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对港澳台传播

    张涛 肖钺

    【摘要】“一带一路”背景下,需要明晰对港澳台地区传播的行为路径,通过“策略性”传播和大数据分析下的“精准性”传播、大众案例的“他者化”传播、案例化“议题性”传播,立足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增强对港澳台地区的传播效果,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对港澳台传播 动因逻辑 行为路径 传播策略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更是构建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让广大参与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了解中国模式、共享中国经验,是媒体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而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做好对港澳台地区的传播,让港澳地区同胞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让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则是对港澳台地区传播的重要内容和新的要求。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对港澳台传播力的动因逻辑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最基本的着眼点在于“加强政策沟通、加强道路联通、加强贸易畅通、加强货币流通、加强民心相通”。

    港澳台地区位于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要冲区域,也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港澳台不仅与我们地缘相连、历史相通,而且文化相融,在“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应该有其独特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处于转型十字路口的香港提供了面向全新市场的机遇。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其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不仅没有丧失,反而会得到提升。对于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的澳门来说,构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台湾地区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进一步加强与祖国大陆的产业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将会给台湾地区开辟更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近些年来港澳台地区的现实局面却给对港澳台地区传播提出了新课题。

    2014年9月,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操纵下,香港少数所谓的“民主派”和反对派发起非法游行集会,制造了非法“占中”事件。随着特区政府强硬清场的处置姿态和中央政府坚定的支持态度,加上香港社会各界的强烈抨击,“占中”事件很快被平息。但媒体在事件爆发初期的舆论引导却表现得乏善可陈、传播不力,至今仍被业内人士所诟病。2016年5月20日,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获得台湾地区执政权后,以行政手段极力压制台湾岛内的舆论,勾结具有“台独”倾向的“绿党”阵营媒体,有针对性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给两岸关系增加了紧张的不稳定因素。尽管交流融合、和平发展仍是两岸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民进党当局妄图钳制岛内舆论,全面否认“九二共识”、大力鼓吹“去中国化”的企图日趋明显。

    应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港澳台地区的未来发展和需求提供了机遇,也普遍得到了港澳各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台灣,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也对“一带一路”倡议普遍认同。这些都给港澳台传播提供了新内容、新思路和新角度:在提升对港澳台传播力的工作中,要注重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国家声音、民族认同,也要强调港澳台地区积极参与其中的内在需求、特殊利益。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对港澳台传播的行为路径

    对港澳台地区的传播主旨随着港澳回归祖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港澳和对台的传播已有所区别。但作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的共同主旨却没有变。对港澳台传播的行为路径和其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利益,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是对港澳台传播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针对台湾地区,十九大报告强调,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因此,对港澳台传播中的行为路径,首先就要把这种体现国家利益的态度和观点鲜明表现出来。

    第二,以文化自信为基础,推动港澳台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港澳台地区与祖国大陆之间地缘相接、历史相通、文化相融。港澳地区与广东、台湾地区与福建,自古以来就有着水乳交融、血浓于水的亲情维系,而且中华传统文化在港澳台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因此,在港澳台地区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进一步促进港澳与内地、台湾与大陆的民心相通,已经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传播路径,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更是对港澳台传播强有力的发力点和着力点。

    第三,以“一带一路”为背景,在港澳台地区传播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事实上,港澳特区政府和台湾地区许多政界人士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予了积极回应和践行。

    2017年10月11日,香港特区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立法会发布首份《施政报告》,明确表态“一带一路”是香港经济新引擎。特区政府经和中央政府协商,已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7年年底签署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协议。②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2017年4月21日特区立法会答问大会上也明确表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澳门进一步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和持续发展”,澳门特区政府“将发挥澳门各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突出重点,积极分步推进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澳门特区政府还成立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统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设计。在台湾,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2017年5月16日政见会上痛批蔡英文当局,直指“两岸关系被蔡英文搞成这样,一步都走不出去,各国都在谈大陆的‘一带一路,台湾连WHA(世界卫生大会)都无法出席,放弃原本我们该有的市场,断送年轻人的未来”。港澳台三地工商界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也给予了热烈响应。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就表示,“香港目前正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未来必须要抓住‘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带来的新机遇”,要“专注致远,顺势有为”。澳门特区旅游业议会理事长胡景光也认为,“澳门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关怀和爱护,‘一带一路会给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对港澳台的传播策略

    虽然贸易保护主义近两年来盛行,但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中国加快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对港澳台地区民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从媒体生态的急遽变化到技术发展的快速迭代,传统的传播策略已经难以适应当今陕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而缺乏有效的传播策略,即使再精妙绝伦的“中国故事”,抑或感同身受的“中国声音”,都很难被港澳台地区的民众所认知。因此,要坚定传播方向目标,确定传播策略重点,多样式方法选择,用“大数据+案例”增强传播效果。

