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生代导演的崛起看中国影视教育的挑战与对策
蔡碧湾 孙欣
2016年7月，一部低成本影片《路边野餐》首登大银幕，其新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及叙事风格让人着迷。早在2015年，该片就因以黑马的姿态摘得多项国际大奖而备受关注。围绕该片，人们热议的不仅有片中创造了独特电影空间的长镜头，还有1989年出生、经历颇具励志色彩、电影语言独特的青年导演毕赣，《路边野餐》正是他拍摄的第一部长片。
与毕赣相似，在此期间凭借艺术电影进入大众视线并备受好评的年轻导演还有《八月》的导演张大磊、《黑处有什么》的导演王—淳、《中邪》的导演马凯等。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学院派出身不同，新一代导演在教育背景方面与前辈们大相径庭。
面对这一现象，本文将对现状进行解构，从影视专业教育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挖掘其背后的研究价值。
一、新生代导演的崛起
要说过去的几年是新生代导演的集体亮相并不为过。
2016年，青年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张涛的《喜丧》、“横漂”马凯的《中邪》纷纷在国内外电影节屡获奖项，引发了新媒体时代人们对新生代导演最初的关注;10月伊始，在上海电影节中展映过的王一淳导演的《黑处有什么》登上大荧幕;11月底，张大磊的《八月》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黄进凭借《一念无明》摘得最佳新导演奖项，再次引起轰动。如果把视野从艺术片扩展到类型片，同年还有杨庆编剧导演的《火锅英雄》、梁旋张春指导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等影片与观众见面。2017年，新生代导演势头更劲，不仅有入围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嘉年华》和《大世界》，有同时荣获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創剧本的《老兽》，更是有《二十二》《七十七天》《暴雪将至》《闪光少女》等口碑票房俱佳的影片进入观众的视野。
与大片失势的场面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影片或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奖项，或赚足了口碑与关注度，虽在票房和排片上仍远不及《妖猫传》《芳华》《美人鱼》《流浪地球》等高投资商业大片，但正是这些尚处于摸索与学习阶段的青年导演为国内的电影大银幕带来一丝曙光。
新生代导演的崛起，首先离不开新世纪以来网络的空前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形式的转变。网络的发展不仅加速了信息在大众之间的传播，使得许多新导演的作品能够得到展示和关注，其丰富的资源更为处于传统的学院式教育体制之外的年轻导演们提供了学习的土壤，使他们能够得到接触和学习电影艺术的机会。《中邪》的导演马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成功无疑给许多对影视充满梦想的青年人带来极大鼓舞——作为从未接受过专业影视教育的“横漂”，马凯学习电影的方式是参与电视剧的拍摄过程和大量观看有名的文艺片，并通过自己写剧本和自筹资金来拍摄短片进行实践训练。在拍摄《中邪》前，他自称至少看了3000部电影，并从中领悟什么是电影和拍摄电影的方法。《中邪》最终的制作成本仅为7万元，使用5D与高清DV拍摄，画面质量并不理想，因此虽在FIRST青年影展上备受关注，终无缘大银幕，但其口碑和关注度却从此在网络中被传播开来，他也因此获得了腾讯的签约，开始准备下一部作品。马凯将自己的成功总结为：“一定要多看片，尤其是艺术片，还有剧本和书……再就是有了想法就去拍，不要怕搞砸。”无独有偶，从未经过影视专业学习和训练的还有《黑处有什么》的导演王一淳，大学时就读于法语专业的她花费10年时间写成剧本，又自费把它拍出来，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与影视相关的经验。
其实，细数新生代导演的教育背景，会发现一切早已与之前不同——10年前的“新生代”们，大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影视学府，但如今的“新生代”，成长环境与教育背景迥异，有来自国内外专业影视院校具备专业知识的，有在综合类大学接受教育人文基础较好的，也有完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自学成才的，还有制片人、演员等业内人士转行做导演的。通过他们的经历，我们能看到更多成功的原因不再是一向严谨的学院派教育，而是在网络繁荣的背景下通过大量观片、实地考察、体验生活、甚至只是对电影的热情与坚持来完善自己，再依靠媒体和网络宣传、或以西宁FIRST青年影展为代表的各种青年电影节创投会和其他青年导演扶持计划赢得口碑与关注度，迈出成为导演的第一步。这样的现状不禁让人发问：既然通过“拉片”和坚持不懈的尝试就可以自学成才，专业高等影视教育存在的价值又在于何？在无限的网络资源和课程的冲击之下，传统学院式教育体系所能做的更多的是什么？
二、高等影视教育的挑战
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妨对中国影视教育历史进行一个简单的追溯。中国影视教育学院派的代表无疑是“第五代”，自20世纪80年代初便活跃于中国影坛的他们，在统一的学院派教育下形成了扎实的基础，相似的成长经历则使他们在叙事主题上均倾向于表现宏大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动荡，受法国新浪潮的影响，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具有显著的美学特征和强烈的作者论意识，这些影片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方向和思路。其后的第六代，虽仍属学院派，但无疑比第五代多元化了许多，在主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描写时代潮流中的小人物，同时由于制片厂制度的衰败，缺乏拍摄机会的他们不得不转向独立电影制作模式，并通过参与电影节提高知名度获得认可，他们的作品—直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上个世纪末期，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不论是观众的审美还是投资方的口味，都向着商业片的方向发展。