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传教士《诗篇》中译与文体变迁

    韩沁妍

    摘要:18~20世纪,《圣经》汉译进入繁荣时期,诞生了许多关于《圣经》的翻译和改写作品。其中《诗篇》部分,有传教士用中国传统诗词的形式来翻译,独具特色,而《诗篇》中译的演变也深受文体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圣经;中译;文体

    中图分类号:B9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6-0046-02

    《圣经》中的《诗篇》部分原是希伯来语诗歌,生动而夸张,最主要的修辞方式是押辅音的头韵和双关语,但这些只有在希伯来原文中才能体现。一旦被翻译成各式的译文后,效果便大不相同。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才开始圣经汉译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马殊曼与马礼逊,俗称“二马译本”,这两者谁先谁后一直存在着争议。

    1“二马译本”与“中间文体”

    以著名的《诗篇》第二十三篇为例,马殊曼和马礼逊二人都未脱离原文本。但比较而言,马殊曼运用了许多看上去典雅的生僻字,而马礼逊因为主张的是雅俗共赏,折中了文言和白话,因而用字更多,行文也更加流畅。并且由于是翻译《圣经》的早期,很多术语只能自创,当今通行的“天国”“福音”“使徒”[1]等等一系列词汇其实都来源于马礼逊译本。也因此,马礼逊译本的影响相对而言更大,他的《神天圣书》(1823)被认为是中国境内出版最早的《圣经》汉语全译本。

    不过马礼逊译本同样存在不少问题。他的忠实原文是双面的,有时是思想的客观正确反映,体现在他不多加补充,比如将复合词翻译为完完整整的“饕者醉者”[2],没有进行道德批判。同样也不省略删节,比如用“尔父之裸体,尔母之裸体,尔不可露之”字面直译,而委办译本、施约瑟译本和和合本这三个版本都省略了原文中关于父亲的内容。[3]这恐怕是由于儒家的伦理纲常影响,为使《圣经》适应19世纪中国文人所推崇的儒家伦理。可见,彼时的马礼逊译本并不刻意适应中国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他追求的是通俗的白话文,采取一种中庸之道,用《三国演义》这样的“中级”与“中间”文体来翻译圣经,想要实现一种庄而不谐却又通俗易懂的平衡。但是他通篇充斥着“也”“焉”等等,语句不简练又太长,仍然深受西方长句子的影响。巧的是,马礼逊这种雅俗共赏的“中间文体”恰恰位于中间位置,由此开始,清代《圣经》的翻译改写越来越融入了删节、补充等各种各样的新方式。

    2新奇又传统的汉译形式

    2.1英国传教士湛约翰所翻译的楚辞形式

    在《中文韵律诗篇选辑》(1890)中,湛约翰翻译了诗篇一至十九篇和第二十三篇,模仿了九歌体和西晋潘岳的《射雉赋》,是首部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翻译的圣经。仍然以《诗篇》第二十三篇为例,他的翻译为“耶和华为我牧兮/吾必无荒/使我甫青草苑兮/引静水旁/苏吾魂之困惫兮/我得安康/俾我行于义路兮/其名遂彰/虽过四荫之谷兮/亦不畏伤/盖牧与我同在兮/慰以杖鞭/尔为我设筵席兮/在吾敌前/曾以膏膏吾首兮/杯满涓涓/我毕生得恩宠兮/慈祥绵绵/将居耶和华室兮/永远长年”[4]他以传统楚辞体翻译旧约诗篇,为清初《圣经》中译风潮注入新鲜血液,关注到了中国的传统,独具开创性。

    然而,湛约翰的翻译比较灵活,也比较模糊。其一,诗句的组合基本是按照诗篇的结构,并非机械地模仿骚体句式,而是灵活变化,比如《诗篇》第二篇。其二,在用典中,出現了《诗经》《淮南子》等等,但《诗经》本是儒家经典,在此过程中又经常出现“耶和”等圣经用语,出现了以儒释耶的矛盾现象。其三,用语的选择方面,他用“郇”这个字来代替锡安山这一特定的犹太民族象征。还经常用多个意思的词语,比如“士师”就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建立王国期间的领袖称谓,另一个是在王国时期之后,士师的功能只限于作审判官,裁决争议的事。与其他翻译版本相比,有的中文版直接是审判官的意思。可见这里湛约翰楚辞形式用语的选择造成了模糊性,扩大了不同解释的可能性。