    第一,对港澳台地区进行“策略性”传播。“策略性”传播,即在传播過程中对特定议题及所隐含的价值观进行故事化传播,以适宜的形态和亲切的方式给予呈现,从而引导受众按照传播主体设定的导向理解该议题。“策略性”传播,不是不讲主题宣传,而是对主题宣传进行技巧性传播,以春风化雨的方式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具体对港澳台地区来说,“策略性”传播就是要根据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之间不同的社会制度、思想差异,立足国家层面对港澳台地区以贴近性、本土化的方式进行政策性解疑释惑。

    对港澳来说,坚持“一国两制”、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原则。“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是传播的核心。对台湾地区来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传播核心。

    第二,对港澳台地区进行大数据分析下的“精准性”传播。“精准”指时间概念的精确、空间位置的准确。“精准性”传播就要根据目标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变化,像打靶一样进行“点对点”的靶向传播。而大数据分析下的“精准性”传播是基于大量现实传播数据的分析,既有“精准性”的内容表达,也有“精准性”的形式体现。

    由于历史的原因,港澳台地区民众对我们的传播带有一定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我们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港澳台媒体曾长期依照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或当地统治阶层的要求,采取有意识回避或选择性夸大等手段对我们的传播进行主观性、随意性和技术性处理。加上受传播手段单一制约,我们的媒体在港澳台地区的落地率普遍较低,致使对港澳台地区的传播虽有所作为,但传播效果却一直欠佳。因此,当前对港澳台地区的“精准性”传播,既需要在内容上找对港澳台民众的心理“痛点”,也需要在形式上找到更多适合当地民众接受的传播手段和方法。

    找寻内容的心理“痛点”就要用事实说话,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后取得的成果说话。即用“中国故事”破题,让港澳台地区社会各界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给港澳台地区带来的机遇。特别是对台湾地区,应着重把台湾被“台独”意识形态所绑架,因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所造成的“台湾被远抛在世界之外而边缘化,受到伤害的是全体台湾人民”这一事实,完整、全面地告诉给台湾民众,同时,持续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参与合作的项目成效及成功案例,让民众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触手可及的案例或身边的故事,对台湾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正确、理性、客观的判断。

    在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上,应加快适应移动社交媒体正在改变传统社会舆论生成模式的变化,适应舆论生态的快速迭代。在港澳台地区,加大以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优特(YouTube)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青年一代的“精准性”传播。

    第三,对港澳台地区进行大众案例的“他者化”传播。“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与主体性“自我”相对应的概念。所谓“他者化”传播,即设身处地以现实个体或群体为案例,从“他人”角度进行传播,促使其认同传播者的“自我”观点和理念。“一带一路”背景下大众案例的“他者化”传播,意味着不是我要你或你们参与“一带一路”,而是你或你们主动想要参与。

    珠海广播电视台对澳门的传播,立足澳门所具有的五大优势:实施“一国两制”成功范例的制度优势、“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节点城市的历史优势、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优势、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平台优势以及海外归侨众多的归侨优势。通过珠海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粤港澳三方合伙人律所等案例,讲述他们在内地开拓市场、在境外合作发展的故事。针对香港,珠海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联手采访多位香港浸会大学珠海学院的教师,通过比较他们在香港、内地和国外生活工作的感受,讲述中国的快速发展给自己生活工作带来的惊喜变化,以及各地区和国家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后在基础设施、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亲历故事。从而以“他者化”传播视角,表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港澳台地区的未来及人民福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四,对港澳台地区进行案例化“议题性”传播。案例化“议题性”传播是针对政府决策或公共事务,根据典型个案或类似案例设置议题,主动引导社会舆论关注、促其发酵并顺势引导,从而在一段时间或特定时期使媒体设置的议题成为关注焦点并形成舆论高潮。像台湾籍十九大代表“卢丽安现象”就是对台湾“议题性”传播中的媒体设置并挖掘,促其成为舆论高潮的“议题性”案例传播典型。再如香港商界个别人士因内地发展迅速而散布香港已丧失信心的论调,内地媒体引用香港金融发展局局长史美伦出席一次金融活动的发言,借用史美伦的原话制造舆论热点,即“一带一路”为港澳带来商机。在舆论上不仅为香港金融界打气,也为香港民众有关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争论做了有力注脚。

    同样,在澳门特区,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珠海媒体,都注重借用澳门商界人士的论述,强调澳门作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拥有国际自由港、独立保税区、简单低税制、便利金融服务等优势。传达澳门社会各界的普遍认知,即“澳门发挥着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作用,并以‘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为发展定位,这是澳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必荣在《中国时报》刊发评论认为:西方评论认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是为了“去过剩产能”,或认为是在跑马圈地,这都把“一带一路”的格局讲小了、讲窄了。“一带一路”倡议是最大规模的全球振兴计划,是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台湾《旺报》在“旺报观点”栏目中也说,“大陆推动建设‘一带一路成效明显。在习近平主席的强力宣示及资金挹注下,‘一带一路建设可望迎来更多具体的合作成果,也见证他通过经济手段解决全球各种难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