一时间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式大片云集，出神入化的特效、光鲜亮丽的演员充斥着大银幕，“粉丝文化”“IP热潮”等亚文化催生出的假性繁荣，一部电影的商业价值似乎成了评判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锣鼓喧天的热闹气氛之中，专业电影教育似乎也迷失了。市场对从业者的需求量开始提升，专业院校的教学目标逐渐局限为培养熟悉技术与电影制作流程的工作人员，在课程设置上，能够使得学生拥有一技之长、毕业后迅速投入工作的课程得到重视，而偏向于扩展知识面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基础与人文学科则受到了忽视。
然而，如果对“第五代”“第六代”和现如今的“新生代”进行横向比较，不难发现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叫好一片都是因为对于生活和人物的深层刻画，使得电影这一媒介方式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同时表达了对事物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无—不来自于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文化底蕴的积累。“第五代”代表人物张艺谋和陈凯歌在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前均因“文革”而在农村下放学习，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心有所触，有深厚的生活积淀，才在重返校园系统学习电影专业知识后能够拍出令人动容的故事。与之相似的，“新生代”导演中的王学博在拍摄《清水里的刀子》之前，曾在青海生活将近一年，这段经历最终使影片呈现出与当地契合的气质，并贴合了影片“洁净”的主题。正如陈凯歌所言：所有的一切，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感于先而后工于形。自2016年艺术电影的回归所带给中国电影工作者及电影教育的思考正是：电影只是一种艺术手段，而这种手段的背后则是关于生活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也是因此，在影视教育的过程中，技术训练固然重要，但技术终归是为艺术服务的，培养学生的人文底蕴与艺术修养仍是影视教育的核心，也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方向。
三、高等影视教育的对策
以亨利·纽曼为代表的人文主义高等教育理念或许能够为培养学生的人文底蕴与艺术修养带来一些启发。
西方大学的治学根本即源自于这一理念，人文精神自古希腊时期贯穿至现代社会，在此理念下，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在于通过训练使学生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完全的人”，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等理念不仅在电影学科，更在全部高等教育领域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如纽曼所言：“一所大学的心智训练真正的和恰当的目标不是‘学问或者‘学识，而是作用于知识的‘思想或者‘理性。”人文学科的学习不仅令学生的知识面加宽，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事实上，关于人文教育在艺术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讨论由来己久。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在2005年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香山会议中提出“感性素质”的概念，指其“首先是人感受世界，体验生活幸福、自然之美的能力，其次也是这种素质产生了人对良好感性环境的需要与要求。它是人类美化生存环境，创造艺术的根本动力。也是目前普遍提倡的环境意识的内在心理要求。它的活动领域是艺术，它的本质力量是对‘美的追求”。周海宏教授在这里提出的‘感性素质正是‘美育的结果，席勒曾在《美育书简》中表述：艺术的本质是审美显现。而“美育”则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见得，艺术的产生与接受与人文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对于电影艺术来说更是如此，杨远婴教授在《电影从业者的人文教育》一文中指出，“当代社会需要的是创造性人才，而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交叉文化、综合教育的滋养。”电影的创作离不开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更离不开生活，能够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热点，对其产生个人独特的见解，并能将这种见解通过光影表现出来，与观众产生共鸣是电影艺术最有力的特征。
现实也印证了人文精神在电影艺术中的重要性——近年来新生代导演们能够备受关注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整体展现出对于社会和人生极富人文关怀的观察与思考，在众多充斥着当红明星和好莱坞爆米花式特效的大片中如一股清流，令已经对千篇一律的声画效果产生审美疲劳的观众群体眼前一亮。
