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兰学运动的兴起及影响
刘茧 王帅
【摘要】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知识阶层兴起一场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兰学运动。兰学运动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继承性、多样性、阶段性等特点，对当时乃至后世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兰学运动；兰学家；近代化
兰学是指江户中期至幕末开国以前关于西方学问、技术或西方形势的知识及其研究，当时主要以荷兰语为媒介进行学习，故称为兰学。兰学的内容覆盖了西方近代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既包括医学、博物学、天文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 ，也包括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其中还混杂着锁国以后仅存的南蛮文化①。兰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兴起成为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对日本近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兰学运动兴起的社会根源、发展特点及其对日本近代社会的影响表达一些见解，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兰学运动兴起的社会根源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为禁止天主教、控制对外贸易，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主政时期的1633年至1639年，先后五次下达宽永锁国令。通过这五次锁国令，德川幕府不但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禁止西班牙、葡萄牙船来日贸易，而且连日本人出海航行（奉书船除外）和海外日本人回国也要处以极刑。到1639年，日本与西、葡两国完全断绝来往，锁国体制正式确立。在日本锁国政策的阻碍下，为何还会出现兰学运动这样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呢？这与日本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日本人自古以来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自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以后，国家统一局面形成，为巩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幕府大力扶植自耕农，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开垦荒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将农民推到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农村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和手工业者不断向城市聚集，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至17世纪末，日本已有城市300个以上，其中江户、大阪、京都为全国性大城市，特别是江户人口达100万，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首位。 此外，当时的日本以大阪、江户、京都等商业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在日本渐渐产生。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对新的先进科学技术的需求，为兰学运动的开展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
其次，1716年，德川吉宗就任第八代将军，为了解决幕府财政危机、缓和社会矛盾进行了亨保改革，其中一条改革措施就是引进西方学术，一方面从荷兰进口各种科技器械，招聘荷兰人传授技艺，另一方面亲自下问江户参府的荷兰人或命医官等到荷兰人宿舍提出种种质疑。另外，德川吉宗还接受京都银座官吏中根元圭的建议，缓和禁书制度，促进了汉文西方科技书籍的大量进口。德川吉宗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既出于个人的好奇心，也因为其认识到西方学术的实用性，将西方学术当作一种实学加以利用，取长补短，从而服务于生产发展，以便实现其改革目标，巩固幕府的封建统治。以德川吉宗为代表的幕府统治者为兰学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政策保障。
再次，早在16世纪中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南欧天主教国家就为传播基督教向日本输入了诸如宗教、哲学、文学、绘画等社会思想和文化艺术以及医学、建筑、军事、地理学、造船航海术、采矿冶金术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且对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等各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西、葡等国的南蛮学与近代科学相比还处于更低阶段，但是仍然要比日本人在众多领域中的认识更高一筹。这使得日本人对西方科学的优越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从而为兰学在日本的兴起提供了借鉴。此外，吉宗时代之后的田沼时代异国趣味流行，不仅诸大名和富裕商工业者，还广泛普及到平民阶层。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从荷兰带来的科学仪器和工艺品一律收买，产生一股玩赏的风气。人们发现珍奇的东西就取荷兰名称，有的商人挂出罗马字招牌，以引人注目。与此同时，有人找门路访问参府的荷兰人，以和他们谈话为光荣，许多知识分子就西方学术向荷兰人请教。这些人被叫作“兰癖家”，即爱好荷兰趣味的人。日本人对荷兰科学仪器和工艺品的喜爱为兰学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另外，德川吉宗任将军的次年即1771年曾经从官库中取出扬斯顿的《动物图谱》，但没有人能看得懂，始悟有必要学习荷兰语，命野吕元丈和青木昆阳学荷兰语，“此为江户兰学之滥觞”。 青木昆阳花了十七年的时间向荷兰人学习荷兰语并取得了三项成就，即《荷兰话译》、《荷兰文译》、《荷兰文字考略》。从青木昆阳开始的荷兰语学习，经过西善三郎、本木良永、吉雄耕牛等长崎翻译大家以及曾先后受教于青木昆阳和西善三郎的前野良泽等兰学家对荷兰语的语言学研究，为日本人直接解读荷兰书籍准备了条件，开拓了直接移植和研究西方学术的道路，为兰学运动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语言基础。
最后，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传统。日本自其民族形成之始就开始和中国往来，并受中国高势能文化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制造技术为特征的弥生文化进入日本，并与绳纹文化融合，促使日本由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公元前7-9世纪，日本派出四次遣隋使、十九次遣唐使学习以佛教和儒学为代表的隋唐先进文化与制度，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变革，使日本由众多分散的小国，一跃成为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自16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开始意识到中国部分传统学问和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因此将视野开始扩展到兰学的身上。实用和选择，是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因此，兰学的实用性也是日本兰学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
二、兰学运动的发展特点
兰学运动从产生、发展到兴盛的过程中呈现出了继承性、多样性和阶段性特点。
