义之前，须先了解易学中的基本史实。“《易》学史的流派至为繁杂，要以‘象数‘义理两派为主。”④其中汉代《易》学偏于象数，而宋代《易》学多以义理为主。在所列举的条目中，“汉学”出现15次，“宋学”出現8次。这些“汉学”字眼，大多指的是汉代《易》学，即前面所说汉学之初始含义。如《新本郑氏周易》，是清代考据学家惠栋辑佚东汉儒学大师郑玄对《周易》的注解，提要中说“虽断章残句，尚颇见汉学之崖略”⑤，意为惠氏搜罗郑氏易注，使得后来学者可以对汉代《周易》之学有所了解。再如《周易象旨决录》，提要写道：“盖初读宋《易》，觉不合，乃去而为汉《易》。故其说以象为主。过作此书，虽未能全复汉学，而义必考古，实胜支离恍惚之谈”⑥，是指作者读汉代《易》学有所心得，专主于阐发汉《易》中的象数之学，只是他这部书并未完全恢复汉代《易》学而已。其他的“汉学”大致都是同样的含义。
而“宋学”的具体含义，可从王弼《周易注》入手。汉儒讲《易》，重视象数与卦爻，但这种情形在魏晋时期发生变化。因为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尤其重视对《周易》中义理之阐发，一反汉代《易》学重视象数。如提要言，“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①。因而，王弼注《周易》，是以老庄玄学对《周易》予以阐发，即所谓的义理解经，与汉代象数训诂有着明显的区别。故而，才有“盖（王）弼祖尚玄虚，以阐义理，汉学至是而始变”②这样的观察。而当王弼开了义理解经的先河后，同类书籍便层出不穷，甚至唐代修撰《五经正义》时，竟舍郑玄注而用王弼注，并为之疏解。这也产生“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易学者专言名理”③的现象。宋代时，以义理解释《周易》就更为普遍。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著有《周易口义》，“则是书在宋时，固以义理说《易》之宗已”④。再如程颐《周易程氏传》，更是“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阐人事”⑤。与之相类似的评论很多。而且，将汉唐与宋元著作数量一对比，也能发现问题。如宋代之前，仅著录《子夏易传》《周易郑康成注》《新本郑氏周易》《陆氏易解》《周易注》《周易正义》以及《周易集解》《周易口诀义》等书，寥寥几部而已，但从宋代开始，有关易学的书陡然增加，仅宋代就有53部，而且大多以义理为主。以上可以说明，“宋学”从魏晋就已经开始出现，在宋代时蔚然成风，自成一体，因而名为“宋学”。所以这《易》类中的“宋学”指义理解经之学。
虽然宋儒好以义理解释经书，但在新的学术潮流中也有学者吸收已有之学术传统。如《周易窥馀》，在义理的基础上采纳汉代象数，“刚中是书，始兼取汉学”⑥。《周易要义》与之相似，“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与汉学、宋学之间”⑦。大抵在易学中，汉学即是象数之学，宋学为义理之学。
（三）书类?诗类
《尚书》自产生以来，注解繁多。其中重要的有汉代伪孔《传》，唐代《尚书正义》，宋蔡沈《书集传》，清代《古文尚书疏证》与《尚书今古文注疏》。而《尚书》学中，“汉学”“宋学”的区分大致与《易》学相似。
宋以前的《尚书》著作只收入了《尚书正义》，它对伪孔《传》作疏解，有着鲜明的学术特色，即“究名物训诂赖之以考，亦何可轻也”⑧。显然这是汉唐注疏的典型特征，重视文本的训诂音义，探寻名物制度。而宋代《尚书》类书目逐渐增加，大体也呈现着倾向于阐发书中义理的趋势。其中以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为代表，重视义理之阐发，后被列为元明时期科举考试必读书目。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整个宋代《尚书》之学。如《书经详说》，“是书以蔡（沈）《（书集）传》为主。盖笃守宋学，不肎一字异同者也”⑨，这里的“宋学”，即是宋代《书》学。而《书》类的“汉学”与“宋学”，《总目》明确指出：“要其诠释义理而不废训诂考订，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较书肆讲义则固远胜矣。”如此，则显然认为“汉学”重训诂考证，“宋学”重诠释义理
《诗经》也有着相同的情形。四库馆臣对此有着细致的观察：
《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⑩
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11
宋代是经学历史中重要的分水岭。自汉至唐，学者笃守文字训诂，无所异同。但在宋代，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经学训诂达到顶点，如钱穆先生所说，“苟非汉唐诸儒补缉注疏勤恳于前，则宋明理学何所凭借而产茁？……故宋学者，实依然沿续汉唐经学精神，特因时代之刺激而一变焉者也”12。即汉唐儒者对经学从事训诂考证，“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理义明”，才使得宋代学者能够阐发经书中的义理。这也是宋代义理解经之学风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自欧阳修开始，“而宋新义日增，旧说几废”①，逐渐怀疑汉唐诸儒笃信的《小序》，并重视《诗经》里的比兴譬喻，尤以朱子《诗集传》最为典型。尤其是《诗集传》被列为科举准则时，更有许多学者为之周旋辩护，“故有元一代，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②，俨然形成与汉代《诗》学相抗衡的体系，与“汉学”相区别。如提要中所说：
