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凡的世界》看路遥创作史诗性追求的得失
张文哲
摘要：《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全景式地描写了当代中国从1957年至1985年间纷繁复杂的城乡生活，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的人物形象，在结构的营造、情节的推进、艺术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内在特质，也是路遥有意识创作具有史诗性风范作品的积极探索。《平凡的世界》在读者市场得到了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但在学院派编写的文学史中却遭到了冷遇。它的成功与缺憾也折射出新时期现实主义史诗性创作的现状。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路遥；现实主义；史诗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06805
《平凡的世界》是新时期文学的重大收获，于1991年以榜首成绩摘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创作风格上，路遥将柳青视为典范，一再申明自己坚持现实主义，视《创业史》为范本。他是这样评价柳青的：“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1]25可以说，路遥始终自觉、坚定地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
不可否认，作为现实主义的佳作，《平凡的世界》自诞生以来一直有“常销书”之称，受到读者的欢迎，堪称当代文学的经典。但它在学术界却屡遭冷眼。目前高校普遍采用的几部当代文学史教材，像洪子诚的《中國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杨匡汉、孟繁华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都不约而同地对《平凡的世界》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
反观普通读者的热捧与掌握优势话语权的学术界的冷漠这一对立现象，本文认为，《平凡的世界》集中体现了路遥追求史诗性现实主义创作的成功与缺憾。把《平凡的世界》作为切片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与评价路径。
一、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
从路遥的成长经历看，他一直生活得非常艰辛。他出生于陕北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长大后曾以农民身份打零工。直至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被分配到《陕西文艺》做编辑、成为专业作家，他也没有过上真正安心舒适的日子。路遥的生活经历让他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农村、农民有深切的同情。《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路遥发言时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尤为关注。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2]375路遥的全部创作也正是围绕着广阔的农村现实社会发声的。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路遥的热情和期待，也能体会到他的矛盾和复杂。
同时，路遥的可贵还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坚守着义无反顾、自甘寂寞的精神，坚持文学的现实性，自觉发出宏大的声音。路遥文学观的出发点和最终皈依是服务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所以，他的作品关注当代生活正在发生、发展变化的火热的现实，关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同情他们遭遇的困境和艰辛。很多青年读者正是从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刘巧珍等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喜欢上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路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以陕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为背景。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历代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路遥所关注的就是这些辛勤的普通劳动者，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他们的希望和挫折，为他们忠实代言。《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郑小芳，放弃了留在省城的机会，依然为了家乡父老的需要返回艰苦的毛乌素沙漠；《人生》《月夜静悄悄》中的高加林和大牛，他们无论有无知识，都感受到了等级观念和分配不公的苦恼；《平凡的世界》中对孙少安、孙少平奋斗经历的描写更是饱含作者的深情。路遥笔下的农民和脚下的土地一样博大雄浑、丰富宽容，让人敬重热爱。
路遥是有意识地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时代的“摄像师”，成为当代社会心灵的“书记员”，成为普通人烦恼和欢乐的“记录者”。正如他所言：“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1]94这就让路遥在处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的时候选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实现写作内容与目的的高度统一。其实，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正处于新潮迭涌、求新求变的氛围中，面对写什么、怎么写等问题时，很多作家另辟道路，尝试更为新颖的创作手法，各种流派争奇斗艳，“新”主义层出不穷，坚守现实主义是艰难的事情。