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传记电影的历史解构与重构
于声瑞
传记影片历来被视为西方电影市场的小众类型，却拥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传记电影的形式愈发趋于多样。电影《青年马克思》对19世纪的西欧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建立起特定历史背景之上的传主形象，这反映出传记电影在历史架构上的二重性，即解构与重构。在平实客观的镜头中包蕴深邃之思想、博大之气魄，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旧制度裂缝中的微茫曙光，衔接着一个青年理想的黎明，本片正是借助解构与重构双向推进的模式，实现了微言大义的叙事效果。
一、历史解构：从时空悬置到发现“历史中的人”
（一）零度叙事与传记复古思潮
传记电影因持续的内在更新能力被誉为类型片中的“常青树”，对比20世纪80年代与今日的传记片，其创作思想已然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可以称之为一场“后现代主义”的革命。20世纪中后期最具影响力的传记电影，如《末代皇帝》《甘地传》等，无不显露出历史潮流的宏大，人物在被时代湮没的过程中挣扎。进入世纪之交，以《钢琴家》《美丽心灵》为代表的传记电影已初步展现出向剧情片过渡的倾向，以虚实相生的叙事见长。影片《我不在那儿》更抛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用传主鲍勃-迪伦的名曲串联起乱序时空，试图开掘情节背后的象征意义。隐喻开启了传记电影走向后现代的坦途，正统传记片所面临的市场则更加逼仄，在这样的现实趋势下，《青年马克思》无疑是一次溯游而上的尝试，借伟人题材完成传记电影的复古回归。
以政治伟人为传主，必然要发掘人物身上超越时代而又属于时代的一面。本片的时间跨度仅有5年，以主人公马克思被《莱茵报》请辞为起点，记叙了西欧共产主义的萌芽与无产阶级行动纲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历史背景的变动不甚明显，但于人类社会而言，片中的5年代表着阶级思想上的风云巨变，“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游荡”。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的历史性会面，堪称历史上的双星际会，许多传记影片在表现大事件时会潜意识地脱离时代背景，用现今社会的眼光仰视伟人，导致影片陷入历史失语的症候。而《青年马克思》在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会面时，采用了零度叙事的客观视角，没有任何的配乐或场景渲染，整个画面只有昏暗的会客室、简单的圆桌，二人在极度沉寂的环境中低语着，恩格斯用坚定的口吻道出：“我从未见过如此引入入胜的文章，您是当今最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一个天才，我的朋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一场景中始终保持着慵懒的姿态，有如彻夜未眠后的疲倦，特写镜头却紧紧追随着恩格斯的面部表情，将他眼神中星辰般的光芒无限放大，观者更从中体昧到人物的笃定与信赖。传主马克思纵然有其超越时代的伟岸之处，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一具在历史短暂的缝隙中穿越的肉身”[1]，电影能以当时的历史环境考量人物，而非片面吹捧，体现了传记电影应有的文化素养。
以从容淡然的镜头语言书写历史大事件，是本片的一大叙事特色，片尾的工人集会上，马克思作为代表将“正义者同盟”的旗帜换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红色横幅，就此改写了人、类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历史。电影甘当最忠实的记录者，以极为平实、不加任何修饰的手法呈现了这一壮举，客观视角下的零度叙事，更突显了伟人内在的精神力量，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青年马克思》的主题。
（二）混沌时代与电影风格营造
电影以卡尔。马克思的青年阶段为题，与之对应的便是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西欧社会，百年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导师，也曾是一个混沌时代的逆鳞。本片所要展现的便是青年马克思的困顿心理，在理想与信仰上他踌躇满志，笃定自己能够改变腐朽破败的制度，在现实中他饱受贫穷的摧殘，笔杆下的思想创造出了崭新的社会模式，却无法换来孩子们每日果腹的面包。电影试图借助传主的人生经历，点明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情况，在经济繁荣的表面下潜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社会危机的暗礁已露出一角。因此，整部作品在风格上所要呈现的是一种“死寂的喧哗”。
“死寂的喧哗”是影片根据时代背景所提炼出的历史语境，它象征着资本主义寂静的春天，一种畸形扭曲的繁荣。围绕这一中心，电影首先从色调上确立了批判立场，全片的滤镜从整体上显得晦暗，场景遍布灰白的天空、水泥墙的街道、暗黄色的屋顶，低饱和度、低对比度的应用给人以阴云密布之感，暗喻着整个西欧社会的焦虑与压抑。随着影片对社会不公的揭露逐渐深入，对主题的风格营造也愈发直白，纺织工厂里轰鸣的机器、街道深处破败的工棚，这些有着19世纪欧洲典型风格的场景逐一出现，似是对于陈腐制度的无形抨击。此外，片中还穿插着大量的面部特写镜头，无论是正片部分还是鲍勃-迪伦颇具反抗意义的片尾曲中，都随处可见贫民面孔的特写，这在伟人传记影片中是极为少见的。男劳力沟壑纵横的皱纹，纺织女工在围裙与帽子中间露出凄苦的脸，童工们过早麻木的眼神，在机器聒噪的轰鸣中，这些无差别的面孔无疑是一针镇静剂，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不谋而合：“资产阶级的嘴边时常挂着自由，但这种自由只属于他们自己！”