元延佑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③
他们显然认为朱子《诗集传》的出现以及后面一连串的结果，导致汉代《诗经》学的衰微。如此，以《诗集传》为首的宋儒经解即是“宋学”。此外，提要中也指出，“盖欲尊宋学，故不得不抑汉儒。然宋儒解经惟《易》《诗》《春秋》掊击汉学，其《尚书》《三礼》不甚异同”④。其“尊宋学”，尤其强调“宋儒解经”，是指在经学解释中常常与汉儒作对，这样的“汉学”“宋学都是经学内部“训诂”与“义理”的论争，而非经学与理学的冲突。
（四）五经总义类
提要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考证之学”这个字眼。它往往并不与训诂之学一起提及，但实际上它们两者同属于汉学。提要写道：
自郑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自是始。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余研求经义者，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于是汉儒考证之学，遂见于杂家笔记之内……诸人于汉学放失之余，捃摭而存一线。⑤
可知“考证之学”始于东汉末年，与所谓的“专门训诂之学”不同。虽然宋代学者多以义理说经，但仍有部分学者从事考证，如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都是这一类。因此，才有“汉儒考证之学，遂见于杂家笔记之内”。同时，在宋代义理解经之学的冲击下，汉代经学饱受攻击，“自宋学大行，唐以前训诂，率遭掊击”⑥。而就在“汉学放失”情况下，即汉学衰微，因为有从事考证学者的存在，博览群书，钩稽古义，通过“捃摭”的工作，使得汉学“存一线”。这里就是把考证之学纳入了汉学之中。
不仅如此，经部提要还多次将“考证之学”与“义理之学”相提并论。如“盖义理之学与考证之学分途久矣”⑦，“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⑧，这些显然视考证与义理相对立。在清代学术中，专门训诂之学与考证之学的学术风格不尽相同，但同属于汉学一派。吴派惠栋“缀次古义，鲜下己见”，专主于汉代经解，即是汉代训诂之学。而同时皖派江永，则是“长于步算钟律声韵”⑨。他的得意弟子戴震，“其学长于考辨，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确不可易”⑩。很显然，吴皖两派治学不同，但都被列入《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被同样的视为“汉学”。因此，“汉学”容纳着“训诂之学”与“考证之学”。
除了经部之外，有一处在子部儒家类，即“盖本其友人刘去非《宋学宗源》一书而增益之”11，而这里“宋学”还是书名的一部分。集部一处，在《孜堂文集》提要里，“盖汉学但有传经之支派，各受师说而已。宋学既争门户，则不得不百计以求胜，亦势之不得不然欤。”①这个地方的“宋学”，联系上下文可知，泛指宋代学术。所以，“汉学”“宋学”一词大多见于经部，所谓的“汉宋之争”是在经学之中展开。如此，则说明“宋学”并非是宋明理学。在提要中，宋明理学往往被称为“道学”“心学”“理学”以及“讲学”。所以，可以肯定的一点，《总目》里的“宋学”指“义理解经之学”。
三、从《总目》编纂来看“汉宋之争”
在分析《总目》中所提到的“汉学”与“宋学”后，就需要进一步探寻提及“汉学”“宋学”的背后作撰写者是谁。关于《四库提要》的撰写，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馆臣之集体撰写，另一个则认为是总纂官纪晓岚“一人之私见”。根据司马朝军的研究可知，整个《总目》的编纂分为四个阶段：分纂官起草提要的分纂稿，而后交由总纂官来修饰润色，总裁官再予以裁正，最终由清高宗钦定。大致上《四库提要》在这四个阶段中逐步完成。②既然明白提要的撰写过程，就比较容易去寻找提要的撰写者。对于经史子集各种提要的撰寫，学界一般认可以《越缦堂读书记》中的记载：
《四库总目》虽经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震，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皆各集其所长。③
根据李氏的记载，经史子集四部各有学者主持撰写，然后交由总纂官予以修饰增补。单从字面上来说，经部提要大部分由著名考据学者戴震所撰。但经过司马朝军的考证，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戴氏入馆后，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群书，尤其致力于《水经注》与其他算学书籍。并且以戴氏当时在四库馆中的官职与地位而言，实在不太可能独自负责整个经部提要的撰写。④而后，司马朝军又通过阅读现存下来的《四库提要分纂稿》，得出一个结论：经部中《易》类提要以纪晓岚出力最多，《书》类提要主要由程晋芳撰写，《诗》类提要有一部分为余集所撰。《三礼》类提要则为任大椿撰写。⑤至于史部，子部以及集部则是成书于众手，由分纂官各自撰写，无法详考其著者。问题不止于此。因为前以提到，分纂官撰写之后交与总纂官，而后分纂稿被总纂官依据皇帝以及总裁官所制定的标准来进行修润，因此写入《总目》时并非本来的面目。还要补充的是，总纂官有两名，一名是耳熟能详的纪晓岚，另一位则是陆锡熊。几乎所有的分纂稿都要经由他们两人过目，然后笔删修改。这里可以参看以及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其中辨析甚明。