但路遥依然以清醒、冷静的姿态没有成为“先锋”，而是依然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那里寻求宝贵资源，以足够的勇气探索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对此，王一川曾明确地指出：“路遥显然不是不了解在文坛时髦而能引起‘轰动效应的现代派，也不是缺乏借鉴现代派的本事，而是更心仪于现实主义——一种可以获得‘现代意义的表现的‘现实主义。”[3]这也是充满荆棘和坎坷的创作道路，因为在19世纪，现实主义已被那些天才作家推进到非常成熟的高度。路遥在汲取前人经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攀登，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稍嫌稚嫩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到得心应手的《人生》，再到具有史诗气象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一步一个新天地。在写作手法上，路遥的小说实现了客观描写与心理分析的有效结合，实则是达到了社会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的有机统一。另外，路遥扬弃了过去现实主义通过集中描写一个人物构思小说的创作方法，代之以点面交叉的人物塑造来营造小说结构，从而很少专注于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这在《平凡的世界》中体现得更加充分，小说的人物很难用善恶美丑是非分明的二元思维评判，他们只是忠实地遵循各自的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但在另一方面，路遥在叙述广阔的社会生活时，在倾注自己的感情给笔下人物时，又显得修辞介入过度，频繁的议论和重复的抒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心灵，可也暴露了小说过于直白的问题。就像阳光越强，树下的阴影越浓，光与影总是相生相伴。《平凡的世界》以宏大的叙事、充沛的道德激情和张扬的诗性气质，使阅读变得顺畅、流利，起到感奋读者的效果，但同时也削弱了作品的精致，缺少涵咏不尽的意味。
二、《平凡的世界》具有史诗性品格
“路遥并没有僵化地对待传统现实主义，路遥艺术个性中具有强力的突入客观世界的主观精神，他用自己炽热的情感点燃笔下的土地，与中国农民和他们的苦难命运同呼吸共悲欢。”[4]《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用生命锻造的。在第一部出版后，有评论者就认为作品是具有“史诗性的品格”的“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5]。王愚认为：“《平凡的世界》通过几个纠结在一起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内心活动、精神历程，映衬出历史的变化对广大人民心理构成的渗透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和审美追求的指向，虽不能说已经写出了一部史诗，但却是具有史诗的品格的。”[6]等第三部出版后，评论家雷达将《平凡的世界》称之为“史与诗的恢弘画卷”，认为作品“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重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7]。确实，《平凡的世界》无论从反映时代的深度，还是塑造人物的扎实，以及情感的凝重等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宏大和厚重，显示了路遥对史诗风格的追求。
《平凡的世界》选取的故事背景意义非常，1957年至1985年，对当代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经历巨大变革的三十年，对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期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批林批孔”，国家领导人更换，“四人帮”覆灭，三中全会召开，知青返城，冤假错案平反，改革开放全面铺开……在《平凡的世界》中，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些巨变得到了形象展现，成为描绘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动态的全景式的长卷。路遥不仅刻画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还涉及到从公社到县乃至省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通過人物活动串连起了重大历史事件，又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描绘了各色人物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矛盾，使社会历史主题与人民命运主题相互交织，互相渗透，相得益彰，形成了《平凡的世界》质朴厚重深广的思想艺术深度。
路遥在构筑《平凡的世界》这座恢宏的大厦时，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既能在宏观上推进情节的发生发展，又能自由巧妙地转换场景，高屋建瓴地评价和阐释各种社会现象和重大历史事件。纵向的开掘仅仅是把握了社会、历史在时间上的进程，像编年史一样记录了社会变革的客观发展序列，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路径，这还远远称不上深刻。只有辅之以在横向上的细致考察，对客观世界进行共时性的揭示，才能完整勾画出全景式的历史变迁，才能显现出作家的创作眼光和功力。我们看到，《平凡的世界》在保证历时性地勾勒出重大事件的巨大反响的同时，也从横向上立体地展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广袤空间。比如，在纷繁复杂的情节线索中，始终贯穿着三条主线：一条是描写双水村，围绕孙、田、金三大家族的世代恩怨，描写农民群众在时代变迁中的心理变化、生存境遇的不同；一条是描写孙少平的人生历程，展现他对人生苦难的抗争，突出他在艰难跋涉中走向成熟；另一条是描写以田福军为中心的各级党政干部，展现不同层次、内容丰富的政治生活。这三条主线平行交叉，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每一条还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和特定的生活空间。这样构成了一个放射性的开放结构，使《平凡的世界》既能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又能触及普通平常甚至琐碎的细小生活角落。
