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体育的有限理性
陈慧 范峰
摘 要：从组织社会学视角，探寻大学体育现实困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功利性”可量化成果与“道德性”制度化规范之间的博弈，影响着大学体育行动者的价值取向。大学体育行动者有限理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将持续影响其行动决策。教师评价制度建设和市场需求的理性选择是重建大学体育核心价值秩序的重要力量。
关 键 词：学校体育；有限理性；大学体育；组织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3-0085-05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deep down reasons behind realistic confusion about college sports. The gaming between “utilitarian” quantifiable achievements and “moral” institutionalized norms is affecting the value tendency of college sports executor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bounded rationality of college sports executors will continue to affect their action decision making. Teacher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ational choosing of market demands are important forces for rebuilding the order of core values of college sports.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bounded rationality；college sports；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持续下滑，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2012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4部委共同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将加强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提升到“重要战略意义”的高度。2013年1月7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等11所中国知名高校的党政一把手，齐聚中国青年报社，参加“体质不强、何谈栋梁——加强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2013年9月起，全国范围内大中小学的体质测试工作全面展开，我国在校学生身体素质的现实真相，不断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2014年7月，教育部体卫艺司就《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举办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负责人对《标准》的核心内容、特色与亮点，以及如何贯彻落实等问题，进行官方解答与回应，在学校体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大学体育怎么啦？不同的理论基础，会基于立场的不同而观点迥异。结构主义理论关注“制度的深层结构”，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解释现有制度；或从文化的基本结构，即社会的文化信念或文化心理倾向，来解释制度的形成机制和变迁方向。理性主义理论强调行动者是自我利益的主体，其理性行为旨在实现功利最大化。历史制度主义则通过关注制度，将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行包容和互补，建立起一种“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1]的解释框架。处于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体育，研究视角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学科价值的判断与认同。
大学体育独特的意识形态，既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同时也整合了大学和体育的双重社会功能，它植根于国家政治、经济形态、高等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的大场景中，折射出历史进程与人类发展的深层文化内涵。面对大学体育呈现出的复杂社会现象，本研究试图用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大学体育现状背后的“因果机制”，梳理大学体育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出现的问题究竟归咎于大学体育组织的行为失当，还是历史制度环境下大学体育组织的理性选择？在解释大学体育何以如此的过程中，突破传统思维的认知与表达，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1 大学体育面临的现实困惑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总的未来不断发生着争论”[2]。高等教育机构的不断发展，使得强调高度专门化研究的学术活动和大学中普遍存在的学术评价，成为全球大学公认的国际模式。学术评价模式的逐年强化，必然导致大学体育发展方向出现变化。大学内普适性学科评价指标，是否有利于大学体育的发展，如何实施能真正有效改善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值得讨论。
新中国建立初期，从“乒乓外交”到“奥运情结”，国家政治将强大的爱国情怀寄托于体育，竞技体育一度成为体现国体优越性和展现国家形象、凝聚人心的政治工具。这一历史背景，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界“文化式微”，亦成为民众理解体育的认知陷阱。
