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骆驼祥子》与《活着》的小人物生存困境论老舍与余华的写作视角差异
摘要：《骆驼祥子》和《活着》分别为老舍和余华的代表作，小说主题具有共通性，都寄寓着二位作家广袤而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对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现象、人的生存价值进行探讨。而小说里社会背景、主人公人生经历、行为价值选择、悲剧成因等方面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具有比较价值。本文对两部作品的共性整体把握，从探讨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现状出发，解读两部作品的苦难书写，进而比较其生存困境产生的根源与现实意义，并从中发掘二位作者的写作视角差异。
关键词：老舍;余华;骆驼祥子;活着;小人物;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1-0025-04
1 底层小人物生存现象探究
米兰·昆德拉曾提出“卡夫卡式的世界”，认为这是有别于现实世界的、某种极限和非现实化的“可能性[1]。”现代主义作家大胆建构光怪陆离的世界，在非现实里叩问人性、挖掘陌生化的人物心灵。可以说，现实主义文学也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尝试。老舍、余华与笔下的人物决裂，把他们置于无边无际的苦难之中，这些苦难不仅有外部历史、社会环境的冷峻现实，也有自己命途偃蹇、精神煎熬的无奈，在其中逐步挖掘这些小人物生存困境的难度与深度，也在寻觅某种“可能性”。
1.1 低微的“底层”身份
《骆驼祥子》和《活着》中的祥子和福贵堪谓陷于困境的代表人物，其身份有着本质类似，那就是“小人物”，而且是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小人物——与农业社会无法分离的乡土特质。“乡土”让人联系到“阶级”“宗法关系”“底层”这些语汇。因而我们讨论生存困境，不得不先提起他们的“身份困境”。他们是贫农阶级，这个无法逾越、无法摆脱的身份，犹如一个茧牢牢地缠绕了他们一生。他们的身份是打着历史烙印的，他们都不是“纯粹”的农民，没有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宗法制田园生活里。在近代中国急剧转型期里，他们的身份也骤然转变：祥子生活在中国封建制度走向衰亡、军阀混战时期的老北京，他想要融入城市却被夹在传统农业文明、新生市民文化碰撞的间隙里，是个不伦不类的农民;而《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曾站在农民的对立阶层，是个地主少爷，但本质上，他没有脱离乡土文化，最终变成底层阶级。最早的“底层”一词特指被排除于主流社会的边缘群体[2]。这个“底层”用来形容祥子的尴尬身份再合适不过，他的養家方式远离耕作，脱离了农民群体，变成城市的“边缘人”，是从事农业工业群体里的“底层”，被排斥和忽视。而福贵没有脱离宗法制的农业文明，纵然他有过地主及军旅经历，但最后还是选择回归农民阶层，也步入“底层”，这里的底层是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底层”，《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报告》对底层民众的定义是占有少量社会资源的群体[3]。报告里还指出这个群体很大程度由农民组成，福贵正是这个范围内的典型。
1.2 苦难的命运
伴随着低微的社会身份，困顿的处境为其生存打上了“苦难”的烙印，他们的命运也笼罩在一种“黑色幽默”里，努力摆脱困顿的心与无法摆脱困顿的现实形成冷漠的对比。两部作品都分别从社会的动乱，人生的苦难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对两位主人公生存境遇进行了刻画。两位主人公共同面临着种种苦难。而这种苦难的体现如果从作品本身的情节线索出发，可以找到两部作品共同的情节线索——“奋斗—拥有—失去”;不同的是《骆驼祥子》围绕“车”，祥子对“车”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犹如农民依附土地。但是又不同，他把“车”看成“自由”“独立”“劳动”的象征，他比传统的农民更“精明能干”，有自己的想法，想摆脱栓车人的“奴役”，想纯粹靠自己辛苦糊口，这是祥子这个小人物朴素的希望。他也确实做到了，用积蓄整整三年的辛苦钱买了一辆洋车，但短暂的“拥有”很快破灭。尽管自己的车被大兵抢走，但他坚定不移地践行自己起初的目标，于是加倍努力，想重买一辆，但车钱却被敲诈。之后，他已然接受了“不自由”的婚姻，没有靠劳动而是凭借老婆虎妞去买了一辆车，这辆车包含着自己的妥协、委屈以及不劳而获，他也“并不怎么喜欢”。