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的分级分类推演应对及终结之道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已经日益演化为中美贸易战，为更好地做好战略应对，我国应加强全盘演练推理，以便真正做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要打好持久战，因为攸关国运；二要打好精准战，因为攸关民生；三要打好攻坚战，因为攸关产业；四要打好突围战，因为攸关科技；五要打好超限战，因为攸关金融；六要打好舆论战，因为攸关道义。而其中关键最治标治本的就是要打好产业之战，那就得对内实行自强自救，通过一系列税收减免、科技创新、定向金融支持、大力吸引外资、严控资本外逃等创造市场经济新飞跃的营商环境；对外经济远征建立闭环，通过提高出口竞争优势，建立“一带一路”人民币投资与贷款快速渠道，实现人民币走出去和泰国大米等民生物资源源不断供应，从而形成独立于欧美市场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共同体；实施印度洋战略，建立“中国+印度洋经济圈”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贸易战；产业链；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4—0080—05
[作者简介]杨枝煌，男，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法金融学博士后，中国外资协会工作人员，第17批中央驻滇博士团成员，研究方向：中国经济、中国金融。
近期，中美贸易纠纷、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日益发酵，但这还不是真正的贸易战争，而只是双方博弈、点滴冲突或者打口水战，很多政策措施也还没有具体生效日期。因此，中美双方的这些各自行动，需要冷静、理性与科学应对。但是，从长远看，中美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将长期存在，双方的竞争合作还有纠纷争端将是常态，双方的口角吵闹甚至局部贸易战将时有发生，而且也说明双方经贸更加互相融入。其实，中美贸易历来存在不和谐，以前主要就是反补贴反倾销或者301、303、307调查，现在是综合贸易争端；以前是农业、工业产品等传统领域，现在延伸到高科技领域，甚至可能扩展到金融领域。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坚决表明立场，那就是中美双方经贸问题最终必须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中美双方经贸关系最终必须加强全面深度合作，中国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绝不害怕外来挑战；另一方面要时刻警醒，提升问题导向意识，加强战略运筹，特别是做好理论、战略、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准备，全面统筹好持久战、精准战、突围战、攻坚战、超限战、舆论战等六大抗争，真正做到不打无把握之战，实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一、打好持久战，因为这是国运之战
中国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出卖未来。所谓的短期利益，一方面是指为了加快平息美国挑起的贸易纠纷，而全盘接受美方条件；另一方面是指为了图一时口舌之快，而拒绝谈判并将贸易战升级扩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竞争，这是决定中国的命运之战，攸关人民币能否走出去，攸关中国企业能否处于竞争优势，攸关中国话语权，攸关中国技术能否引领世界，攸关中国制度能否赢得国际认同，攸关中国力量能否确立全球新秩序。也就是说中国再次进入了十字路口的历史节点：一是逢“8”周期。1978年改革开放、1988年价格闯关、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8年进入新时代契机。二是百年目标窗口期。建党100周年和建国100周年叠加实施期、改革开放40周年总结和100周年目标酝酿规划期，改革开放100周年目标就是我们第三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三是美国技术封锁爆发期。美国针对中兴封锁面向中国制造2025，敲打中兴暗含打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在这个不进则退的特殊时间、特殊背景、特殊影响的形势下，我们的策略还是得继续韬光养晦，还得为三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千方百计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继续少说多做。从历史上看，美国GDP超过英国是1890年代，但是美国依然冷静观望，在关键时刻参加一战和二战，在欧洲和日本资金短缺的时候，择机实施马歇尔计划，进而从经济上和金融上控制世界，并且通过主导建立联合国、关税总协定即后来的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结成了比较牢固的军事政治同盟，牢牢把控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当前最大的要务，就是认清基本国情、世情，然后全面深入加快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科学改革和深度开放来应对所有的外来摩擦；以科技先行的新型发展道路代替跟踪尾随或者学习模仿型老路子，真正走上创新之路、开放之路、改革之路、市场之路、法治之路。