衡量一部作品的伟大，具备史诗的品格、体量的庞大、结构的宏伟、历史的主题等仅是一个外在的维度，除此之外还要看它是否具有深沉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平凡的世界》同样也在追求一种宏大的激情，在发掘民族文化精神上流淌着诗的元素。如前所述，路遥的作品对农村、农民有着强烈的情感，创作的基点是剖析当代农民的性格、心理，思考他们的历史命运。他经常把写作比成农民种地，曾说：“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2]51路遥对黄土地有天然的虔诚，对生活在这里的农民有无法割舍的爱。这使得他的作品无论在故事还是人物方面都传达出坚定的生命力度。《平凡的世界》第四十六章在描绘黄土高原时写到：“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剥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就在大自然无数黄色的褶皱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种‘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8]这是在写地貌，更是在写人，它所传达的意象如此古老、苍莽，又是无比雄伟、崇高，把悠久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路遥并不是不了解农民身上的愚昧保守等重负，但他更愿意探寻劳动者身上的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等意志品质和宽厚仁爱、扶危济困的道德情操。《平凡的世界》在描写孙玉厚一家细碎的生活中，处处体现了普通农民在贫困中相濡以沫、温柔敦厚的感情。路遥在选取兄弟手足、姐妹情长、婚丧嫁娶等细节上，无不流露出一种诗的情致，无论情节或快或慢，营造的环境和气氛都是人生的意蕴和情调，丰富了小说的内在品质和艺术韵味，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度，同时涌动着澎湃的诗情。总之，“诚恳的写作态度、深刻的生活体验、敏锐的反省意识、细致的细节刻画保证了《平凡的世界》真正地具备了‘史的品格、‘诗的精神，在对美好人性、高贵灵魂执着讴歌的同时，真实地呈现了一段混沌复杂的时空变革。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拉开了与伪现实主义的距离，显示了对经典现实主义精神的传承，成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9]。
三、宏大叙事与诗意空灵的疏离
在投入写作《平凡的世界》前，路遥曾有意识地为自己以前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在《路遥小说选·自序》中，路遥写到：“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像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10]在此之前，小说《人生》已获得广泛赞誉，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随后路遥又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说。因此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这篇《自序》或者就是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而作的宣言，就像远征之前对过去的回顾和对将来的展望。其中透露的信息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表现整个社会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且，路遥也坦言自己从很早就有一个梦想，要“写一部规模巨大的书”，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他写到：“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想。也许是二十岁左右……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2]268可以说，路遥是满怀庄严的使命感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并且也自觉把这部作品提升到“史诗”的高度来追求。他认为：“‘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的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2]262路遥也确实做到了这些。然而美好的愿望与现实总有或多或少的距离，《平凡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路遥对“史诗性”巨著的追求，但与世界级的现实主义作品比较仍有些许缺憾。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句广为传颂的名言：“历史学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11]这句关于诗和史的经典论述，对于评价《平凡的世界》仍有很强的指导价值。路遥着力反映历史变迁、城乡巨变、社会万象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但失之于冗长和繁杂，在剪裁上没有精当地处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过分地贴近现实生活就缺少一分诗意的空灵。
文学是人学，对一部小说而言，塑造个性独特、血肉丰满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路遥的思想深处，他尊敬并推崇农民身上的坚韧和刻苦，另一方面，他又期待世世代代的农民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两种倾向带来的矛盾在《平凡的世界》中被处理成两个人物：孙少安和孙少平。两个同胞兄弟代表了两种人生选择和生活哲学的对立：传统和未来，求实和幻想，物质和精神，等等。但这样的处理方式略显呆板生硬，处处对照的写作方式在整篇中就变得比较刻意，降低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小说的中心人物孙少平是作者钟爱的人物，凝聚着路遥的审美理想和人生体悟。孙少平是高加林的升级版，他丢弃了高加林的浮躁和虚飘，充满想象又脚踏实地，反映了路遥在创作上的发展和深化。也正因为孙少平承载着路遥过分期望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主义”，反而使这个人物失去了更为复杂的真实可信的厚度，而蜕变为一个被净化和过滤的透明人，带有人性的“乌托邦”色彩。所以，与其说孙少平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发现和锤炼，不如说是路遥对理想的、美好人格的设想。从这个意义上，作为生命个体的孙少平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还有待开掘。因此，也有论者批评《平凡的世界》“缺少对复杂人性的深入刻画，使得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很单薄，内涵肤浅，让人一览无余，严重影响了小说的水准”[12]。这段话略显苛刻，但也切中要害。这些缺憾反映了路遥在创作时的急于展现内心渴望的压力，同时也有路遥病情不断恶化的原因，让他难以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精雕细刻作品。