可即使如此，依靠别人换取的车也难以彻底属于祥子——它随着虎妞难产死亡一并下葬了，与之一起被埋葬的，还有祥子的“雄心壮志”。在对生活作出极大的妥协，婚姻生活已然不幸的窘境里，祥子也无法保全他的“车”。经历三次“奋斗—拥有—失去”的痛苦，祥子一无所有，他开始由一个充满理想的劳动者滑入了堕落的深渊。而《活着》围绕“死亡”，重点叙述福贵的家庭，亲人温情的拥有与失去。福贵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可以说是底层小人物的理想家庭了，妻子贤惠勤劳善良、一双儿女聪明懂事。他也为经营小家庭努力奋斗着，没有沉溺在过去地主少爷的身份里，而是安安分分地成为一个农民，守着家里不多的田地，努力维持家中生计，承担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然而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小家庭。福贵父母间接死在福贵年轻时的浪荡纨绔中，儿子有庆死在抽血台上;女儿凤霞死于难产;妻子家珍死于常年劳累;女婿二喜遭遇不测死于工地;外孙苦根的死更是荒诞，是因吃豆子而撑死……在一个人短暂的生命里，死亡固然是无法逃避的命题，但是接二连三的死亡、意料之外的死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死亡，好像在“试探”福贵，也好像在用冷眼窥测某种人性，用死亡打破脉脉温情、打破“只要努力就有希望”的传统信念、撕扯福贵已然凋零的人生。
虽然祥子和福贵的命途起落巨大，具有戏剧性，但是现实中小人物的困顿远比小说笔触更沉重，或许这些急遽的起落不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是一定分散在无数底层小人物的生命历程里，他们的困境是共通的。祥子和福贵虽然是文学人物，但反映了社会现实，其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性和文化意义，这种悲剧性的生存困境现象值得书写，也为我们保留了一定时期里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2 底层小人物生存困境成因探究
老舍和余华笔下，对祥子和福贵并没有停留在底层小人物生存困境的表象，更可贵的是，他们努力将笔触伸向他们生存困境的成因，使作品在深刻的社会背景下，展现了祥子和福贵鲜活的形象。
2.1 祥子困境成因：性格缺陷、社会制度、文化失范
祥子首先有自己的性格缺陷。 其一，他自卑敏感，不能正视自己。一方面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因自己出身而自卑。其二，他优柔寡断，性格软弱，没有魄力，面对可能实现的愛情犹疑不定。其三，他个性偏执，目光短浅。一方面，“买车”已经变成了一个心魔，从“为了更好的生活”变成“满足内心的执念”。这对于负债累累、无能为力的祥子来说“买车”已经不是帮助而是负担了，成了自己向生活妥协、不幸福婚姻的见证。另一方面，明知打仗风声很紧，祥子却还怀有侥幸心理出城载客，最后遇上匪兵。祥子的内在悲剧：一部分是个人性格，而这个人性格又带着时代和阶级的色彩，由于出身底层，没有受过教育，他具有天然阶级的狭隘性，局限于自“人力车夫”的定位，没办法超越阶级、更好地融入城市文明中。
祥子的悲剧根源于社会，他有强烈的生存意识、美好的愿景。但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个体无力与制度和现实环境抗衡，最终被戕害、被黑暗的深渊完全吞噬。当时的中国正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底层民众遭到众多不可控的不公平待遇，难以维持生计。小说开头祥子第一次买车是全书中祥子最“意气风发”的时刻了，他是那么自信，笃信只要自己能靠自己的努力过上美好人生，他是那么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然而“努力”在严峻的现实里不值一提。封建制度下的人道德观念低下，混乱的时代、发展不足的城市孕育了“市民化”的消极面，金钱至上、弱肉强食的观念让底层民众也能“自相残杀”，缺乏同理心。祥子正是被一出又一出的抢劫、诈骗、逼婚消解了属于农民阶层的品格。虎妞和小福子这两个女人之死如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祥子，磨灭了他最后的“人性”。
2.2 福贵的苦难成因：社会制度、自然灾害、权力压迫