媒体言论的简单化评述模式，使中国民众都参与并介入到“冠军荣誉”的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情绪中，无法保持一定的距离，洞察并解析体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宣传定势中流行话语（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基调”，将竞技成绩与爱国行为之间划上等号，让体育自身的基本逻辑，在高频次的媒介话语中迷失了本我。
英国学者托尼·比彻把文化解释为“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3]，不同领域中各自的知识群与学术文化将塑造出不同的学科意义。中国近现代意识形态潮流赋予冠军荣誉的文化潮流，阻碍了体育自身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追寻。冠军、金牌的耀眼光芒成为解读体育的象征符号，让体育的真相困顿于竞技比赛的结果中，迷茫而肤浅。近年来，现代大学的学术评价标杆又将大学体育奉行多年的“竞技成绩就是体育成就”的指导思想彻底颠覆。在大学体育人的价值选择和思维习惯中，科研指标更象是“被动接受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大学体育被迫卷入学术评价的现实之中，且行且困惑。
国家需要“竞技”，大学需要“学术”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与普通大学生的内部体育需求，让大学体育的方向左右为难。大学体育的价值体现，究竟该坚守着竞技运动的传统，还是该顺应潮流去热衷基金、课题、文字的量化，在经验主义视域中不知所终。体育基础教学与群体活动的评价难题，高水平运动队荣誉背后的价值困惑，以及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大学体育科研取向的学术瓶颈，是当下我国大学体育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2 现实困惑产生的原因
现实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中，大学体育与“元体育”的初衷发生着疏离与异化。大学体育身处的文化规则环境的制度化约定，使得大学体育的信念、规范和权力关系传递出时代特征下“社会实在的建构性”秩序。此间，被量化的“功利型”工具性成果与“道德型”非工具性的“大学体育制度性规范”之间的博弈，影响并左右着大学体育的发展路径。“现代大学越来越突出的科层化倾向表明：大学丧失的不仅是自身的独立立场。学者的淡泊名利、无私求真和求知的精神也逐渐为浮躁的情绪和功利思想所取代”[4]。大学用“精神的失落、思想的不自由和视野的偏狭”之代价，换取丰厚物质回报的现实，成为大学行动者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身处大学场域的大学体育教师和大学生们，亦经受着同样的考验。
2.1 评价导向：大学体育教师的理性选择
决定行动者价值取向的基本因果机制是效率机制，即市场中个体或组织的行为都为追逐私利的动力所驱使，目标导向是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按照理性选择的解释逻辑，大学体育的教学、群体、竞赛、科研、社会服务等功能实施，都建立在体育教师个体或体育部门管理者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换言之，完全理性的体育教师和体育部门，在面对繁琐沉重的工作压力时，应该选择可量化、计入评价机制的显性成果，例如高水平运动竞赛成绩与奖金份额，科研成果中的权威期刊文章发表数量与课题经费等，才能有助于个体或组织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即个体与总体的利益最大化。
一旦大学体育教师和组织倾向于追求“利益最大化”，大学体育课程质量无法保证，或“无效评价”的群体活动逐渐减少，将是大学体育的必然趋势。现有制度设计没有为体育课程和学生体质提供动力机制和保障环境。权衡增强学生体质的收益与发生意外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风险，教师个体和大学组织选择将风险（或成本）降至最低限度的行为，比如尽可能回避长跑等剧烈运动，才是理性的。
在大学体育教师的职业生涯中，职称晋升是实现个体价值的主要途径，职称职务的评价机制会引导个体行为的价值选择。当下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是“完成”，即数量评价而非质量评价。在很难深入评价体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管理部门不得不以提高科研数量的门槛设立比较模式，使得职称评聘机制遵从“有效”机制，而非“合理”机制。“有效性”原则会推动大学体育行动者遵从“获利”的理性思维，即“利诱”导向。大学体育教师和组织如需获取“利益”，尽量减少个体在体育教学和群体活动的投入（降低成本），将更多精力投入文章数量、课题经费或竞赛成绩（扩大产出）的行为，才是理性的。简而言之，评价制度的有效性指标，是影响大学体育教师理性选择的直接因素。“有效”量化成果的获利事实，引发了“良心投入”下“无用功”的职业困惑。
2.2 博弈均衡：大学生的理性选择
大学生是有文化、有素养、有思想，懂得自我选择的知识群体，他们不同于中小学生受应试教育导向的完全被动学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大学生会在满足个体自身的缺陷需求（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基础上，进入高层次需求的成长需求，最终达到自我实现。重要的是，成长需求不会被全部满足。随着学习的深入，大学阶段不是让学生满足已经学到的知识，而是激发个体的需求面，继续花更多的精力进入无止境的“成长循环”[5]。
大学生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是在大学阶段最大限度获得能力培养，及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参与运动（体育课程、课外活动等）带给身心健康、素质能力等诸多方面的显性收益或潜在好处，意味着大学生自觉自愿参与运动，使个体身心受益的行为，才是理性的。