兰学运动的兴起与日本知识阶层的兰学家们的努力是紧密相连的。大多数兰学家都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一般都是在有了丰富的儒学系统科学知识和技术之后才学习兰学的。他们之所以很快接受实证主义的西欧学问，是因为具有直接从古典探求真理排除后世解释的古学学风，特别具有一切基于亲自观察和实验来寻求医理的古医术学风。比如，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医方学派以“亲体实验”为口号，弃虚务实，主张“随症治之”，摒弃后世派繁杂而空疏的理论，在医学界批判唯心论，提倡经验主义。与荻生徂徕等古学派对朱子学“格物致知”理论进行变革的穷理精神一样，兰学家们在对过去知识的辩证继承基础上，以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为兰学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这些都体现了兰学运动的继承性。
兰学运动的发展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它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兰学的多地区、多领域上。兰学运动是在长崎、江户、京都、大阪等多个地区开展的，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中江户是兰学的中心和正统地区，它的兰学研究成果相对其他地区都要丰富，而京都兰学和大阪兰学都是在江户兰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长崎兰学与江户兰学则不甚相同，尽管长崎是日本荷兰语的发祥地，有许多世代当翻译的人，但是长崎兰学以荷兰书为中心，实用与实证分离，思想意识也比江户兰学落后得多。与兰学运动的多地区相对应的则是兰学内容的多领域。兰学的研究领域以医学为主，像大槻玄泽、宇田川玄随、杉田玄白、桂川甫周等兰学家最初都是在医药学领域展开兰学研究的，随着荷兰学问和技术的进一步传播，兰学家们的视野也扩展到了博物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更多的领域，使兰学对日本的影响更加广泛。
从兰学发展历程来看，兰学运动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最初，兰学家们在幕府支持下，对以医学为主的兰学进行广泛的学习和研究，但是其研究领域基本局限在西方科学技术领域。一方面是受大多数兰学家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身份的限制，另一方面到了宽政时代幕府将兰学垄断，以便将兰学限制在科学技术领域，避免兰学成为揭露社会阴暗面、批判现政权的工具。但是，通过兰学传入的西方近代先进科学知识，首先动摇了支持着封建统治理论的各种旧学问，导致了封建意识形态的根本危机，同时也激起了兰学者了解西方社会，寻求新的社会思想的热情。因此，随着兰学的发展，不少有志于改革日本社会的学者纷纷致力于荷文社会科学书籍的译述，使兰学的社会科学成份不断增大。西方社会科学的不断传入，使兰学家们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兰学家向近代思想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兰学者从一般地研究外国政治、文化转向了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对西洋学术进行专门的介绍和研究。宇田川兴齐译出了荷兰律书，高桥景保写作《丙戊异闻》，介绍法国大革命，本多利明也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研究，高野长英还写出了日本最早的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著作《西方学说史》。这一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如1832年兰学者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组织的“尚齿会”，致力于西方文化的研究，并探讨幕府国策的得失。这些都说明了兰学运动有着从科学技术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三、兰学运动的深远影响
兰学运动的兴起对于日本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对当时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日本近代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兰学运动将西方各门类的科学技术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幕府的财政危机、社会矛盾，对幕府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巩固作用。同时，由于兰学家们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日本，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促进了当时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日本社会自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对兰学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随着兰学运动的深入发展，逐渐出现了不利于幕府统治的社会思想及社会团体，对幕府的统治产生了威胁，导致兰学运动一度被幕府镇压。
兰学运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促使日本对世界形势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兰学家通过对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了解，认识到过去以中国为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日本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夷夏”观念也受到了冲击。有些兰学者开始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加先进，指出“西洋各国其艺术之精博，教政之羽翼鼓舞，似为唐山（中国）所不及”、“以此审天地四方，布教利国，又为唐土所不及”。除此之外，兰学家对西方社会文化——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西川如见的《百姓囊》、前野良泽的《管蠡秘言》等——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对西方社会表达了赞美和向往。到了兰学运动后期，兰学家开始着重介绍西方政治制度，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文明开化的意愿，如桥本佐内在《西洋事情书》、横井小楠在《国事三论》、后来的明治维新骨干大隈重信都对西方政治制度表达了肯定和赞赏。而像司马江汉和横井小楠等兰学家更是从不同的侧面否定了世袭君主制和封建等级制，杉田玄白、海保青陵等兰学家则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兰学家对儒学的批判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综上所述，日本兰学运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过一代代的兰学家的努力，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是日本近代走向强盛之路的重要步骤。但是，对于日本兰学运动的历史作用，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必须看到兰学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以便更准确地认识兰学运动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
注释
①日本在中国“夷夏”观念影响下，将南方的外国人，特别是1543年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以后经由南方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叫做南蛮人，并进一步把随着天主教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及受其影响产生的异质文化称为南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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