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融合：建国初期天津中西医结合问题研究
贾鸽
摘要：建国初期，在“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天津中西医关系以交流与融合为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提高天津中医的地位，在多维途径下和西医进行结合，积极开展各项卫生工作，尤其是在防治疫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效。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10-0086-03
在近代，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是以斗争为主，中医在民国时期毫无政治地位。建国初期，在“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交流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中西医关系的主旋律，中医地位开始提高，在多维途径下中西医开始相结合，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一、建国初期天津中医地位的提高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从此在中国出现两种医学—中医和西医。
民国以来，政府对中国的传统医学采取了取缔与扼杀的政策，导致传统医学发展缓慢。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竭力主张废弃中医中药。教育部则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规程。[1]（P.445）1929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工作会议上，对中医持反对态度的余岫云等人提出了一项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这种提案居然被通过，并且政府作出“取缔中医”的决定。这一决定立即激起全国人民及中医界极大愤慨，迫于人民反对和社会公正舆论，国民党政府当局收回成命。虽然中医获得了一些保障，但是政治上毫无地位，处处被歧视轻视，如中医不能进医院，不能开诊断证明，不能看传染病等等。据1949年调查，天津有中医1 200余人，多数人业务萧条。没有一所中医学校，没有一个中医医院，公立医院里见不到一个中医大夫。30岁以下的青年中医只有3%左右，后继无人。[2]（P.33）由此可见，中医在解放前的地位很低，不受重视。
建国初期，在“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
第一，创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和建立专门的学术团体进行中医方面的研究。为了响应政府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号召，1951年成立了中医进修学校，学校的招生对象为个体中医师，授课老师为医学专家，授课内容为现代医学各课目。中医进修学校连续举办7期，先后有600余名中医师参加学习。天津中医进修学校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解决了建国初期医学人才缺乏的现状，同时也为天津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于1956年5月成立天津市中医学会，学会有会员1 029人，占全市中医总人数的88%。[3]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中西医，使中西医间彼此开诚布公、互相学习。对西医会员耐心地进行教育，鼓励他们采取正确的态度，把中医成就全部接受过来；大力开展中医中药的研究工作，把祖国医学遗产中合理的、有效用的部分加以整理和提高，丰富现在的医学科学。另外，指导会员培养中医人才和编行中医刊物。
第二，为了大力贯彻中医政策，充分发挥中医力量，提倡中医带徒弟。根据卫生部发出的“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工作”的指示，天津积极开展动员和组织老中医带徒工作。1956年夏季以来，天津有101名中医师收了197名徒弟，这些中医师一般采用口传心授、业余讲授、临床见习等方法来教徒弟。[4]为了加强中医带徒工作的管理，1959年卫生局制订了《天津市中医带徒暂行办法》，对师徒条件、学生来源、学习年限、出师鉴定及分配办法都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将中医带徒纳入教学计划，将个人收徒改为统一招生。由于制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与管理办法的落实，有力地保证了带徒质量和水平，使一批新式中医徒弟脱颖而出。截止1966年，全市中医带徒毕业出师达750人，成为中医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5]（P.296-297）这批学员中有许多人已成为各级医疗机构中的技术和行政管理的骨干力量，不仅壮大了天津中医队伍，更重要的是使天津中医的学术思想、宝贵的临床经验和高尚的医德作风得到继承。
第三，制订详细的中医行医资格和确立中医联合诊所的行医方式。为了确定中医师资格，于1951年制定《中医师暂行条例》。[6]规定凡持有公私立4年学制以上的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合格者，原领有国民党（或伪满）中央政府中医师证书、考试及格证书者，领有临时中医师证书并工作两年从无过失者都具有中医师行医资格。这一条例的制定，使得中医资格有了明确的规定，中医界不再混乱，而是有章可循。据1953年统计，领有卫生部正式证书的中医有851人，另有443人领有临时中医证书，持有这两种证书的中医均取得合法执行中医业务的资格。[5]（P.327）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医疗力量，中医师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成立中医联合诊所。中医联合诊所中规模较大的有十三、四位中医师，一般的有四、五位中医师。中医联合诊所分布在各郊区与边缘地区，市内的中医联合诊所大多设在中小工厂较多的地区或劳动人民居住区，有许多中医联合诊所与附近工厂、企业建立了医疗特约关系。这样，不但使中医师的服务范围较私人开业时扩大，而且使他们能以集体的力量发挥更大的医疗力量。