    2.2鲍康宁所翻译的古诗形式

    鲍康宁曾经在六朝古都南京学习过中文,他也有所突破,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样式来翻译诗篇。《诗篇精意》(1908)通达浅白,诗句多六七八字,接近官话口语。他在序中自评文章让人一目了然看得明白。由此,他调整原文的节数,由每四六或八句组成一段,来适应中国的传统。不过,他并非完全按照中国诗句的平仄来安排各个韵部的分配,只关注字数规范而已。

    仍然以《诗篇》第二十三篇为例,鲍康宁将之命名为“主为善牧”,并写道:“全能上主是我牧人,千福万安无不备;引到水旁青草安身,保养安慰免受累。行走义路他作先锋,指示引导免走岔;主带竿杖沿途护送,卽经填坟也不怕。敌人面前主摆酒筵,再用恩膏抹我首;福杯慢溢流成泉源,慈悲恩宠更加厚。生前日日恩爱并随,前后左右到长寿;救主亲自一生相陪,乐住明宫到永久。[4]”

    可见,与湛约翰的楚辞形式相比,鲍康宁的古诗形式意思高度概括,删减更多,很多地方和原意相差甚远。但与此同时,在用词方面,两者相似点颇多。鲍康宁的翻译里也偶尔会加上新约的解读,或者把耶稣的名字“耶和”等等加在其中,一些“主”“受膏君”等等代表耶稣的固定词还是未变。除了引用新约的词语比如“圣灵”之外,为让中国读者感到熟悉,亦使用了中国民间宗教的神灵用语,甚至《诗经》《尚书》等等。比如第一百四十八篇《万物讃主》中的“云汉”便语出《诗经·大雅·荡之什·云汉》,指的是天河,甚至还有第一百五十篇“讃主到底”这样任性的篇名,其中“八音克谐”出自《尚书·尧典》,可见文化融合的矛盾感。总之,鲍康宁的译文并不固守旧约诗篇原诗的节数、结构或用语,而只是简化成中国传统诗的结构而已,并且出现了多重杂糅的矛盾感。

    3结语

    对比湛约翰和鲍康宁的翻译,可见湛约翰用楚辞形式,相对而言比较灵活,依据了原意,而鲍康宁古诗形式更加拘泥于形式套语,改变了节数甚至内容,导致和原意相差更大,由此可见不同文体以及不同形式的灵活程度,对《圣经》中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汉译《圣经》出现楚辞和古诗的形式,不禁让人疑惑,清代已经是小说为主体,又为何还要复古到古诗乃至楚辞,出现一种既新奇又诡异的融会矛盾感。笔者认为《圣经》中的《诗篇》部分由于是“诗”这一独特的形式,而中国当地文化中的“诗”则是楚辞、古诗等等,因此“中译”这一过程除了内容的搬运外,“诗”这一形式也需要有所转换,需要由西方的“诗”转化为东方的“诗”。

    不过,这一转换的过程却忽略了东方和西方“诗”的差异。想来诗经、楚辞以及中国古典诗词往往都是古人真情实感的抒发,而《圣经》里虽说圣诗本身是充满美感的,但一旦拘泥于以固定形式固定套语的改写转换,则充满着说教意味和念经感,导致一种奇怪的不通感。湛约翰和鲍康宁的《中文韵律诗篇选辑》、《诗篇精意》只是重于形式,一味地进行劝信和布道,并非真正的肺腑之言,并未从真情这一中国古典诗词的真正出发点出发,也就不能引起共鸣,从而造成巨大影响。

    但是反过来,《圣经》中很多属于智慧文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教性,直接传达的是处世哲学与三观。或许中国诗一向与宗教相离甚远,总是若有若无地体现出宗教思想,而西方诗形象夸张却又思想深广,这二者其实各有千秋,不同文体碰撞所造成的融会矛盾感又何尝不是有趣的。

    参考文献

    [1]圣经公会.圣经:现代中文译本[M].中国香港:圣经公会出版,1980.

    [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圣经[M].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3.

    [3]周联华.圣经索引:新标点和合本圣经[M].中国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3.

    [4]蔡锦国.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M].中国新北:橄榄出版有限公司,2014.

    (责编: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