二、打好精准战，因为这是民生之战
中国贸易顺差缩小，如果造成中国出口减少，必然导致中国就业率下降。因此，双方谈判必须注意精准与模糊的策略，精准的是双方必须顾及对方的就业，模糊的是双方都得有灵活性和回旋余地。也就是说，美国叫嚣的举措，如果没有真正实施，我们就可以自身加强国际合规性合法性审查，然后进行适当应对或者模糊应对。美国出台的举措，我们就得见招拆招进行精准回击或修正。如果是正常的生意谈判，就坐下来好好做买卖；如果是涉及国计民生利益，就得全力出击强力对冲。我们要精准地分析把握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动机，即，减少贸易赤字的经济性动机，为选举造势的策略性动机，与遏制中国新兴产业的赶超进而中国崛起的政治性动机；要精准地推演美国的出招策略、顺序、程度，从而精准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或者以牙还牙甚至以石头碰鸡蛋，打击对方七寸和痛点；要精准地评估贸易战后果，评估哪些策略需要出台，如何出台，出台后有哪些后果，出现这些后果需要如何应对。例如，针对美国农产品的禁令，要全面考虑时间节点、企业承压能力、民心向背等因素，全面排查各种贸易摩擦隱患，全面梳理历来贸易争端，全面规范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给企业明确预警和足够时间进行缓冲。另外，可以考虑早日组建同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USTR）的直属于国家主席或总理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CTR），整合现在分散于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环保部、商务部、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的对外谈判职能，集中力量负责制定和协调中国国际贸易、商品和直接投资政策并引导或指导与其他国家就此类事务的谈判，以免在对外谈判和实施反制的时候失去合力和效率。总之，习近平主席多次重申中美合作重要性，并早已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十大判定和科学理性规划，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我们处理对方挑起的贸易争端的总基调和基本纲领。4月10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这是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与摩擦的正面反应和基本方略。
三、打好攻坚战，因为这是产业之战
日美贸易战和中美贸易争端都是因为老二制造业崛起，老大感到技术流失和就业受损，从而为了所谓本国利益发起的违背经济规律和国际规则的贸易政策突变。美国针对日本和中国的贸易手段，都是针对产业发起的战略遏制。日美贸易战持续30多年，进行了6次行业贸易战，如1957—1972年的纺织产业贸易战，1968—1978年的钢铁产业贸易战，1970—1980年的彩电产业贸易战，1979—1987年的汽车产业贸易战，1987—1991年的半导体产业贸易战，1980—1995年的电信产业贸易战。此次争端，特朗普针对的也是中国日益崛起的数控机床、机器人、航天航空、高铁、新能源、农业机械、船舶、新材料等产业，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当前能够找到的引领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就是人工智能，而中国恰恰是美国最强大的对手。因此，我们要在继续保持优势产业的同时，坚决维护好自身产业利益，同时先是按规则付费，然后整合提升或者独立攻关突破。一是将雄安新区建成超越硅谷的全球科技创新引领中心，从核心关键技术入手，牢牢把握全球顶尖科技发展潮流。二是将海南建成超越新加坡、迪拜、香港的全球顶级自由港，成为全球顶尖科技、高端服务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三是将云南建成中国经济战略纵深和对外辐射的桥头堡，建立独立于欧美的第三条全球通用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实施中国生产力南下纵深战略，特别是利用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产品面向欧美免税的原产地规则，加快打造“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云南、广西、贵州+南亚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产城融合作共同体，推动加工贸易在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繁荣发展，进而示范整个“一带一路”产城融合共同体建设，并且建立传统地缘政治下的经济联盟和经济发展纵深缓冲区。也就是将打造“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云南、海南、贵州、广西+南亚、东南亚、大洋洲”的中国东西部+周边三个地区的经贸合作共同体，作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治标治本之策。海南、云南可以通过一定优势吸引东南亚资金，或者与东盟结成战略联盟，同时吸引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资金，融入东南亚+大洋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延长和扩大中国经济战略纵深。