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北方谈话
[摘要]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在创始阶段最集中的一次表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舆论发动和政治动员，为处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指明了方向。通过分析这次谈话的时代背景、梳理这次谈话的思想要点、把握这次谈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良好借鉴。
[关键词]北方谈话；思想要点；历史意义；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5—0035—06
[作者简介]刘东升，男，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邓小平北方谈话也不例外，面对20世纪70年代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邓小平以他敏锐而又深刻的洞察力，审时度势，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顺应人民愿望，于1978年9月13日至20日到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和唐山、天津两市视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史称“北方谈话”。北方谈话促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的兴起，为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北方谈话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北方谈话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背景
1.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社会存在着三股力量：美国、苏联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这三股力量深刻影响着国际局势的走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过之前的冷战对抗，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由于深陷印度支那战争而在战略上日益被动，尼克松政府实行了战略收缩：首先通过巴黎谈判，逐步从印度支那脱身；其次改变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政策，谋求同中国对话并改善关系；最后调整美苏关系，力图通过协商对话解决争端，维持战略平衡。苏联则利用美国的战略收缩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扩张，使美苏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变化。勃列日涅夫为了维持苏联的优势地位，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六点“和平纲领”，并决定把缓和放在70年代末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大搞首脑外交，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协定。美苏缓和的局面就此形成。而在二战后随着亚非拉殖民地国家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他们开始寻求摆脱美苏的控制，自己掌握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打破旧的国际秩序。美国、苏联、第三世界国家的制衡与博弈，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
2.新科技革命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以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大发展。新科技革命不仅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获得提高，而且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1953年到1973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54%，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超过第一、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总和。劳动者与新科技相结合，日趋知识化，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向以脑力为主的白领工人转化。其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重大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跨国公司把国际范围内的分工变成公司内部的分工，从而利用世界各地的生产优势来组织生产，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其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是资本主义有了多种形式。除了实行股份社会化、资本分散化之外，企业也开始把股票作为激励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这种做法一方面能够为资本家的投资再生产筹集到资金，另一方面也能使工人从企业的经营获利中分得一部分红利。最后是西方国家掌握了控制世界经济的主动权。西方国家凭借着科学技术、知识经济的优势，利用高附加值的技术、知识产品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使大量经济剩余转移到西方，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秩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差距被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3.社会主义国家掀起改革的潮流，加紧向现代化国家迈进。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而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集体胜利。因而，如何跨越社会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便现实地摆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能相容、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必须实行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逐步建立起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的苏联模式。这一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现出来，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特别是看到新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极大震撼，再次掀起社会改革的热潮。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纷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以求改变僵化的旧体制。如何把改革持续而深入地推进下去，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限制，充分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动力，赶上并最终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成为摆在中国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
从国内背景来看，虽然建国初十几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并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实践中取得了宝贵经验。但在“左”的错误的影响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和国家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中国历史出现转机。但“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在决策上存在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积极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限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触动”[1]。没有认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不能正确解决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难题，以为既然要继承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泽东晚年的所有思想和决定。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人们要求邓小平复出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开始提出批评。面对社会上的这种趋势，“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方针，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重阻碍了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进行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从1976年10月到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出现了徘徊局面。在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到底该向何处去，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
二、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1978年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归国后，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走了一圈。在8天的时间里，已经74岁的邓小平，走一路讲一路，不知疲倦地谈，谈他那些思虑已久、不吐不快的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吉林的谈话中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2]“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3]针对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指出：“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4]“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目标。”[5]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指出：“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6]邓小平通过不断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思想，从而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
（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他在吉林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8]在辽宁的谈话中，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9]在鞍山，他又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0]以上的观点虽然还不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明确回答，但已初步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来了。
（三）实行对外开放，向先进国家学习
北方谈话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问题，并得出了若干科学判断。邓小平认为，关起门来不行，不能闭门造车，要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要大力培训人才。他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1]在谈到本溪、本钢的发展时，邓小平说：“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你们在国内是比较好的，但是同发达国家比，还是落后的。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12]在听取鞍山市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后，就鞍钢如何改造的问题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13]针对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人海战术打不赢现代化战役。要培训人才，不但管理人员要合格，就是工人也要合格的……不能让讲空话的、不懂技术的人去搞这样的企业。”[14]
（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存在很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劳动生产率低下，同国外先进企业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这一现状，邓小平在哈尔滨的讲话中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5]在长春的讲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16]鄧小平认识到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要走市场化道路。他在辽宁鞍钢集中谈到国有企业改造问题时说：“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17]除了要加大企业权力，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还多次谈到要打破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他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的汇报后指出：“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18]他在视察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时指出：“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19]在听取天津市委常委汇报工作时，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20]
三、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邓小平北方谈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深刻的前瞻性、战略性和实践性，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北方谈话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促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虽然北方谈话已经过去四十年，但作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奠基之作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一）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之作