二、建国初期天津中西医结合的多维途径
在中国最早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是毛泽东。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的卫生工作方针。毛泽东在和李鼎铭先生探讨中国医学如何发展时正式提出“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这是最早关于中西医结合的论述，对建国初期卫生政策的制定具有潜在的影响。建国初期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毛泽东亲自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这一指示又一次为中西医团结合作指明了方向。建国初期，政府采取了多种途径促进中西医结合。
（一）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
建国初期，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卫生部负责人发表关于组织高级西医师系统地、全面地学习中医的理论和经验，先学习“内经”、“伤寒论”、“本草经”等经典著作，然后结合临床学习历代各科名著，以及现在中医师丰富的临床经验。学习的方法，可采取离职学习和在职学习两种。1956年天津举办了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制2年，招生43人，成为卫生部6个试点班之一。[7]（P.121）1958年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经验总结”的批文发表后，各省市相继开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同时，各区、县许多医疗单位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西学中”班，对普及中医知识，促进中西结合，起了积极地作用。至1964年，天津市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举办3期，有70多名学员先后毕业。[8]天津市西医学习中医的学员多数是医院的技术骨干，学术水平较高，能有效地促进中西医结合。
（二）开办天津市中医研究班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西医结合，在1956年9月成立了天津市中医研究班，参加中医研究班学习的学员共42人，他们大都是有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的西医主治医师或主任医师，其中有35名西医来自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9]至1959年，天津市中医研究班培养出第一批35名初步能掌握中西医两套技术的医生并已走上医疗预防工作岗位。他们学习了党的中医政策、辩证唯物主义和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方剂、针灸、温病等中医、中药理论。结合理论学习，学员还进行了一年的临床实习，除一部分在天津各医院实习外，其余都派往南京、苏州等地跟经验丰富的中医实习。[10]中医研究班的创办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促使中西医结合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吸收中医参加卫生医疗工作
建国初期，吸收中医参加卫生医疗工作是促进中西医结合的有效途径。在大中城市的医院、门诊部、厂矿医疗单位和各种防治研究机构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建立中医科、室或组，可以考虑遴选有威望和学术经验的中医担任领导工作或参加研究、教学工作，并且派人向有才学的老中医学习。各地基层卫生组织应该广泛地依靠中医充实起来，这是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措施。1955年，天津许多市立卫生医疗机构邀请了43位中医参加工作，其中有39位担任了市立医疗机构的医师，其余的担任了中医进修学校的教师，或在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担任行政工作。[11]另外，中医师和西医师还经常进行沟通交流，市立中医门诊部的大夫们常在业余时间到市立医院去和西医会诊，交换医学的经验。市立总医院中医科的大夫们也和该院内科、外科、妇科和小儿科的西医师进行会诊。有些疑难的病，经中西医师会诊后，能够得到比较适当的治疗。
（四）组织中西医联合诊所
医院与中医建立联诊关系也是促进中西医团结的重要举措。从1952年到1954年，共组织了4个中西医联合诊所，分别是第一医院与三区小树林中医联合诊所及西医保健诊所建立了联诊制度，第二医院与三区中山路中医联合诊所及小关中医联合诊所建立了联诊关系，第三医院与五区三槐里中医联合诊所及大沽路中医联合诊所，人民医院与大众中医联合诊所及人民中医联合诊所都分别建立了联诊关系，第一医院还和三区针灸疗法实验联诊所及十字街中医联合诊所等也建立了联诊关系。建立联诊关系以来，在给病人治病上得到很大好处，许多病人感到满意。一般病情较轻的病人，到医院去，经大夫检查后，认为不一定需要在医院治疗，就介绍病人到联合诊所，不用挂号就可以看病。而到联合诊所去看病的大夫，遇到疑难病症，就把病人介绍到医院去看病。另外，医院和中医联合诊所还经常互相参观学习，医院的医师到中医联合诊所进行参观和学习，选择一些中药在医院中进行研究，中医联合诊所的大夫们也常去医院听关于医学的学术报告，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中西医的交流和团结。