在创作模式上，《平凡的世界》在扎实的细节描写和还原生活的背后，还隐藏着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念：好人好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等。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两人就是基于这样朴素的信仰开始了奋斗历程，期间也不断获得好人帮助、贵人赏识，尽管经历了不少挫折，但最终凭借这种顽强的信念取得了事业成功，同时也完成了道德人格的升华。就是在爱情故事的处理上，也没有超越传统的“才子佳人”框架，他们都得到了高干女儿的肯定和认可。这种叙事方式无疑会给读者极大的阅读快感和心理满足。尽管时代不同，这套朴素的信仰在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激励意义：社会不公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人生路布满无数坎坷和挫折，但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不屈不挠地朝着目标前进，终能取得成功，获得幸福。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环境与今天相差很大，可是在人生选择和前途命运上，当代青年遇到的生存压力与他们有共同之处。众多农村青年、务工人员、在校大学生等，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竞争的苦恼，仍有无数人希望通过一己之力改变命运。而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传递的这种信念无疑为当代苦苦挣扎的大众带来了温暖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抚慰。
但相应的是，路遥对这套“黄金法则”诠释得过于完美，却忽视了日常生活伦理的合法性，比如，人的弱点，人的自私，情与欲的矛盾，等等，这就使得《平凡的世界》在人物塑造上扁平化，导致越往后写，人物的自身形象越单薄，推动情节的力量越薄弱。于是，作者不得不挺身而出，夹在作品人物与读者之间进行宣讲和阐释，小说的内在逻辑性牵强附会，充满感情的叙述演变为繁琐的人物表白，有论者指出：“作为生活的观察者和‘书记官，小说生动而准确地描绘出了人物的悲惨遭遇及其中的种种问题，而一旦要解释这些问题，他就会陷入到‘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框架之中，这导致路遥无法与现实展开深刻的对话或论辩，更无法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当中。”[13]
古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到今天，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仍广受欢迎，激发无数人的感动和热泪，其中不变的“道”就是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奋进拼搏的历程。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人们不再为了温饱备尝艰辛，但是那种理想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消磨。年长者从《平凡的世界》一个个精雕细刻的细节描写中勾起了刻骨铭心的梦魇般的过去生活记忆，年轻人从中体验到了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不息的抗争精神，尤其在就业、入职愈加困难的今天，这种巨大的精神鼓励和精神抚慰更是不可或缺。
四、結语
洪子诚在论及当代小说时说：“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家那充当‘社会历史学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14]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作家，有追求“史诗性”作品的欲望是情理之中的事。路遥用并不太长的创作生涯致力于追求具有史诗性的作品的努力，是令人感佩和尊敬的。
当然，一部作品的伟大和光荣也不单单借助文学史著作的推广，读者和专家的认知评价也常常不平衡。《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和流通提供了一个有多面价值的参照，正视《平凡的世界》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缺憾，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给现实主义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在艺术创作中将生活的深刻性和时代精神水乳交融地渗透。而这，也是对英年早逝的勤奋作家路遥最好的纪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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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燕芬.论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价值与实践意义——以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为例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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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路遥.平凡的世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230.
[9] 武菲菲.乍暖还寒——“平凡的世界”现象与“重写文学史”[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38.