中国也可以联合印度打造孟加拉湾经济圈，如果印度不愿参与，中国可以联合其他国家打造印度洋经济圈。海南和云南可以通过离岸贸易离岸金融，带动全球企业一同打造中国+印度洋经济圈，把中国变成太平洋和印度洋经济引擎。总之，只要中国产品、服务、人民币、劳动力能够走出去，泰国大米等重要物质能够源源不断进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能够形成战略发展闭环。自身建设方面，要加快制度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考虑新加坡淡马锡投资控股机制，变管人管事管资产为管资本的市场化委托代理机制，可以早日将国资委去掉成立国家投资基金，然后投资各种有前景的项目，进而抹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天壤之别，真正建立市场化企业，从而确实实现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而不是严重依赖外需的外生增长，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另外，要全面梳理建立国家产业短板、产业需求清单，特别是此次中美严重冲突的农业和科技两大产业。人才培养也是一项攻坚战。近期各地方纷纷出台吸引人才政策，但是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却无动于衷。国家应该彻底终结事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的高级岗位对外开放，例如研究所、高校的中高层领导全部开放进行社会化招聘，同时允许科研人员办企业或者让技术人才免除后顾之忧，然后扩大对外交流和重金邀请全球顶尖专家来华服务。从贸易结构来看，我们要分門别类进行精准突破。既然是贸易战，在经济范围内就不会有局限，将涵盖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货币贸易和相互投资。笔者认为，世界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货币贸易。在货物贸易方面，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4343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1585亿美元，中国顺差2758亿美元。因此，货物贸易战，中国可能得不偿失。顺差减少，意味着中国产能开工不足，意味着就业下降，就业下降就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当然，美国也会显得吃力。例如，中国对美出口产品40%是在华美资企业返销美国的部分，如果这些产品被增税，将直接打击自己企业。还有中国独有的稀土出口，美方也不大可能增税。因此，我们要加强联系在华美资企业，让他们形成游说团队；另一方面减少稀土等稀缺产品对美出口。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自1992年就出现对美逆差。因此，中国可以限制赴美旅游和留学等服务贸易，从而打击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在相互投资及商业存在领域，中方逆差1000多亿美金，而且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规模及档次比中国在美国投资企业的规模与及档次要高得多。美国在华投资在中高端，而中国在美投资在中低端，还有很多是所谓“非理性投资”，如房地产、酒店及娱乐业等。因此，我国近期整顿万达、安邦、复星、华信等企业无序对外投资，一方面可以防范资本外逃，另一方面可以缩减对美投资。在金融交易领域，中国拥有1万多亿的美国国债，可以抛售美债，致使美债收益率提升，美方融资成本增加，企业将不堪重负。而且，中国还可以动用3万亿美元储备和人民币适当贬值，实现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四、打好突围战，因为这是科技之战
4月16日美国在多次警告中兴的基础上，对中兴进行了最绝情的一次商业性处罚。4月18日，美国商务部又向华为公司发出行政传唤，要求华为提供过去5年向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和苏丹出口的全部信息，配合美国对通讯技术出口限制的调查。美国从宣布惩罚性关税到实施技术封锁，亮出了第一次杀手锏。其实美国能够祭出这样的大杀器，正是因为美国技术垄断和先进性，能够主宰整个产业发展。美国用一台发动机就能掣肘中国制造，国产大飞机和歼击机关键核心零部件；美国用互联网主机、服务器、IP地址空间分配等权限就能控制全世界的高铁、飞机、手机的运行，只要美国关掉针对中国的主机，中国的运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将瞬间瘫痪；美国用一块芯片就能遏制中国智造，从华为手机到巡航导弹的控制器，这些半导体多半来自美国，而且美国通过瓦森那协定联合其他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并且严禁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2000亿美元的芯片，而且连续多年位居单品进口第一位，2017年更达到历史新高：2601亿美元。赛迪研究院数据统计，在2017年世界前20半导体企业中，美国企业占了13家，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合计是667亿美元。其中，高通、博通、美光有一半以上的市场销售额是在中国实现的。