第一，北方谈话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创造前提条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也是他自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谈得最多、最集中的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在实践中起着拨乱反正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左”的枷锁才能被打碎，神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错误才能被纠正，思想僵化的藩篱才能被冲破，“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才能被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才能真正带来思想的大解放、实践的大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才能恢复并重新发挥其指导作用。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形成新的指导思想，即邓小平理论。也只有这一最根本的原则被铭记于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并指导他们的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北方谈话在中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关键时刻，突出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人们逐步打破思想僵化的状态，从那些不符合实际、不符合时代进步，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从而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做了思想准备。
第二，北方谈话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科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铺垫。“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邓小平理论所要解答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关键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曾经困惑了几代共产党人，他们犯的主要错误就是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主要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把这几个方面作为判断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准，否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种认识严重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造成在实践中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忽略生产力标准，只注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去构造社会主义。结果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就开始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思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究竟应采取什么形式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对“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提出了批评。1962年7月，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就农村包产到户问题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21]这清楚地表明邓小平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选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展全面整顿、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北方谈话中，他继续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并将生产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给人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思索以启迪。虽然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本质”一词，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中的概括，但是大体上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阐释出来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阶段，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和各方面实践的展开，这种思考终于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得出了答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从而形成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理论成果，也使认识、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依据和标准。在这一理论探索过程中，北方谈话功不可没。
第三，北方谈话着眼于世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看中国，并做出了新的判断。中国永远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中国要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有世界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勇于把握时代潮流，重视对所处时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和借鉴，尤其要重视各领域的前沿问题，使自己的思想真正与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走在时代的前列。在邓小平北方谈话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反映出邓小平的这种全球眼光。从这些谈话内容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邓小平总是在同世界发达国家的鲜明对比中找出我国的差距与不足，做出正确判断，从而激发人们的忧患意识，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从而有利于推动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他认识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开发出本国所需要的全部技术，学会引进、吸收并且创新十分关键。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要想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就必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且进行吸收和创新；如果闭关锁国，一切靠自己从头摸索，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只能越来越大。遵循这一思路，党中央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这对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推进改革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二）北方谈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舆论发动和政治动员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共和国历史上重大事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们党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其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这次全会能够胜利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发表的北方谈话。
第一，北方谈话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之所以不能及时清除，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维护和坚持“左”的错误，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廣大人民群众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抵制。特别是《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中表达的观点受到广大党员、理论工作者的坚决拥护，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丢刀子”“砍旗”，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对“两个凡是”予以反对，并支持、推动了这场大讨论。朝鲜访问归国后，在东北三省发表一系列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讲话，又一次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进行了有力批驳。此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与会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不仅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且还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北方谈话在这一思想路线确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第二，北方谈话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强调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党的政治路线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路线，是打头、管总的路线，其他一切都要服从并服务于这一路线。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曾特别强调指出，应该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指导思想，明确指出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解决了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所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方面的决策与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邓小平后来在谈到两年徘徊时期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23]而北方谈话正是他在两年徘徊时期所做地最重要的一项准备工作，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实现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北方谈话对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中国仍具有指导意义
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期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对于又一次处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来说，邓小平北方谈话提出的很多富有前瞻性及针对性的思想观点，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指导意义。
第一，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曾多次指出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有很多体制问题要解决。这实际上已经触及要改革苏联模式的问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掀起了改革热潮。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历经4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的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可以说现在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不亚于40年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已经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纵观全球，现在世界各国正在加快推进变革，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顺应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必须自强不息、自我革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涉险滩啃硬骨头，不畏改革、从容改革，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推进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二，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曾反复强调要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能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从封闭落后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走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40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加速演变。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式下抓住机遇、化解挑战，是我国对外开放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是世界开放发展的受益者，也是世界开放发展的贡献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只有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才能获得更多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人才、机遇，才能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指出，要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惦记着人民的安危冷暖。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努力奋斗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民生疾苦放在心头，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群众最满意的事情做起，不断解决攸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8.
[2][6][8][9][10][12][13][14][15][16][18][20]鄧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77-378、381、379-380、381、384、373、384、377、376、378、376、387.
[3][4][5][11][17][19][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126、128、128、131、130、242.
[7][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373.
[2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责任编辑：杨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