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档案关乎命运
王焕春
我原籍河北省赞皇县陈村，位于太行山与平原的衔接带，是高邑、元氏、赞皇三县交界的大村。古代南北官道从村西通过，东临京汉铁路。抗日战争时期属敌我交错拉锯地带和前沿，一度并为高（邑）、赞（皇）、元（氏）抗日县政府。赞皇县是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县。中共赞皇工委第一任书记宋国藩是我们村人。父亲乳名三妮、学名庭瑞，后改名维新（也写作文新）。由于家境贫寒，靠爷爷种地和扛长工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我父亲只上过小学，1937年18岁即参加革命组建村党支部。1938年到八路军129师独立营办事处任副主任，又到抗日县政府青年救国会。后被保送到冀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39年1月1日毕业，被留在冀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宣传队（对外称“长城剧团”）。1942年日伪“5·1”大扫荡后，到敌占区开展工作。其间，协助高赞元抗日县政府一区和除奸科工作，担任地下游击小组组长。在除掉本村国民党中统特务、一贯道坛主、日寇密探王某某时，事前未通知村支书郭某。原因是，郭某以打烧饼、炸果子为生，在经济上受惠于王某某，怕郭通风漏气。郭怀恨在心。1943年，父亲因胸部生疮，父母老，弟妹小，經组织批准同意回家养伤。并由单位开具《证明信》（俗称“路条”“通行证”）回的家。组织关系由单位办理。村支书郭某则借机捏造罪名打击陷害，实施报复。一是以没收到转回的党组织关系为由，不允许父亲参加支部活动；二是散布谣言，说我父亲组织的是暗杀团等。
无奈，1944年经元氏县北岩村赵东海同志介绍去敌占区石门市（今石家庄市），以打鼓（收废品）、算卦为掩护，搞敌后禁运物资的工作。1947年，“干部紧急南下”时，与主管接头人张长春失去联系。石家庄解放后，父亲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后，村里竟不给开组织介绍信。1948年在石家庄市第四区税务所工作。1949年任四区六街街长兼摊贩委员会主任、区工商助理员。1950年调石家庄市税务总局。
1952年“镇反”运动中，郭某等人以投敌叛变反革命罪举报陷害，父亲被移送赞皇县扣押审查，年底无罪释放。1954年至1956年，又因同样的原因和罪名移送赞皇县法院扣押审判。1956年经公安部专案组审查，11月6日仍无罪释放。然自此之后，每况愈下，1958年初下调到长安区税务局和商业科，4月份调东方红区商业局。1959年下放到东方红区土产废品经理部，又到土产商店门市部，竟将国家干部转成了职工。
我本人在石家庄一中上学。初中阶段担任少先队小队长、当过几何课代表，历届年校运动会都获短跑前两名、60米得过第一名，获二级劳动卫国制证章，大炼钢铁中荣获“钢铁战士”称号。不料，1959年升高中，本校生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宣布高中入学通知时，我竟名落孙山。1963年，我当教师入团前，学校的外调人员从父亲单位的单位政审回来，悄悄对我说：你父亲有投敌变节等历史问题（详情未说），被判过刑，暂不能入团。这不禁让自以为“根红苗壮”的我，大吃一惊。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又被单位群众贴大字报，实行“群众专政”，在单位隔离审查。至此，促使我下定决心彻底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免得殃及弟弟、妹妹等后人。在我叔叔和父亲昔日同志的协助下，经过历时数年走访有关当事人、办案人员，找父亲单位交涉，上访市、省、公安部等部门，最后获知，原来父亲的档案里有一份赞皇县人民法院未公开、未撤销、以“背叛革命，为敌效劳，与敌特互相勾结进行反革命一案，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的判决书。所谓的“背叛革命，为敌效劳”，一指从129师回家，二指从老家抗日根据地到敌占区石家庄市；“与敌特互相勾结进行反革命”，指父亲和另一位同志与本村两名地富子弟结拜过盟兄弟（这件事原是事前经过请示当时的单位和领导批准的）。
事情的真相是：我父亲从专署回来是经领导批准的。结拜之事，系对方张某等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八路军，想以老乡、小学同学关系靠近我父亲，为日后留出路。我父亲和另一位同志则想借此了解他们和敌方的情况，也是经请示县除奸科领导批准的，结拜后，即将盟帖交给了除奸科长李友峰。此案前后历时将近4年半，经赞皇县公安局、法院，上报石家庄市法院，再由公安部审定批复宣布无罪释放。
