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伟大标志
童兵
【摘要】该论文简要回顾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报刊活动和所接受的新闻教育，梳理了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并对毛泽东发表于1948年4月2日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此文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集中概括，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发展的里程碑，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伟大标志。
【关键词】毛泽东新闻思想;里程碑;党报性质;使命特点
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年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和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传承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和深化，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最具代表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光辉展示。这种展示，在毛泽东发表于1948年4月2日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第一次得到了最经典、最全面、最深刻的体现，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伟大标志。
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是在中国继承发展由列宁加以丰富深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代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移植苏共和苏维埃新闻政策与新闻模式的组织者，是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积极探索者。
毛泽东一生好学，阅读不倦。还在青少年时代，凡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所能见到的一切著作，从孔孟儒学、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从赫胥黎、斯宾塞尔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托尔斯泰主义，他都如饥似渴地拿来阅读，都做了深浅不同的研究。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广泛最深远。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他几乎无所不读。年轻时毛泽东十分推崇宋明理学，相信精神万能，认为“精神心思，愈用愈灵”。毛泽东后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同他受到的这种唯意志论以及唯我独尊等观念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比西方思想更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事实也许对毛泽东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的还有佛教和道教（两者都倾向于按照对立面来思考）中的辩证法因素：每一种存在都包含着阴阳的矛盾。他无疑更直接地受到他读过的《水浒传》那样的小说的影响，这些小说赞美了农民起义及其军事业绩。麦克莱伦的这一分析，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1]
在毛泽东的藏书中，除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外，一些著名的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占有重要地位。他晚年还专门找人为他念《水浒传》一类古典小说，并围绕农民战争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还对《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一些佛教宗派的经典做过一些探讨，这都是很好的佐證。
毛泽东从大量古籍中汲取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他说过，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它有很多的东西还是不错的。[2]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汲取许多有生命力的精华，作为从事报刊活动、形成报刊思想的养分。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毛泽东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这里，他同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接触，阅读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阅读《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刊登的陈独秀等先进分子的文章。他还同学生运动左翼领袖和工人群众交谈。这一切有力地推动着毛泽东思想的转化，推动他转向新的天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起，一生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阅读马列的书。他阅读马列著作，学习和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逐渐明确并坚持这样的信念：这时的中国不是那时的俄国，我们有我们自己另外的题目。毛泽东讲过这样一段很有教益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新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3]
毛泽东正是在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在掌握了前人伟大思想的基础上，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针对中国新闻工作的现实问题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二、毛泽东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教育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爱读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其中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影响颇深，作文尽习梁启超的文体，他的老师袁吉六说，你的文章都是“报馆味”！
不久，毛泽东又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所吸引，使他进一步体验到创办报刊的意义。他指出，报刊不仅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而且是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国民之新思想的最好工具。在新文化运动的召唤下，他弃康梁，迎新潮，开始以报刊活动从事唤醒国民、鼓吹新思想的斗争。毛泽东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并自任主笔，继而接编《新湖南》，该刊被封后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在驱张（敬尧）斗争中，毛泽东再赴北京，以新民学会代表身份组织平民通讯社，身任社长，竟日编印，还在驱张刊物《天问》上撰稿。建党初期，毛泽东先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为党的刊物《向导》撰稿，继而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身份担任《政治周报》主编。后来，在《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和出版，为它们撰写发刊词，拟定编辑方针，指导新华社及其属下电台的日常编辑与播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新闻和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谈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就有120多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及评论文章，超过200篇，其中以新华社社论、评论形式收入《毛泽东选集》三、四卷的，共18篇。