福贵的苦难主要来自外部原因：社会和自然灾害、物质匮乏等，与他的个人经历相互交织。他早期贪赌，葬送了优渥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家庭悲剧，但他自责却没有陷入自我否定，有一定的心理素质。到后来每位亲人旳离世对他都是不小的打击，但是他已经能渐渐抑制住悲伤去继续生活，他并不是畏惧死亡，而是能够带着力量和勇气，与命运、生活“活”着抗衡。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成熟”是心酸无奈的血泪史，他也曾困陷囹圄、苦苦挣扎。解放后，福贵经历了三年大饥荒;熬过荒灾，福贵又碰上重重叠叠的死亡。这些不幸看似离奇又在情理之内，譬如有庆为了救县长的女人抽血过量，一条鲜活的生命结束了，余华在描述有庆死去的时候，放大了社会地位差异对底层民众的打击，县长夫人的生命和农民儿子的生命对比就有了贵贱之分，残酷地刻画了等级秩序面前底层人命不值一钱的悲剧性。再譬如女儿凤霞难产而死;福贵的妻子家珍常年患有劳累病最终在孩子离世打击下离世;女婿二喜因工地事故去世;外孙苦根因物资缺乏贪多吃豆子引发高烧撑死。这些“不幸的命运”如果全部归责于“宿命”恐怕有失偏颇，低微的收入、贫乏的资源、无力支撑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这些外部原因更能说明问题。
2.3 两者苦难的共同成因：社会制度、文化背景
从祥子和福贵身上，我们可以探究底层小人物共同生存困境的背后原因，归根到底，这是社会问题。他们来自“乡土中国”——这是在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支配社会生活各方面一种体系，包含着空间地理概念上的农村，更包含在这个空间形成的一切文化因素，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基层乡土性中国社会[4]。《活着》里的福贵对“农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很强，很快接受了从地主少爷到农民的身份转变，与土地缔结了特别的关系;祥子从农村进了城，但是他默认的根依旧在农村，他接受不了新观念也难以改变自己。这造就了上述他们悲剧产生的内部原因——这是乡土中国下的小人物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思想落后、固步自封、性格软弱、缺乏大局观。
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乡土中国”的底层社会很容易形成一种“差序格局”[4]，在等级制度层面上反映为尊卑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差距。森严的等级制度、无法跨越的巨大阶级差异使普通百姓始终处于社会底端，仿佛给予了他们既定的社会出身与等级印记外，也培养了他们“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祥子的车被抢走、遇到诈骗，他也只有忍气吞声地承受，小福子被卖他无计可施也没能为她讨回公道，被虎妞设计成亲他只有在心里气恼可不敢表现出来。而福贵的生活中，他们把大队长当成“最高管理者”，灾荒年景即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好吃的分一些给队长。这种格局在文化和思想层面严重禁锢了底层人民。
这样的困境并不仅限于某一时代，应该说，文学作品对小人物的关切、对背后深层次原因的挖掘有超时代的现实意义，即使在今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制度和经济高度发展，随之而来的仍有不可逾越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公平问题等。这类题材的书写，对今天的中国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如果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骆驼祥子》，我们可以发现祥子经历了从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最后变成无所事事的城市游民的人生历程，他的遭遇及其产生的精神危机，“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5]，通过底层小人物命运，我们可以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一个民族的百姓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隐藏在悲剧之后的隐患和威胁，这也是小人物苦难书写母题的现实意义。
3 底层人民价值选择及老舍与余华写作视角比较探讨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两位作者探究同一社会课题，但因作家生活背景、社会性质以及个人生存体验等客观原因的不同，使两部小说由不同的写作视角展现出别样的风格。
3.1 老舍写作视角：批判人性恶