[10] 路遥.路遥小说选·自序[M].银川：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2.
[1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72.
[12] 高文.从《平凡的世界》看路遥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不足[J].作家，2008（20）：2425.
[13] 高明.孙少平的阅读方式与时代意识——兼论路遥的现实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0）：122.
[1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8.
责任编辑：夏畅兰
摘要：《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全景式地描写了当代中国从1957年至1985年间纷繁复杂的城乡生活，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的人物形象，在结构的营造、情节的推进、艺术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内在特质，也是路遥有意识创作具有史诗性风范作品的积极探索。《平凡的世界》在读者市场得到了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但在学院派编写的文学史中却遭到了冷遇。它的成功与缺憾也折射出新时期现实主义史诗性创作的现状。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路遥；现实主义；史诗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06805
《平凡的世界》是新时期文学的重大收获，于1991年以榜首成绩摘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创作风格上，路遥将柳青视为典范，一再申明自己坚持现实主义，视《创业史》为范本。他是这样评价柳青的：“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1]25可以说，路遥始终自觉、坚定地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
不可否认，作为现实主义的佳作，《平凡的世界》自诞生以来一直有“常销书”之称，受到读者的欢迎，堪称当代文学的经典。但它在学术界却屡遭冷眼。目前高校普遍采用的几部当代文学史教材，像洪子诚的《中國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杨匡汉、孟繁华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都不约而同地对《平凡的世界》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
反观普通读者的热捧与掌握优势话语权的学术界的冷漠这一对立现象，本文认为，《平凡的世界》集中体现了路遥追求史诗性现实主义创作的成功与缺憾。把《平凡的世界》作为切片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与评价路径。
一、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
从路遥的成长经历看，他一直生活得非常艰辛。他出生于陕北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长大后曾以农民身份打零工。直至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被分配到《陕西文艺》做编辑、成为专业作家，他也没有过上真正安心舒适的日子。路遥的生活经历让他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农村、农民有深切的同情。《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路遥发言时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尤为关注。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2]375路遥的全部创作也正是围绕着广阔的农村现实社会发声的。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路遥的热情和期待，也能体会到他的矛盾和复杂。
同时，路遥的可贵还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坚守着义无反顾、自甘寂寞的精神，坚持文学的现实性，自觉发出宏大的声音。路遥文学观的出发点和最终皈依是服务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所以，他的作品关注当代生活正在发生、发展变化的火热的现实，关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同情他们遭遇的困境和艰辛。很多青年读者正是从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刘巧珍等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喜欢上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路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以陕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为背景。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历代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路遥所关注的就是这些辛勤的普通劳动者，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他们的希望和挫折，为他们忠实代言。《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郑小芳，放弃了留在省城的机会，依然为了家乡父老的需要返回艰苦的毛乌素沙漠；《人生》《月夜静悄悄》中的高加林和大牛，他们无论有无知识，都感受到了等级观念和分配不公的苦恼；《平凡的世界》中对孙少安、孙少平奋斗经历的描写更是饱含作者的深情。路遥笔下的农民和脚下的土地一样博大雄浑、丰富宽容，让人敬重热爱。
