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接受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创新PPP模式研究
于沁 管慧宇 徐敏丽
摘要：在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极不科学，而农村财政处理垃圾的资金压力又非常大情况下，本文创新性的提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新型PPP模式，并对浙江省湖州市吕山乡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进而分析了影响农户选择的四个因素，分别为性别、月收入、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最后得出农户可接受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新型PPP模式以及推行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模式；调查问卷；农户选择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由2.54亿增加到6亿人以上，城镇化率已超过51%，但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各种环境污染问题也接踵而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难点。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时对于“三农”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但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在资金与技术方面的缺乏，现有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难以解决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此同时，PPP模式的应用于2014年5月开始在国内悄然兴起，但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缺乏成功的试验。鉴于此，本研究以浙江省湖州市吕山乡6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形式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以期探讨得出农户可接受的创新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模式，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美丽新农村贡献力量。
1 PPP模式的应用情况及创新方案设计
1.1 PPP模式的国内外应用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就提供公共品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PPP模式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英国，在医院、学校、道路等公益和非公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得到了成功应用，如伦敦地铁、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法兰西体育场等。
我国财政部于2014年5月正式设立了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工作领导小组，PPP模式（即“公私合营”）进入规范化轨道。其在国内发展的近两年来，已经在高速公路、轨道建设、水力发电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应用成效，如北京地铁四号线PPP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等。但PPP模式在运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经营职能的划分、利益的分割、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同时激励等。因此，根据我国的独特形式来研究和设计合理的PPP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PPP创新模式的方案设计
以上模式中，政府与私人部门以持股的形式合作，双方通过签订PPP协议来规定营利份额、管理权利和相应的义务责任，私人企业负责经营、管理，政府负责监督与调控，需设立定期审核机制——每七年半双方重新审定一次合约条款，且为保证监督过程的公正性，应用香港PPP模式的相应措施来成立专门的业主委托人小组（Intelligent Client Team，简称ICT），主要负责对实行PPP模式的项目运营进行监督，其成员包括政府机构人员、建筑师、各相关的专业工程师、律师、财务顾问等，小组成员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进展阶段做出相应的变动，确保实行PPP模式项目的运营质量。
此外，社会公众与私营部门之间需签订使用协议，如果出现没有将垃圾扔到指定地点且对环境造成破坏的现象或者没有按期缴费，则由私营部门收取罚款（在PPP协议中约定效力）。为了对公共设施进行更好的维护，还须与保险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在设计和运营方面，私人部门根据自身能力决定是否进行服务外包和运营外包。同时，金融机构应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在民营企业有资金需求时，向其提供低息贷款，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本文共实施两次问卷调查，基于第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设计三个子方案，方案如下：
（1）每户最高年均收费200元，民营企业占股66.6%，政府占股33.3%，民营企业在具体事务操作上具有较大自主性和专业性。
（2）每户最高年均收费100元，民营企业占股50%，政府占股50%，政府对民营企业给予补贴，但是民营企业较上一种子方案自主性和专业性均降低。
（3）每户最高年均收费50元，民营企业占股33.3%，政府占股66.6%，政府给予民营企业更多补贴，但是民营企业自主性和专业性在三种子方案中均最低。
调查显示（见表1），在应用过程中，垃圾收集点设于试点村的交通要道和人口较密集的居住地，垃圾清运到处理站后，进行专业的分选，对此，政府应规定相应的行业标准，控制污染和浪费，提高再生率，对超标行为进行罚款，并根据处理厂的实际运营情况给予奖励优惠政策。处理厂需能够应对各种生活垃圾处理，尤其是对日常生活垃圾的处理。
3农户对PPP创新模式的接受情况分析