在当前中国拥有一定科技实力和巨大资金储备的情况下，美国虽然想做生意，但是害怕中国科技真正超越，因此发起技术封锁来遏制中国科技产业崛起。中国要打好突围，一是得独立自主进行研发，早日有所突破。但是可能得耗费时间、人力、物力、财力，而且研究出来以后说不定美国又已经更新换代。二是得积极通过谈判，早日实现互利合作。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中国拥有最庞大的市场，技术总得与市场结合，才能创造价值、获得利益。三是得寻求第三方，早日打破垄断。美国垄断先进技术，中国完全可以寻求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实现联合发展。如何打好科技突围战，背后关系到科技、教育、人才等各种体制机制建设。必须加快建立健康高效的教育体制，例如公开透明的留学选拔机制，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高精尖人才引进机制；我们必须建立科技战略规划，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并做好符合国家当前和未来需要的科技发展规划；必须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推动企业自律和合规化经营，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运用、保护；建立廉洁顺畅的科技体制，特别是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学分配，杜绝科技攻坚资金的集体腐败，学习日本科技共享和累计创新。
五、打好超限战，因为这是金融之战
中美问题主要归结为五大问题：一是贸易，二是汇率，三是能源，四是技术，五是台湾。此次发生冲突的领域在贸易和技术方面，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将问题管控解决在商业纠纷范围内，不应扩围到其他领域，因为我们还需要保持数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还需要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其中，我们最应该防范的就是双方的汇率战金融战。回顾上两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美国金融战的巨大危害。美国自“广场协议”打趴下日本以后，1997年打趴了亚洲四小龙。1997年之前美国金融大鳄通过各种渠道将国际资本引入泰国，然后游说和迫使泰国开放汇率管制，已经进入泰国的国际资本马上卖掉泰铢换成美元逃出，泰国本国资本也疯狂抛售泰铢换成美元，导致泰铢急剧贬值更加激发各种资本逃离泰国。泰国实体经济短时内缺少资金，引发经济动荡，从而波及整个东南亚，最终几乎整个亚洲汇率大幅贬值，不得不争相印钞补充自己国内资本的流动性，保住工厂照常运行，减少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在亚洲实体经济企稳复苏的情况下，美国各大评级机构下调了亚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经济指标和信用评级，从而引发新一轮资本恐慌，而且造成无论如何增加印钞最后都被换成美元。不断印钞导致本币更加贬值，不断贬值又增加了资本恐慌。大量实体工厂、房地产业主抛售资产并换成美元逃离本土，本国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国家失去国际采购和贸易能力，从而导致经济急剧衰退。此次美国发起贸易冲突，先是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提高关税打击中国出口企业，然后发布出口禁令封杀中兴华为等科技企业，导致中国股市震荡。接下来可能通过汇率施压和制造波动的方式，打击中国金融机构，制造资本市场不稳定。同时，联合英法攻击叙利亚，打击石油集聚地，展示美国先进武器，消耗出清美国即将淘汰或过剩的旧武器，从而抬升油价提高中国进口成本，减少中国外汇储备，并且刺激新一轮军备生产和升级换代；再通过美元加息，分化对华投资，致使国际资本涌入美国，在民间投资疲软又缺少外国资本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陷入资金短缺时代，损失创汇能力，从而出现经济危机，进而丧失整体竞争力，降低全球影响力。很简单，只要中国采购的石油、芯片、发动机、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翻倍，中国货物贸易就没有顺差甚至造成逆差，同时消耗巨额外汇储备，且丧失出口创汇能力，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停滞。因此，我们要打好金融超限战，但必须保持可持续的创汇能力，同时开源节流保证适度外汇储备，以便有强大的弹药库来迎接美国的激烈挑战。从历史看，战后美国称霸世界，靠的就是军事霸权与美元霸权。19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元挑战美元，1985年美国用一纸“广场协议”击败日元；1999年欧盟19国推出欧元，2002年进入流通，结果2009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至今欧元一蹶不振。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提速，美国逼迫中国进行汇改并施压人民币升值。我们的可选择策略就是少说多做，精准攻击美元霸权。而要对美元进行重创，就得梳理美元历史及其软肋。美元用黄金支撑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下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中心货币。