路遥是有意识地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时代的“摄像师”，成为当代社会心灵的“书记员”，成为普通人烦恼和欢乐的“记录者”。正如他所言：“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1]94这就让路遥在处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的时候选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实现写作内容与目的的高度统一。其实，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正处于新潮迭涌、求新求变的氛围中，面对写什么、怎么写等问题时，很多作家另辟道路，尝试更为新颖的创作手法，各种流派争奇斗艳，“新”主义层出不穷，坚守现实主义是艰难的事情。但路遥依然以清醒、冷静的姿态没有成为“先锋”，而是依然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那里寻求宝贵资源，以足够的勇气探索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对此，王一川曾明确地指出：“路遥显然不是不了解在文坛时髦而能引起‘轰动效应的现代派，也不是缺乏借鉴现代派的本事，而是更心仪于现实主义——一种可以获得‘现代意义的表现的‘现实主义。”[3]这也是充满荆棘和坎坷的创作道路，因为在19世纪，现实主义已被那些天才作家推进到非常成熟的高度。路遥在汲取前人经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攀登，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稍嫌稚嫩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到得心应手的《人生》，再到具有史诗气象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一步一个新天地。在写作手法上，路遥的小说实现了客观描写与心理分析的有效结合，实则是达到了社会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的有机统一。另外，路遥扬弃了过去现实主义通过集中描写一个人物构思小说的创作方法，代之以点面交叉的人物塑造来营造小说结构，从而很少专注于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这在《平凡的世界》中体现得更加充分，小说的人物很难用善恶美丑是非分明的二元思维评判，他们只是忠实地遵循各自的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但在另一方面，路遥在叙述广阔的社会生活时，在倾注自己的感情给笔下人物时，又显得修辞介入过度，频繁的议论和重复的抒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心灵，可也暴露了小说过于直白的问题。就像阳光越强，树下的阴影越浓，光与影总是相生相伴。《平凡的世界》以宏大的叙事、充沛的道德激情和张扬的诗性气质，使阅读变得顺畅、流利，起到感奋读者的效果，但同时也削弱了作品的精致，缺少涵咏不尽的意味。
二、《平凡的世界》具有史诗性品格
“路遥并没有僵化地对待传统现实主义，路遥艺术个性中具有强力的突入客观世界的主观精神，他用自己炽热的情感点燃笔下的土地，与中国农民和他们的苦难命运同呼吸共悲欢。”[4]《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用生命锻造的。在第一部出版后，有评论者就认为作品是具有“史诗性的品格”的“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5]。王愚认为：“《平凡的世界》通过几个纠结在一起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内心活动、精神历程，映衬出历史的变化对广大人民心理构成的渗透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和审美追求的指向，虽不能说已经写出了一部史诗，但却是具有史诗的品格的。”[6]等第三部出版后，评论家雷达将《平凡的世界》称之为“史与诗的恢弘画卷”，认为作品“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重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7]。确实，《平凡的世界》无论从反映时代的深度，还是塑造人物的扎实，以及情感的凝重等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宏大和厚重，显示了路遥对史诗风格的追求。
《平凡的世界》选取的故事背景意义非常，1957年至1985年，对当代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经历巨大变革的三十年，对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期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批林批孔”，国家领导人更换，“四人帮”覆灭，三中全会召开，知青返城，冤假错案平反，改革开放全面铺开……在《平凡的世界》中，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些巨变得到了形象展现，成为描绘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动态的全景式的长卷。路遥不仅刻画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还涉及到从公社到县乃至省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通過人物活动串连起了重大历史事件，又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描绘了各色人物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矛盾，使社会历史主题与人民命运主题相互交织，互相渗透，相得益彰，形成了《平凡的世界》质朴厚重深广的思想艺术深度。
路遥在构筑《平凡的世界》这座恢宏的大厦时，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既能在宏观上推进情节的发生发展，又能自由巧妙地转换场景，高屋建瓴地评价和阐释各种社会现象和重大历史事件。纵向的开掘仅仅是把握了社会、历史在时间上的进程，像编年史一样记录了社会变革的客观发展序列，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路径，这还远远称不上深刻。只有辅之以在横向上的细致考察，对客观世界进行共时性的揭示，才能完整勾画出全景式的历史变迁，才能显现出作家的创作眼光和功力。我们看到，《平凡的世界》在保证历时性地勾勒出重大事件的巨大反响的同时，也从横向上立体地展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广袤空间。比如，在纷繁复杂的情节线索中，始终贯穿着三条主线：一条是描写双水村，围绕孙、田、金三大家族的世代恩怨，描写农民群众在时代变迁中的心理变化、生存境遇的不同；一条是描写孙少平的人生历程，展现他对人生苦难的抗争，突出他在艰难跋涉中走向成熟；另一条是描写以田福军为中心的各级党政干部，展现不同层次、内容丰富的政治生活。这三条主线平行交叉，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每一条还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和特定的生活空间。这样构成了一个放射性的开放结构，使《平凡的世界》既能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又能触及普通平常甚至琐碎的细小生活角落。