因为涉及“汉学”“宋学”的地方有40处，可以做一个数据分析：
由上表可知，涉及“汉学”“宋学”的提要，大多集中在《易》类与《诗》类，《书》类次之，总叙与小序再次之，其他类各一个。而《易》类主要由纪晓岚负责，此处可用本人的话为证：
余校定秘书二十余年，所见经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滥。⑥
纪氏素来以学问渊博为人所知，但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专精之处。而专精之处即是《易》学。《汉学师承记》记载：“公于书无所不通，尤深汉《易》，力辟图书之谬。”⑦虽然翁方纲也曾撰写过部分《易》类提要，但写好后还要提交给纪氏并由其修改。所以如今《易》类提要，大多并非是翁氏原貌。这也导致整个《易》类的提要呈现着批判宋代《易》学，尤其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态度，这显然与纪氏有着很大的关系。
《书》类提要的问题在于是谁撰写。司马朝军根据程氏对《尚书》的观点与《总目》相同，因而提出《书》类提要可能多出于程氏之手。①程氏所写的提要目前仅存一篇，为《南夷书提要》。且程氏现存的书目序跋大多与《尚书》无关。因此这个观点无从论证，但可以知道的一点是，《书》类提要也必然由总纂官予以修饰笔删，在很大程度上就带上了个人色彩。由此，也可推测，提及“汉学”“宋学”的三个《书》类提要出自总纂官的笔下。
《诗》类提要则是一部分由余集撰写，而原始的分纂稿目前仅存七篇，收入余氏《秋室学古录》中。分别为《毛诗指说》《毛诗本义》《毛诗名物解》《毛诗讲义》《诗传遗说》《诗纉绪》与《诗说》撰写提要。而《诗》类提及“汉学”“宋学”的提要是《毛诗正义》
《读诗私记》《诗故》《毛诗稽古编》《虞东学诗》，两相对照，也与余氏无关。这也极有可能出自总纂官之手。至于其他各类零星与“汉学”“宋学”有关的提要，其著者几乎无法考证，但都可以肯定的是：都经过总纂官的删改。
至于频繁出现“汉学”“宋学”的经部总叙与《诗》小序，值得我们注意。它的著者，即是总纂官纪晓岚。纪氏写道：“余向纂《四库全书》，作经部诗类小序。”②
此处直截了当说明了纪氏撰有《诗类小序》。实则整个经部总叙以及其他小序也是由纪氏撰写，因为他对于整个经部有着深刻而宏通的认识：“凡《易》之象数义理，《书》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传废传，《礼》之王郑异同，皆别白而定于一尊，以诸杂说为之辅。”③综上可知，《易》类与总叙小序反映纪氏的学术观点，而其他提要则是所有总纂官的观点。
《总目》虽然反映了总纂官对于“汉学”“宋学”的看法，但是，整个《四库全书》以及《总目》的编纂，根本上围绕着乾隆皇帝的旨意进行书写。《总目》对于“汉学”“宋学”的把握以及对“汉学”“宋学”予以评价，这些都是基于皇帝的看法。如此，当我们了解了《总目》中“汉学”“宋学”的意义，自然也可知官方对于“汉宋之争”的解释。而这层意思，正如梁启超先生的叙述：
《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④
之前已经说到《总目》的“汉学”与“宋学”是训诂考据与义理解经的对立，是儒学中经学内部的矛盾，与宋明理学无关。而提要又是“汉学的思想结晶”，也是皇帝旨意之体现，所以至少在国家层面上，“汉宋之争”并非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内涵。
同时，清代乾嘉时期，许多汉学家并不反对宋明理学，而是以它作为一种修身的方法。如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曾说：“汉学者，正心诚意而读书者是也;宋学者，正心诚意而往往不读书者是也;俗学者，不正心诚意而尚读书者是也。”⑤这就很值得我们思考，所谓的汉学家，也如理学家一般，把宋明理学作为自己的修身模式。同样，清初的黄宗羲，即是一位经学家也是理学家。据《汉学师承记》载，他“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⑥这个“立身宗宋学”，很显然是说在修身养性上宗主宋明理学。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治经宗汉儒”，因为“学”与“行”已经分离，各不相属。同样的例子还有惠士奇自题其红豆山房的楹联，写着“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⑦，也是相同的思路。研治经书源于汉儒，而修身养性宗主宋儒。显然他们并不认同宋儒以义理解经的治学方法，但对于宋儒理学修身则深表赞同。正如前文所引，“夫能察天理人欲之分，严义利公私之介，专务于存诚、主敬、致知、力行，孜孜然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者，此诚宋儒之不可及者也;若夫解经之是非离合，则宋儒之末节也。”①可见，理学是一种宋学，义理解经是另一种宋学，但是真正的“汉宋之争”，是训诂考证与义理解经的论争。这样，真正的“汉宋之争”，在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分析后清晰明了，从而还原它本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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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