本次研究共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初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24份，回收率62%。为进一步了解设计出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PPP模式在农村推行的可行性，项目进行了第二次问卷调查，问卷共发行420份，有效回收396份，回收率94.2%。
3.1农户接受情况分析
（一）对PPP模式的整体接受度分析
基于第一次调查问卷的结果可知，持反对态度的仅占18%，因而基于农户意愿与需求，对PPP模式进行创新后应用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将会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二）对于不同PPP创新模式的接受度分析
从由第二次问卷调查结果（见表3）可知，农户对于第三种子方案的接受度为43.16%，具有较高的民意接受度，此外，2015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政策上推进PPP模式创新与应用；同时，PPP模式使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形成良好的互补，双方共同分担资金压力和运营风险；并且在国内，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已具备较高的技术可行性。
因此，方案三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3.2影响农户方案选择的因素分析
（一）性别对方案选择的影响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对于三种子方案接受度的分布相对均匀。而女性在方案选择上有明显的偏好，近50%的女性选择子方案二。
综上所述，性别对于PPP模式的方案选择有以下影响：男性与女性相比，更关注PPP模式的专业性和效率高低；而女性的选择则偏于保守，在选择自主性和专业性中等的同时，也选择中等的费用。
（二）收入对方案选择的影响分析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除3500元及以下的人对子方案三接受度最高，其余收入等级的人群均对第二种子方案接受度最高，并且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对收费较高的方案1和方案2的接受度就会提高，两者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关。
（三）所处年龄段对方案选择的影响分析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调查结果显示，18-30周岁的人对于第二种子方案的接受度较高，而30-45周岁的人对于第一种方案的接受度较高，45周岁以上的人则普遍对第三种方案的接受度较高。
结合3.2.2中有关于收入与方案选择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18-30周岁的人虽然对专业性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们正处于职场新人期或事业上升期，具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从而比30-45周岁的人更关注费用的高低，所以更倾向于选择第二种子方案。而45周岁以上尤其是60周岁以上的人对专业性缺乏认识，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生活的时间更长，因此更注重方案设计的经济性，即更注重费用的高低；另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老一辈的民众更相信政府，因而更倾向于选择第三种方案。
（四）受教育程度对方案选择的影响分析
从图6可以直观地看出，随着学历升高，选择子方案三的人群比例由高达90%、75%、46%逐步下降至33%、25%、21%；同时，子方案一的接受度却在随着学历升高而增加，当学历达到大专后，接受度稳定在20%-30%之间。
由此可得出以下结论，总体而言，第二种子方案的接受度最高，但从不同的学历群体来看，学历高的人相对于学历低的人对第一种方案有更高的接受度，学历越低更愿意接受第三种方案，即学历越高的人越关注模式运营的专业性，而学历低的人则更关注费用收取的高低。
综上，经过前期方案设计和两次问卷调查后，本项目选择子方案二为预计在农村推广的PPP创新模式，即每户最高年均收费100元，民营企业占股50%，政府占股50%，政府对民营企业给予补贴。
4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PPP创新模式的对策建议
4.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PPP模式应用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关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因此，建议国家立法机构针对PPP模式出台相关法规，提出规范化的PPP项目实施细则。尤其是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领域，还应规定具体的垃圾处理标准。
4.2健全创新模式下的管理体系
一方面，PPP模式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领域的试验较少，管理机构缺乏经验，应加强对机构相关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
另一方面，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关系着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政府应建立全面的管理监督体系，包括专门的管理机构、监督机构、群众信息反馈机构等，以保证人民利益得到维护。
4.3建立健全补贴机制
补贴包括对企业的补贴和对低收入者的补贴。
针对企业，对于前期投资较大的项目，可采用建设期补贴模式；对于成本较低的项目，则采用运营期补贴模式。
同时，政府在进行创新模式推广时，要及时做好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工作，对低保户、困难户进行一定的垃圾处理费减免，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受影响。
4.4加强相关知识宣传与群众教育
只有通过多元化的宣传教育手段，如电视公益广告、环保主题文艺晚会等，使“垃圾集中处理”、“环境保护”等理念深入人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村民的行为方式，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兼顾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