衡量一部作品的伟大，具备史诗的品格、体量的庞大、结构的宏伟、历史的主题等仅是一个外在的维度，除此之外还要看它是否具有深沉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平凡的世界》同样也在追求一种宏大的激情，在发掘民族文化精神上流淌着诗的元素。如前所述，路遥的作品对农村、农民有着强烈的情感，创作的基点是剖析当代农民的性格、心理，思考他们的历史命运。他经常把写作比成农民种地，曾说：“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2]51路遥对黄土地有天然的虔诚，对生活在这里的农民有无法割舍的爱。这使得他的作品无论在故事还是人物方面都传达出坚定的生命力度。《平凡的世界》第四十六章在描绘黄土高原时写到：“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剥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就在大自然无数黄色的褶皱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种‘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8]这是在写地貌，更是在写人，它所传达的意象如此古老、苍莽，又是无比雄伟、崇高，把悠久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路遥并不是不了解农民身上的愚昧保守等重负，但他更愿意探寻劳动者身上的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等意志品质和宽厚仁爱、扶危济困的道德情操。《平凡的世界》在描写孙玉厚一家细碎的生活中，处处体现了普通农民在贫困中相濡以沫、温柔敦厚的感情。路遥在选取兄弟手足、姐妹情长、婚丧嫁娶等细节上，无不流露出一种诗的情致，无论情节或快或慢，营造的环境和气氛都是人生的意蕴和情调，丰富了小说的内在品质和艺术韵味，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度，同时涌动着澎湃的诗情。总之，“诚恳的写作态度、深刻的生活体验、敏锐的反省意识、细致的细节刻画保证了《平凡的世界》真正地具备了‘史的品格、‘诗的精神，在对美好人性、高贵灵魂执着讴歌的同时，真实地呈现了一段混沌复杂的时空变革。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拉开了与伪现实主义的距离，显示了对经典现实主义精神的传承，成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9]。
三、宏大叙事与诗意空灵的疏离
在投入写作《平凡的世界》前，路遥曾有意识地为自己以前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在《路遥小说选·自序》中，路遥写到：“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像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10]在此之前，小说《人生》已获得广泛赞誉，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随后路遥又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说。因此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这篇《自序》或者就是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而作的宣言，就像远征之前对过去的回顾和对将来的展望。其中透露的信息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表现整个社会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且，路遥也坦言自己从很早就有一个梦想，要“写一部规模巨大的书”，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他写到：“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想。也许是二十岁左右……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2]268可以说，路遥是满怀庄严的使命感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并且也自觉把这部作品提升到“史诗”的高度来追求。他认为：“‘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的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2]262路遥也确实做到了这些。然而美好的愿望与现实总有或多或少的距离，《平凡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路遥对“史诗性”巨著的追求，但与世界级的现实主义作品比较仍有些许缺憾。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句广为传颂的名言：“历史学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11]这句关于诗和史的经典论述，对于评价《平凡的世界》仍有很强的指导价值。路遥着力反映历史变迁、城乡巨变、社会万象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但失之于冗长和繁杂，在剪裁上没有精当地处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过分地贴近现实生活就缺少一分诗意的空灵。