老舍书中的批判更无情、更深刻，他怀着“立人”“启蒙”的思想去写作，他更注重群体性启蒙，也以更冷峻的笔法着眼于在文明失范、社会困顿之下整个民族疲弱的精神状态，正如近代学者樊骏在《论的现实主义》[6]提出祥子的典型意义在于老舍书写了祥子的个人悲剧也书写了社会悲剧。祥子是不幸的，因为他身边的小环境给他带来了太多的灾难。“车夫”的命运从一开始好似已被下了定论，拉洋车的未来一眼就望到尽头：“筋肉的衰损”对他们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这一条消耗最鲜壮生命、滴着血泪的不归路，却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7]。祥子的婚姻关系是扭曲的，祥子对虎妞是没有爱情的，而虎妞的早逝让他连完整的家庭也无法拥有，连亲情人伦都无法享受，他始终孑然一身漂泊在冰冷的城市。他身边有一个‘小环境，小环境里的人在精神麻木、缺少同情心、缺乏人性里的美好，就像鬼魅一样拖拽着撕扯着祥子作为“人”的心灵。在这样的小环境里，老舍在《骆驼祥子》里揭示了文明失范对人的毁灭性影响，愚昧、落后的城市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淳朴忠厚的祥子，摧毁了单纯的人性。
3.2 余华写作视角：关注人性之善
余华曾形容在中国语言里的“活着”一词，充满“力量”。这份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现实给予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8]。应该说，他不是为了批判什么、抱怨什么而写作，反而为了发现美好，他回归平民作家的视角，是希望找到中国文化里那些朴素的信仰，那些底层人民乐天知命的“真善美”。为此他能够以非理性的书写方式去描绘死亡悲剧之崇高，去挖掘被苦难打磨的人类精神之壮丽，去引导人们思考生存意义、生命哲学。因为当代社会现实已经改变，余华也不再从“启蒙”的角度出发，而是去鼓励一种美好的生命态度和人性，书写朴实的生命精神史。
福贵经历过黑暗，但是在他的小环境里，遇到的是那些闪动着人性光芒的人，照亮了晦暗。他有家珍这样贤惠、善良的妻子，总是不索求，而是无私地付出，把一生的美好都给了福贵，他也有包容的家人，福贵输光家产后，他的家人因他而受苦，但是没有苛责，而是给予了伟大的谅解，家人的包容才能让他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有纠正的机会和勇气。他还有聪明、懂事、孝顺的子女，十岁的有庆从小分担家务，天刚亮就去割草，跑路时候担心鞋子磨坏甚至忍痛光脚跑五十多里路。福贵身边的母亲、家珍、有庆，都是善良的化身，他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反复强调他们是“最好”的。所以福贵敢于抗衡，他积蓄了足够大的力量去对抗生命的不公与苦难，在死亡面前他能够超然、积极，即使孤独他也真诚地带着“活着”的喜悦，得到了精神升华。
3.3 不同视角下的共同理想
在“乡土中国”这个大环境里，底层小人物需要面对太多的“不可承受之重”，本像骆驼又像野草的祥子，变成了个人主义的、他曾厌弃的那一类行尸走肉，反而是故事开头并不讨喜的纨绔少爷福贵却得到了精神升华，放下了痛苦懂得了“活着”的真谛。这无疑是值得探讨的，身份、地位如此相似的小人物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这正是“大环境”下的“小环境”的作用。这个“小环境”可以看作是主人公身边的人性善和人性恶。
诚如余华所言，他的笔下充满对“善良”与“真诚”伦理的召唤，他说“善良”是一个人的血和肉，肯定善良与真诚对一个人、一个民族的重大意义。而祥子的悲剧则作为反例，向我们展示了底层人民价值选择的重要性，底层人民里，福贵可能成为祥子，祥子也可能成为福贵，老舍和余华都在试图寻觅一种人性的本真，这是底层小人物保留人格、持续生活的一种方式，最终抵达一种理想的生命归宿。
参考文献
[1][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杂记[M].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5]邵宁宁.文学中的“农民进城”专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2.
[6]樊骏.论《骆驼祥子》的悲剧性[J].江汉论坛，1986（9）：50-55.
[7]老舍.骆驼祥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8]余华.活着：韩文版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责编：王锦）
作者简介：李瑶瑶，女，安徽铜陵人，本科，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指导老师：杨惠（1976—），女，安徽巢湖人，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