表面上看，大学生对体育需求的偏好将成为推动大学体育发展的救命稻草，但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大学生具备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理性。大学生对于体育内涵的认知局限性，出现了明显的信息阻滞问题。大学生个体大多无法预先知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合理、合适的。与此同时，大学生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如文凭、深造、就业等各种竞争压力的干扰，大学生对待体育运动的问题，便不可能达到充分理性。面临将有限精力投入学习还是运动的选择时，决定大学生行为的力量不一定是“应该怎样做”，他们会在大学环境机制、学分关系机制，及自身认知机制等各种力量的牵制下，受“获利”情绪影响随机决定是否参与运动。换言之，“无功利的活动和成熟期缓慢的长期计划，在要求短期效益的制度压力下化为泡影”[6]。大学生对现实压力的妥协，使其体质逐年下滑呈现眼前。
市场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大学组织却代表着典型的人的文化。例如，学生在选择体育选修课程的项目时，不仅会考虑自身需求的运动偏好，还会考虑哪种运动项目更容易考核通过、哪位教师给分更高、对奖学金有利等问题。甚至哪位教师留下的第一印象更和蔼亲切，都将成为大学生“随机”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此外，大学生一旦进入某位教师的课堂，“资产的专用性”的“隐性合同”，将师生双方捆绑在一起，师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市场关系，而是依赖关系。学分制度设计，使得体育课程提供什么，大学生只能接受什么，考核垄断使得考试意图和评价方式决定学生的行为导向，在统一的课程模式和标准大纲指挥下，大学生喜欢什么，就不那么重要了。由此生出“学生喜欢体育却不一定喜欢体育课”的现象，加剧了大学生与体育课的情感疏离。
网络宅生活的时代特征，让许多大学生放弃参与运动的意愿；另一部分有运动意愿的学生，受时间、场地等各种因素的干扰，最终未必参与运动。显然，大学生受其体育意识形态的影响，理性选择参与运动的“获利”理想与选择其它活动的“获利”现实，其博弈与妥协的困境将一直持续。
3 大学体育发展的有效路径
假设大学体育教师和大学体育组织是完全理性的，大学体育会在很短时间内发展成“失去灵魂的卓越”，用竞赛成绩与科研成果展览优秀的同时，忘记那些所谓基础、无效、无利可图的大学体育精神和大学体育文化。值得庆幸的是，诸多大学体育教师和大学体育组织没有被完全利益导向的“应该怎样做”左右。大学操场上，投入全部精力认真对待常规教学的体育教师比比皆是；带领学生畅享群体活动愉悦的体育行为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大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运动的热情亦不少见。他们何以如此“不理性”的选择个体行为，是本研究所要讨论的未来大学体育发展的可能性出路。
3.1 有限理性：组织承诺的观念力量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人们追求私利，社会学则强调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有序的人类行为发生在各不相同的规则所规范的情形当中，大学体育不是经济学视角中的“完全市场”，大学体育教师的个体行为必须考虑“行动情境”，即大学这样的行动舞台赋予“文化人”的具体假设，而非“经济人模型”期望获取收益净值最大化的行动集合。大学体育组织所处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技术环境要求最大化原则的效率产出“利诱”大学体育行动者，教师或组织更多投入在可量化评价的“受益”（看得见的）成果上；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提供给大学体育的文化期待和观念制度等“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大学体育教师的行为。大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大学生终生体育兴趣培养、自我锻炼的能力培养，大学生健全人格培养和综合素质培养等（看不见的）教育责任，成为大学体育教师或组织承担行为责任的“观念力量”。
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即“合法性机制”指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在演化成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大家“广为接受”的观念使其获得稳定生存的基础。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总是受到组织背景的制约，而不是背景无涉的，且“行动者在制度化的强制作用下将对组织产生承诺或忠诚，对其行动会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7]赛尔兹尼克提出“组织领导的最关键作用，就在于界定、确立与捍卫这些价值观。”[8]因此，一旦大学体育行动者所“效忠的价值观或为某种利益驱动”，在大学体育内部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结构，个体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会接纳组织制度下的价值偏好导向，并用以指导其行动的决策选择。换言之，大学体育教师专注教学、群体等基础（无更多收益）工作的行动力量，源自其“效忠的价值观”部分，他们认同、接受、信仰、信念的价值倾向，成为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大学体育存在的价值基础，是承担普通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教育责任。通过大学体育公共课程和群体活动等途径，完成大学生运动能力培养和身体健康管理的体育教育使命。对大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的关注，是社会、国家、组织、个体对大学体育教育过程的价值期待，即大学体育功能的文化价值和规范结构。大学体育教师认同并捍卫这一价值观，将有意识的个体行动建立在社会期待上。换言之，指导大学体育教师个体行为的力量，更多来自社会赋予其“合乎情理的逻辑”制约，选择“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角色去行动，即尽个体最大能力上好体育课，不求更多回报地承担起大学生体质健康教育责任。大学体育教师角色的观念力量，是大学体育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
3.2 秩序重建：市场的理性选择