三、建国初期天津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的成效
建国初期，随着中医工作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步，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取得很大的成绩，这是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一个创举。天津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等各种疫病的成功是中西医团结的结晶，也正是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中医学本身的许多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对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首先，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55年，天津公共卫生局在各医院推行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天津中西医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并辅助以西医的疗法，按照病人得病轻重不同的情况予以治疗取得更好的效果。如病人于凤芝得了大脑炎后，十分危险，经中西医合作，一面采用鼻饲法给以服药，并同时输入氧气。经连续服药5天后，神智已完全恢复。[12]1956年，天津140多名中医师参加了国家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市立传染病医院的中医研究小组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工作进行学习和研究，制定了治疗乙型脑炎的计划，为脑炎患者配制了“局方至宝散”、“羚羊散”、“清瘟败毒饮”等六、七种散剂和煎剂。[13]1958年天津市第二批“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毕业实习期间积极进行科学研究，何世英、王季儒、赵寄凡等在西医师绣璋等人协助下对当时流行的乙脑等传染病研制出有效药物。[5]（P.314）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很大成效，1958年汉沽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乙脑，疗效达95%以上。[14]（P.849-850）
其次，中西医结合治疗麻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59年，一位母亲抱着1周岁的孩子杨忠信到传染病医院，孩子患麻疹肺炎合并症，大夫们为了抢救这个孩子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孩子的病情总是忽好忽坏。在这种情况下，西医大夫主动请来中医大夫共同研究治疗方法，进行会诊。在中西医密切结合下，用针灸治疗同时服西药，仅仅18天的时间，杨忠信就恢复了健康。[15]还有一件中西医结合成功治疗麻疹的案例。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小儿科经常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医治儿科疾患，使许多病儿恢复了健康，并解决了一些儿科疑难病症，提高了医疗质量。在1962年他们收进一个麻疹合并喉炎的病儿，这个孩子病情非常严重。他们根据经验，一方面给他注射金霉素、链霉素，一方面给他服用中药清热解表控制炎症，结果用了仅仅7天的时间孩子就痊愈出院了。[16]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麻疹取得很大成效，如和平区西北角门诊部在防治麻疹的工作中，广泛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疗法，使麻疹治愈率达到了97%以上。[17]
最后，中西医结合治疗痢疾、百日咳、脑膜炎、白喉等传染病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1955年，天津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在夏秋季为许多痢疾患者用中药“芍药汤”及苏联先进经验“大蒜疗法”进行治疗，取得良好的效果。[18]同年，传染病医院用“大蒜糖浆合剂”治疗百日咳，第一医院小儿科用中药全蝎、蜈蚣等治结核性脑膜炎等病都已有一定效果。[19]1962年，用中西医综合疗法治疗肺结核取得成效。建国初期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抗白喉合剂的发明，1965年天津市传染病医院的医务人员和中医大夫一起合作研究，经过反复的实验，研究成功一种疗效较高、使用安全简便、价格低廉的治疗局限型咽白喉的中药—抗白喉合剂，为治疗局限型白喉开创了新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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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传染病医院用中药“芍药汤”等治疗痢疾效果良好 [N].天津日报，1955-10-07.
[19]研究16种中医中药治疗效果[N].天津日报， 1955-11-24.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