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修辞手法运用探讨
王欣欣
【摘 要】作为钱钟书先生唯一的小说作品，《围城》对钱钟书的思想、情感、学识进行了集中展现，而在该小说中，修辞手法的运用是独树一帜的，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也不仅限于对修辞手法进行单纯的应用，而是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使用。本文从小说中对比喻的手法运用入手，分析了小说中涉及到的夸张、对比、用典等多种修辞手法，以期对实际的工作形成帮助。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修辞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1-0224-02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著名小说作品，在这部文学作品之中，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从而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病态形象进行了真实描写。作为语言大师的钱钟书先生，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语言表达艺术，包括比喻、用典、对比、夸张等，从而达到了在人物描写的过程中入木三分的作用。作为钱钟书先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是钱钟书先生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小说中对比喻的运用
（一）多样化的比喻手段。比喻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修辞手法，同时这种手法在多数作家的写作过程中也是主要的修辞手法之一。钱钟书先生对比喻这一手法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其《管锥编》中，钱钟书先生曾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识”，从钱钟书的这句表述之中，可以看出他对比喻这种修辞手法的看重。同时在《围城》这部小说中，钱钟书先生践行了自己的理论，通过上百处的比喻对故事进行讲述。
比喻可以细分为明喻、隐喻、借喻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对相关的修辞手法均有运用，从而生动形象地将当时的社会环境、人物进行了描写。以“明喻”为例，这种修辞手法的应用有明确的主体和喻体，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与“像”连用，因而读者能够十分明确地从文本之中将比喻的部分与其他部分进行区分，以《围城》为例，“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钱钟书先生的这段描写，有明确的本体和喻体，即“女朋友”和“玫瑰”“协议离婚”，通过这种方式，钱钟书将原本比较抽象的概念以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遇到的事物作为比喻，从而有效地将概念形象化。
明喻是通过将本质上相似的本体与喻体进行利用，从而进行修辞的方法，而隐喻则是对本质上有一定差异或是完全不同的物体进行利用，以此让语句生动形象的修辞方式。这种修辞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让比喻的内容不显露形迹，让读者获得完整统一的阅读感受。在《围城》中，这种方法的应用在孙太太的眼泪这一部分中被发现，“眼泪”和“露水”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眼泪所着重的是情感表达，而露水则是不包含情感的自然现象，在《围城》中对其进行利用主要是依托两者同属液体的属性，由于对这一特点的把握，因此让文章内容具有形象的阅读感受。借喻的特点是主体和喻体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也并不使用任何词语进行语句的连接，而是对喻体进行直接使用的方式。以《围城》中对女店主的手描写为例“她的五根香肠……”这一部分的描写直接将喻体“香肠”在文中进行使用，从而替代了“手指”这一概念，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向读者进行物象展示。
（二）文中比喻手法运用的独创性和趣味性。从独创性的角度来看，《围城》中的比喻方式与传统的比喻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在比喻这一手法运用的目的上。在传统中，对修辞手法的运用主要是对文中内容进行更加生动形象的说明，从而让读者的阅读过程更为流畅。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比喻手法，除了具有传统修辞手法的目的性外，又进一步强调依靠比喻来进行哲理阐述这一深层次的思想。如小说中所写“嘴里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这段描写首先建立在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上，其次是依托于作者的创造性思维，“牙根肉”的形象特征是凹凸不平的，在惯常的思维中，自然需要以具有同样属性的形象事物来进行比喻，而钱钟书先生舍弃了对形象喻体的选择，而是寻找了较为抽象的喻体“侠客的胸襟”，读者通过一定的探究和思考，可以完全对这部分修辞内容进行理解，即好打不平的侠客心中自然也是不平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钱钟书先生的比喻在方式上虽然没有超脱传统，但在思想内核上是与传统迥异的。
另外，《围城》中的比喻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趣味性”一方面指的是书中文字本身的幽默感;另一方面则是指推动作者进行发散思考的作用。从幽默感上来说，以“牙根肉”的比喻為例，首先，这部分的描写极为贴近读者的日常生活，在比较严肃的字段之中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幽默性;其次，“侠客的胸襟”这一喻体读者无法直接从字面意思中对其进行全面理解，而需要通过结合自身的见闻，才能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在两者的复合之下，整个比喻内容具有了强烈的幽默性和趣味性，能够调动读者继续阅读的兴趣。
二、对比、用典和夸张手法的运用及分析
对比、用典和夸张是小说中除比喻之外运用较多的几种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进一步为小说加深了思想内容，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以对比的修辞手法为例，《围城》中对曹元朗的外形描写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中以贾岛和曹元朗进行对比，从而来说明曹元朗“胖”的外貌特征。对比这种修辞手法，主要的作用在于将两种具有一定关系的物体进行对比，从而增强读者对对比主体的感受，增强读者的印象，而在小说中对曹元朗外形的对比描写，让读者能够生动地感受到曹元朗的矮胖形象。
在“用典”这一手法的运用过程中，钱钟书借用了诸多古代文学典故，以此来进行故事的说明和深入描写，如“破镜重圆”“马前泼水”等典故。以董斜川为例，在进行这个人物的描写的时候，通过运用典故可以在读者心中建立起他掉书袋的形象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用典”这一手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之中，使用是比较广泛的，但在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之中，典故的运用一般比较少，其主要原因是部分典故过于生僻，读者无法准确地把握其中所表达的情感内容。而钱钟书先生对典故的运用，主要是将其作为进行人物形象描写的手段，因此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夸张”的修辞手法在《围城》中，主要是用来进行气氛的营造，这与夸张这一修辞手法的特点进行有效结合，既达到形象表述的目的，又能够活跃读者的思维，营造妙趣横生的阅读体验。如“眉毛高高在上，和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夸张的写作手法，在本质上就是对日常认知进行颠覆，在这里，钱钟书先生可以夸大眼睛和眉毛的距离，首先是将小孩儿的外貌形象进行了准确展现，同时也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由于本句的幽默性而提升阅读兴趣。
钱钟书先生在对修辞手法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并非单纯追求其趣味性，而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读者根据文中的描述，进行拓展性思维，如对小孩儿眉毛的描写，在运用夸张手法的同时，为了让读者获得一个比较具体的参照，钱钟书先生选择了“相思病”来作为线索，让读者能够顺应该线索进行一定的思维，从而将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进行更为形象的展现。对用典手法的使用，一方面是由于钱钟书先生学识渊博，因而能够对相应的典故做到信手拈来;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是作者在对人物形象进行设计和考量之后，认为能够恰当地对人物进行展现的修辞方式。
三、结语
《围城》作为一部具有鲜明创新性的文学作品，其中的修辞手法使用是极为独特和丰富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钱先生使用的修辞手法包括了比喻、夸张、对比、用典等，这些手法在本质上是为人物形象和小说情节服务的，但钱钟书先生开拓性地将修辞手法和哲理、情感表达等进行融合，从而取得了极佳的文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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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华.《围城》语言修辞初探[J].甘肃高师学报，2005，10（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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