任何肖像都是历史的剪影，本片有机地拆解了19世纪中期西欧社会的历史信息，并将其具象化，使之成为马克思青年时代思想的印证。对时代背景条分缕析的呈现，是传记电影历史解构的基础，为进一步确立影片风格、实现艺术重构提供了基础。同时，时代背景在艺术文本中以“环境”要素出现，为人物的行为提供了言说场所，从而增添了人物传记影片的历史底蕴。
二、艺术重构：从宏观叙事到书写“时代的隐秘”
（一）思想仰视与人性化表达
传记电影按照传主身份大致可分为政治人物类、艺术家类、杰出专家类三种，以政治伟人为题材，是东西方传记影片历来的主流类型，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观众审美需求的极速扩张，艺术类人物已抢占传记电影的市场高地。《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天才捕手》，以及我国的《黄金时代》等优秀传记作品，无一不是通过杰出的艺术性而被观众熟知。反观伟人题材的传记作品，由于传主历史贡献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其经历，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很难分清现实与超现实的界限，难以将其视为时代的陌生人。这往往导致艺术重构上的过犹不及，带有崇拜性质的仰视削弱了传主的生活意趣，当“神性”已远远盖过“人』陛”时，传主形象便会走向不自然的“完美”。
《青年马克思》极其注重对传主生活情趣与个人意志的呈现，除热情如火的演讲、沉静如海的写作外，影片还聚焦于马克思的情感世界。在妻子燕妮面对交不起房租的困境时，马克思意外出现在门口，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轻喜剧。片中的他身上多了些许平凡的快乐，例如与恩格斯彻夜对饮、调侃自己是“无信仰的犹太青年”，尤其是躲避检查时，马克思的帽子无意中被风吹落，而他因为习惯了拮据的生活，全然不顾后方追来的警察，下意识返回去捡帽子。这些原创细节很大程度上丰满了人物的血肉，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等伟人步下神坛，成为真正活在时代中的“人”。在以往的传记类作品创作中，我们反复强调传记电影离不开对传主作品的引用与阐释，要进行“有所保留的揭露”，从而忽略了艺术重构与传主现有形象上的再创作。本片进一步区分了思想矮化与生活行为平民化的界限，为伟人题材的传记电影创作提供了参考。
（二）结构创新与四角人物关系
传记电影往往以叙事见长，却又根本上区别于剧情片，其首要原因在于传主在片中的主导性作用。这个人物占据着全片重心，一切叙事线索、情节展开最终都应服从于传主，在其他角色的设置上，也要充分考虑传主的位置，从而形成众星捧月的人物结构，避免传主与配角视觉效果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在传记电影数十年的发展史中，创作理论正快速更迭，后现代模式异军突起，片中的人物关系结构却在逐步固化，大部分传记电影都采用了“三点一线”式的角色配置。围绕传主个人，影片分别安排了两个关键性角色，其一是传主身后默默承受与奉献的家庭归属（或爱情归属），其二是与主人公进行思想交流的心灵挚友。传主在这一链条下充当着中间人的位置，链条两端的人物只与传主有关，彼此间缺乏交集，这种片面追求简洁的三角结构，造成了传记电影的人物关系走向僵化。
电影《青年马克思》不仅致力于塑造除传主外各个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在人物结构上锐意创新，除燕妮一马克思一恩格斯三方的传统链条外，还增设了玛丽这个重要角色，将原先的三边关系拓展为四角结构，大大提升了剧情的包容度。作为恩格斯的精神伴侣，玛丽是本片中最具人文色彩的元素，“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卑微的出身并不能掩盖她的人格光辉，一个来自异乡的孤苦女工，却极具反抗精神，能一针见血地说出资本家剥削的本质。玛丽深知工人阶层“无抗争，无幸福”的现实，敢于在沉默的大多数人面前高呼“我们是奴隶”，面对恩格斯父亲解雇的威胁，她不屑于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转身主动辞去纱厂的工作。正是这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勇气打动了恩格斯，促成了他们之间跨越阶层的结合，本片的人物关系旨在说明工人运动队伍中淡如水，却又浓于血的情感，玛丽的出现再次证实了这份情感不拘于形的事实。无论友情抑或爱情、亲情任何形式，《青年马克思》书写的始终是理想、热血与创造新世界的愿景，在信仰失落的当下青年群体中，寻唤人类走出乌托邦的共同使命。从历史重构的角度而言，四角人物关系融入了更多戏剧性极强的虚构情节，在不影响史实的基础上提升了影片的艺术品格。
结语
《青年马克思》在人物传记电影走向后现代模式的浪潮中，选择了回归传记的正统叙事，这无法避免地导致了本片在剧情排布上稍显冗长沉闷，场景间缺乏节奏激越的过渡。然而瑕不掩瑜，影片将历史解构与重构间的线性关系，转化为相辅相成的螺旋结构，在拆解社会背景信息的同时实现传主的艺术加工。对于国产传记电影而言，淡化意识形态上的宣教痕迹，从而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思想渗透，在传记类型片的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严前海.传记电影与肉身存在[J].文艺研究，2011（6）：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