1970年代初美元改用石油支撑，但随着石油储量减少和新能源的出现，美国意识到用石油支撑也难以为继，美国企图改用碳排放权来支撑，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会不被接受，因此美元霸权正在失去支撑。而中国2018年3月推出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即任何接受人民币结算的石油出口国均可用人民币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兑换黄金，这恰是中国人民币对美元软肋的重创。另外，中国还有一张牌，那就是抛售美债。美国现在国债中有4万亿美元由外国机构持有，而中国就持有约1.2万亿。可以推定，假如中国大量抛售美债，美债收益率必上升；而美债收益率上升，必会推高美国的融资成本；而融资成本上升，必会打击美国股市和经济；或者美国一旦无法兑现上升的收益率，美债失去信用必然导致贬值，整个国家失去信用，美元就会出现挤兑危机。因此，我们当前的策略就是实施“金融引进来，实体走出去”的双管齐下战略，打好金融超限战，同时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六、打好舆论战，因为这是道义之战
实力，有软硬实力，巧实力，德实力。高新科技和军事，是强国的硬支撑；意识形态和制度，是强国的软支撑！巧实力和德实力是强国的坚韧支撑。巧实力是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能力，德实力是制造普世价值并站在普世价值的高尚立场上进行对外行动的能力。首先要揭示真相。中美逆差，责任在于美方。因为美国逆差说明美国从中国买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而中国却未从美国买到所需要的商品，只是用商品换回了美元。由此看，中国贸易顺差并不代表中国占便宜；美国贸易逆差也不代表美国吃亏。中美贸易要平衡，对美国来说其实易如反掌。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扩大进口，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却始终不卖，这当然导致逆差。再有，战后美元一直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只要印出美元，就可在全球采购商品，而中国要进口美国商品，必须先出口商品换回美元。这样一来，美国贸易就难免有逆差。事实上，美国今天不仅对中国有逆差，对全球100多个国家也有逆差。可见，贸易逆差的责任完全在于美国，美国对华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完全是美元霸权的体现。其次，要联合谴责。美国用自己的所谓301、302、303条款来审查贸易伙伴，完全是一种单边主义，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要诉诸世贸组织。美国一直想超越世贸组织，我们更应该站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道德制高点上，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尊重国际舆论和世贸组织，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第三，要加快联盟。中国铁哥们很少了，似乎只有巴基斯坦，因此要充分利用中国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的外交智慧，加快建立强有力的合作联盟，特别是打造“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可以联合欧盟、澳洲、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英法德等重要经济体。当前，东盟是最关键的争取对象。中国与东盟或东南亚具有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生产力南下必须取得东盟支持，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应该结成全天候联盟，共同打造经贸共同体和独立于欧美之外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合作链。第四，要释放谈判信息。两会之前，刘鹤已经前往美国沟通，说明中国一直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当前情况下，我方可以连续释放谈判解决双方纠纷的信息，中美双方可以先在财政部、商务部等层面上进行磋商，然后再进行副总理级别的谈判，还可以让王岐山领衔底定谈判，最终由双方最高领导人见证签约。通过这些宣传和舆论，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第五，要建立话语权。要学习美国不断创新理论和引领舆论新思潮，牢牢把控话语权；学习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科技教育，在诺贝尔科学奖占有一席之地；学习美国能够建立国际组织，并且占据国际组织重要岗位，掌握国际事务的决策权。
总之，应对中美之争，应该像小孩那样，先会坐起来会爬行，然后能站稳走路跑步，接着逐渐全方位壮大，最后再学会打架。另外一点就是要善于向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永远不会过时，而且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