文学是人学，对一部小说而言，塑造个性独特、血肉丰满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路遥的思想深处，他尊敬并推崇农民身上的坚韧和刻苦，另一方面，他又期待世世代代的农民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两种倾向带来的矛盾在《平凡的世界》中被处理成两个人物：孙少安和孙少平。两个同胞兄弟代表了两种人生选择和生活哲学的对立：传统和未来，求实和幻想，物质和精神，等等。但这样的处理方式略显呆板生硬，处处对照的写作方式在整篇中就变得比较刻意，降低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小说的中心人物孙少平是作者钟爱的人物，凝聚着路遥的审美理想和人生体悟。孙少平是高加林的升级版，他丢弃了高加林的浮躁和虚飘，充满想象又脚踏实地，反映了路遥在创作上的发展和深化。也正因为孙少平承载着路遥过分期望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主义”，反而使这个人物失去了更为复杂的真实可信的厚度，而蜕变为一个被净化和过滤的透明人，带有人性的“乌托邦”色彩。所以，与其说孙少平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发现和锤炼，不如说是路遥对理想的、美好人格的设想。从这个意义上，作为生命个体的孙少平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还有待开掘。因此，也有论者批评《平凡的世界》“缺少对复杂人性的深入刻画，使得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很单薄，内涵肤浅，让人一览无余，严重影响了小说的水准”[12]。这段话略显苛刻，但也切中要害。这些缺憾反映了路遥在创作时的急于展现内心渴望的压力，同时也有路遥病情不断恶化的原因，让他难以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精雕细刻作品。
在创作模式上，《平凡的世界》在扎实的细节描写和还原生活的背后，还隐藏着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念：好人好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等。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两人就是基于这样朴素的信仰开始了奋斗历程，期间也不断获得好人帮助、贵人赏识，尽管经历了不少挫折，但最终凭借这种顽强的信念取得了事业成功，同时也完成了道德人格的升华。就是在爱情故事的处理上，也没有超越传统的“才子佳人”框架，他们都得到了高干女儿的肯定和认可。这种叙事方式无疑会给读者极大的阅读快感和心理满足。尽管时代不同，这套朴素的信仰在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激励意义：社会不公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人生路布满无数坎坷和挫折，但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不屈不挠地朝着目标前进，终能取得成功，获得幸福。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环境与今天相差很大，可是在人生选择和前途命运上，当代青年遇到的生存压力与他们有共同之处。众多农村青年、务工人员、在校大学生等，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竞争的苦恼，仍有无数人希望通过一己之力改变命运。而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传递的这种信念无疑为当代苦苦挣扎的大众带来了温暖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抚慰。
但相应的是，路遥对这套“黄金法则”诠释得过于完美，却忽视了日常生活伦理的合法性，比如，人的弱点，人的自私，情与欲的矛盾，等等，这就使得《平凡的世界》在人物塑造上扁平化，导致越往后写，人物的自身形象越单薄，推动情节的力量越薄弱。于是，作者不得不挺身而出，夹在作品人物与读者之间进行宣讲和阐释，小说的内在逻辑性牵强附会，充满感情的叙述演变为繁琐的人物表白，有论者指出：“作为生活的观察者和‘书记官，小说生动而准确地描绘出了人物的悲惨遭遇及其中的种种问题，而一旦要解释这些问题，他就会陷入到‘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框架之中，这导致路遥无法与现实展开深刻的对话或论辩，更无法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当中。”[13]
古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到今天，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仍广受欢迎，激发无数人的感动和热泪，其中不变的“道”就是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奋进拼搏的历程。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人们不再为了温饱备尝艰辛，但是那种理想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消磨。年长者从《平凡的世界》一个个精雕细刻的细节描写中勾起了刻骨铭心的梦魇般的过去生活记忆，年轻人从中体验到了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不息的抗争精神，尤其在就业、入职愈加困难的今天，这种巨大的精神鼓励和精神抚慰更是不可或缺。
四、結语
洪子诚在论及当代小说时说：“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家那充当‘社会历史学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14]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作家，有追求“史诗性”作品的欲望是情理之中的事。路遥用并不太长的创作生涯致力于追求具有史诗性的作品的努力，是令人感佩和尊敬的。
当然，一部作品的伟大和光荣也不单单借助文学史著作的推广，读者和专家的认知评价也常常不平衡。《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和流通提供了一个有多面价值的参照，正视《平凡的世界》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缺憾，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给现实主义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在艺术创作中将生活的深刻性和时代精神水乳交融地渗透。而这，也是对英年早逝的勤奋作家路遥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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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