这一系列读报生活和办报活动，推动毛泽东逐渐形成自己的办报主张和报刊思想。他对斯诺说过，“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从读报开始，有感而发，毛泽东拿起笔来，为报刊撰稿。据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毛泽东见报稿件，是从1916年开始为《新青年》投稿。当时他23岁，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曾经这样告诉斯诺：“《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4]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9月底进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协理员。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于第二年春参加了北京大学由校长蔡元培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使他有机会成为我国第一批系统地学习与研究新闻学的人士之一。在这里，毛泽东听取了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学基础知识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访业务知识，使他全面了解新闻学的基本理论与主要业务，为他日后同革命报刊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比较中形成自己的新闻思想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撰写的发刊词《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革命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在这篇发刊词里，毛泽东从时势的激荡到杂志的使命，从时代的召唤写到报人的担当，为我们观察和确定报刊创刊的形势任务提供了新的思考与决策的视角及路径。换言之，毛泽东正是从报刊创刊、编辑、出版的实践出发，萌发与引领新闻学研究的动力与方向。在创刊号上，毛泽东刊登了自己执笔的《本报启事》，《启事》写道“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这是毛泽东主编报刊生涯提出的第一个报刊宗旨，展示出他对报刊使命的最初理解。他在前面提到的《创刊宣言》中已经明确表达了这家刊物的追求：将“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这一系列读报活动和报刊活动，在令毛泽东熟悉社会了解报刊的同时，也时时洗涤着毛泽东的思想和推动他世界观的转变。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事务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有几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还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三、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
同一般应用学科一样，新闻学也是先有术后有学。毛泽东在从事报刊活动并取得一定的实务经验之后，也由此萌生了对于新闻学学理的探讨，比如关于什么是新闻，新闻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作为一名记者走上报纸工作岗位后最初需要有什么样的从业准备等。他在回答办报原则时开宗明义强调：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毛泽东早期的新闻思想主要有：
第一，办政治报纸以针砭时弊。毛泽东在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经验时看到，他们虽然十分重视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但忽略了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因此，他认为办报必须“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
第二，以民众为宣传鼓动的对象。毛泽东曾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才导致革命失败，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所以，他特别撰写《民众的大联合》，号召人民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争取自己真正的解放。
第三，指出报刊的阶级属性。在报刊实践中，毛泽东对报刊的阶级属性开始有所认识和阐述。他说，“现在的学校和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之中”，“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議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5]。
进入延安并指导《解放日报》等根据地新闻传媒工作的实践，使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闻学著作及论文主要有：《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撰写的发刊词，关于在农村调查的讲话，《反对党八股》等报告讲话。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开展新闻宣传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是他对新闻宣传规律的深刻揭示，大致有：
（1）关于办好通俗性报刊的意义和编排方法。毛泽东以举办《时事简报》为例，说明像中国农村这种落后地区举办通俗性群众报刊的意义重大，可以改变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井里虾蟆井里跳”的落后状况。编排方法主要是不做文章，只登消息，或在消息中间插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毛泽东根据新闻传播必须接近社会的要求，指出安排消息要由近及远，看得有味道。
（2）关于通俗性报刊的语言和取材。毛泽东要求完全使用本地的土话，不会写本地土话的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
（3）关于通俗性报刊的真实性要求。毛泽东严格要求，严禁扯谎，不靠扯谎吃饭。
四、《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贡献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毛泽东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理论阐发和对党报工作的学理总结，不断拓展、不断深入，但繁重的政党建设和军事工作，令毛泽东不可能对这些方面的问题作全面的阐述和系统的提炼。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新中国的创建全面提上日程之后，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思考和对新闻学建设的投入，才有新的转变和大踏步的进展。
在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这个年代的经典著述，既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集中概括，又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这篇经典著述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党报的作用和力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纸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第二，关于全党办报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报纸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他说：“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第三，关于向群众学习。毛泽东指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有必要的。……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面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
第四，关于报纸的风格。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说：“应当保持你们报纸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6]
上面分析的四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重点论述的四个核心问题。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十几年新闻工作之经验与教训，加上对迎接全国解放创建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的深刻思考，毛泽东从党报的性质与使命、党报的作用和特点、依靠全党力量和人民群众力量办好党报、党报的风格与党报工作者的修养等方面，提出和论证了党领导下的新闻宣传工作一系列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党史的丰富实际经验深刻地结合起来。这一系列新的认识和新的观点，使毛泽东新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理论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十分有说服力地表明毛泽东新闻思想宣告形成，达到了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水平。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批准号为18JZD00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68.
[2]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200.
[3]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35.
[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25.
[5]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友信[M]//新民学会文献汇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03.
[6]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M]//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49-154.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