假设大学体育教师与组织（部门）是完全理性的，大学体育衰退与消亡的趋势似乎无法解除。然而，大学体育依旧倍受欢迎的现状，传递出其源动力的主体另有他者。市场机制的基本变量包括：价格、需求、供给。大学体育受历史制度背景下计划经济的卖方垄断制约，长期由教育部等主管部门的文件、意见，予以上传下达的运行机制，没有为买方市场提供话语权。讨论大学体育的供给过程，不能忽略市场运行机制中最重要的因素：消费者（买方）——在校大学生。
“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是什么”[9]。博克校长关于大学如何可以做到更好的讨论，启发我们寻找大学体育的终极关怀。大学体育的理想是传承和维护体育的核心价值，最基础的责任，是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增强。
大学体育教师作为大学体育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实施力量，受到“社会角色”[10]期待的行为规范制约，其（有限理性）行动不会随时随地去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但这种依赖非正式规则约束的行为规范，在正式制度的考核与评价矛盾中，利益、责任、后果等各种因素的复杂交互，都会影响个体与组织的决策选择。大学制度、组织文化、评价机制等外界因素，牵引着大学体育前行的方向，大学体育教师个体的认知与偏好，不可能价值无涉。既然大学体育行动者受制于评价制度、认知意识、组织文化等外界环境，大学体育独特性价值导向，即其秩序重建具有了可行性。
新时期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思路，“三自主”、“俱乐部”形式，以及体育舞蹈、健身健美、野外生存、拓展训练等新兴项目的热捧，意味着大学体育寻求出路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市场（大学生）的理性选择开始并将持续左右大学体育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为自我实现参与运动的强烈愿望，并不代表他们需要传统意义的体育课程。无论是大学生体质健康、身体素质需求，还是“最终实现人性的丰满和人格的完美”[11]，大学体育生存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都不是现有大学体育教学格局、教育模式所能企及的。国外许多知名大学取消体育必修课程之后，将校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恰恰解释了供需与价格均衡的市场机制。中国大学体育望尘莫及的，不是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或职业道德，而是半计划半市场模糊状态下的迷茫和困惑。
中国大学体育秩序重建的希望，寄托在尊重大学体育行动者理性选择基础上的制度建设。大学体育要建立符合体育逻辑的良好学科秩序，必须从大学体育市场需求出发，通过建立大学体育共有价值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引导、协调、约束，潜在规范或控制大学体育行动者的行为。一方面，使大学生体质健康的责任，成为大学体育行动者（教师及管理者）所理解、认同甚至被不假思索接纳的制度约定。另一方面，用大学生对参与运动的市场需求淘筛大学体育存在方式，实现大学体育内在逻辑和外部需求的调和与折衷。因此，如何让大学生认知、理解、接受，运动可以赋予个体的收益，激发大学生主动参与运动的热情、意愿，是未来大学体育应该完成和可以完成的主要内容。
大学体育组织的价值观前提、认知框架、规则与惯例，是导致行动者个体理性选择的重要力量，大学体育文化的符号性功能，在运动实践的现实与学术评价的制度中，牵引着大学体育行动者“内心的习惯”。面对规制性、规范性、及文化—认知性因素内外交互带给大学体育的纷杂影响，大学体育如何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正名，仅凭借“有限理性”的使命感不足以“明道救世”。如何使科研考评的制度安排服务于教学，并推动教学改革的发展，是我国大学体育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唯有尊重市场，充分考虑大学生运动需求的内容与方式，重建有效的大学体育运行秩序，大学体育的理想与激情，才有机会得以实现。
大学体育教师和管理者对体育的文化解读，将赋予大学生更高、更强的人生境界和生存质量。社会体育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形象，学校教育的精神需求和文化使命，使得学校体育文化传承与维护的价值，凌驾于体育技术技能之上，不可小觑。在时代变迁推动下的改革与发展中，大学体育行动者如何坚守体育精神与理念的内核，坚持体育是生命冲动的价值诉求，坚信体育是追寻人性审美体验的行动取向，是体育学科精神、文化语境与制度建设的永恒讨论。
参考文献：
[1] 周光礼. 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治学引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36.
[2] 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3]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187.
[4] 阎光才. 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85.
[5] 罗伯特·G·欧文斯. 教育组织行为学（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8-320.
[6] 刘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 郭方，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06.
[7] 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 姚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5-67.
[8] W·理查德·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7-68.
[9] 姜文闵. 哈佛大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5.
[10]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1] 张之沧. 论体育的逻辑[J]. 体育与科学，2009，30（6）：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