对于如何发展人文基础教育，北京电影学院78级本科班课程设置与南加州大学等欧美院校所采用的教育理念值得参考。中国的电影教育在最初对于基础教育和人文学科也是非常重视的。以北京电影学院78级本科班课程设置为例，艺术概论、哲学、美术史、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均是各系必修，在前两年的教学中主要以理论和专业基础学习为主，从第三学年开始，大部分专业都进入了艺术实践阶段。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突出了注重实践、培养创作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思路，大比例的人文学科和专业基础课更是体现出学院扎实的基础教育，从培养成果来看，这一级毕业生也不负众望在日后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顶梁柱，以富有深刻哲思的作品而在世界电影圈中享誉盛名。
再以南加州大学影像艺术学院为例，在其电影制作专业与电影批评专业本科毕业所需的128个学分中，仅有40学分规定必修电影专业类课程，剩下的学分可根据学生自己的兴趣在本系外院系获得;这便促成了学生对于电影以外（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获取，这样的结构设置既尊重了文化底蕴对于电影创作的重要性，又保留了学生获取电影专业知识的自由。对于以南加州大学为代表的一些欧美高等影视院校而言，比起传授学生如何将心中所想拍出来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让学生形成思考“想要拍什么”的习惯。古语有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知识的更新换代总是永无止境的，然而思考的力量却可以超越这一限制，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至于“如何拍出来”，则可以依赖实践教学、课后咨询和强大的网络资源。
當然，对于人文教育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对于技术训练的全然放弃。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新生代导演们的作品，未经受长期专业训练导致的技术欠缺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路边野餐》中长镜头的完成质量却令人堪忧，不仅画面存在着明显的变形和晃动，收音也并不理想。《中邪》整体制作的粗糙令其最终无法登上大银幕，《八月》则在同期录音方面遭遇了极大的失误，这些问题无疑是低预算和主创团队技术和经验的匮乏所导致的。
因此，在面对新生代导演的崛起时，我国高等影视教育应首先维持自身优势，保持技术教学方面的高标准，与此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在艺术表现和思考方面的软技能，实现技术与艺术教育的结合。在这个前提下，高等教育需要做的应该是提供一个完全自由、安全的空间环境，在这个乌托邦之中，个人可以完全沉浸于其中，只专注于艺术创造，既能够利用学校的丰富资源，又不用受制于各种社会压力，周围都是关于电影的一切，而沉浸其中、探索和尝试自己的风格则是学习的全部内容。在这个过程里，现代高等影视教育为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可以从强调教师“引导”的作用与推广终身教育两个方面作出具体改变。
首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门类之多和其题材、内容的多元化使得一所高等院校的课堂教育很难覆盖每位学生的创作方向，此时学生自身的探索与主动学习就显得尤其重要。从新生代导演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们均观看过许多影片、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些都是个人探索的表现。个人探索需要大量时间，然而在我国目前的高等影视教育模式中，课堂授课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均在这些课程中被消耗，自我探索的机会因此减少。相较而言欧美国家的影视教育不仅固定课程的时间较短，个人自由掌控的时间更长，课堂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既有讲座式的授课，又有需要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的讨论课，个人指导课等，教师在这些课堂中的只能与其说是在教授，更偏向于引导学生自己进行思考。这首先为学生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使教学过程变成了一个主动学习过程，而不是被动接受，更有利于知识与技能的传递。其次，当教师以“引导者”的身份与学生接触时，二者的关系更显亲近，指导内容也更有针对性，满足更多学生个性需求的可能性也更高，更能突显出人文教育的成果。
其次，推广终身学习的理念将使得影视专业的学生有更多机会体验和感悟人生，创作出富有吸引力的作品。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终身学习理念，半个世纪以来，这一理念已在多个国家的多个教育领域被应用。在高等影视教育方面，终身学习理念可以被理解为在校学习与创作实践的结合，这种方式在欧美广受欢迎，在个人角度主要表现为可以更自由的安排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节奏，结合自身发展阶段与所需，在更恰当的时候返回学校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在院校角度则体现在各教育阶段针对性明确、教育资源更合理分配上，具体而言，本科教育以基础人文和通识教育为主，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更具针对性的专业教育。反观我国，随着就业压力的提升和获得更高层次教育机会的增加，本科毕业不进入社会工作，而是直接报考硕士成为很多毕业生的选择。这种方式其实并不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对于影视创作而言，日积月累所获得的人文知识、通过多年学习与工作所获得时间与团队协作能力、对于生活的理解和积累等能力尤其重要，这些都需要通过长期生活实践获得，而学校单一的环境和缺乏行业实践的学习方式常使得一切想法都是纸上谈兵，更无法通过生活积累发现令人感动的故事，这最终导致了目前许多专业院校毕业的导演虽有高超的技艺，却在艺术渲染力上略逊一筹的事实。提倡终身教育，既能够使个人的学习与创作更贴近生活和现实，也能够保障教育资源的更合理运用，教育层次特色更明确，为促进高等影视教育中人文教育发展提供了关键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