此案为什么要报石家庄市和公安部呢？因为我父亲在石家庄市政府工作，应属市法院负责。另一人在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系中央直属单位，故由公安部负责；案发地为赞皇，故转至原地审理，再分别上报石家庄市法院、公安部认定批复执行。
原举报所列罪名似是而非，没有事实印证，其他诬陷、编织、罗列的事亦不存在。被告人均矢口否认，并说明了事实真相。县公安局、法院没有找到证据。故公安部批复父亲和另一位同志“无罪释放”。
按规定，县法院应撤销原判，不知何因竟将判决书依然放在了档案里，竟成了“明处暗悬”的悬案，致使伤害本人、殃及后人，给工作和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不应有的损失和伤害。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后来家乡闹水灾，老家院里靠正房做饭的厦子（敞口的厨房）塌损，使当年我父亲带回的、被我早逝的爷爷放在房檐下用泥抹住藏起的、别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掉了下来。我二叔捡起打开一看，竟是我们苦找了多年，父亲从专署回来时带回的毕业证、臂章和路条等：
1.臂章：
正面横排，蓝地、标志八角红方内反白 “专署”两字。底部横排自右至左：“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月 日佩用”
背面竖排自右至左：右侧姓名 王庭瑞
号码：肆拾柒号 颁发日期：廿九年一月一日。左侧：坚决执行命令 遵守群众纪律 坚持抗战到底
2.毕业证：
自右至左竖排：冀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区军政干部学校 第 陆 号 毕业证书证
学员王庭瑞，年十九岁，系河北省贊皇县人，在本校受训期满，考查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校長 岳一峰 （章）中华民国 二十八年 一 月 一 日 骑缝：冀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区军政干部学校（章）干字第 陆 号
3.证明信（俗称“路条”“通行证”）：
竖排自右至左，“兹有本队王庭瑞同志，因家中父老弟小不能维持生活，要求回家扶助，经本队调查得确是实，准予它在家。请各军政机关无阻它在家为要。 此致 冀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宣传队（印章） 五月七日”
此后，原高赞元抗日县政府除奸科长李友峰，又从高邑县政府将几麻袋旧东西当废纸处理的纸堆里，发现了我父亲当年交给他的盟帖。还得知，父亲与之接头的张长春确实是紧急“南下”了，只是走后至今没音讯、没找见。至此，真相大白。
1980年10月17日，石家莊市接待站、石家庄市供销社、石家庄市土产公司组干科计5位同志与我父亲谈话。主要内容：1.历史问题按公安部结论；2.所谓“判决书”否掉；3.向子女单位去信追回不正确的证明；4.干部问题填表，工作、工资暂不动，只恢复干部职称；5.彻底清理档案，剿走的退回；6.至于“文化大革命”挨打和党籍、工龄问题，另由土产公司解决。
1980年10月20日，石家庄市土产公司武装部芦部长和东方红商店贾书记找我父亲谈话，并当场宣读了石家庄市土产公司给东方红商店的函件：
“东方红商店：你店职工王文新判刑问题，经复查，由公司党委研究，市社党委批准，王文新判刑问题是不存在的。应该撤出关于判刑八年的材料。望向本人宣布。石家庄市土产公司（章）1980年10月20日”。
1982年1月6日，长安商店贾迎华书记通知：上级批准你为国家干部。
2002年2月8日父亲去世。单位悼词中称：“王文新同志……1984年离休。享年82岁。……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上兢兢业业，恪守职守，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又据了解，该案仅公安部就两次派出两批7名人员，深入到当地和所有可提供资料的人中查验。不仅纠正了第一批派出人员的错误认定，还组成5人专案小组，走访分布在各地的数十人，最终才批复无罪释放。
回顾悬案始末，既不堪回首，又感慨万千，归结为一句话：档案关乎命运。正是这起案件致使父亲两次入狱，正是这个“明处暗悬”的疑案，使他苦度余生。我呢，因此未能继续升学深造，无缘受到高等教育，初中毕业16岁去当小学教师。1984年才入党，1988年调到省档案馆。家庭、弟弟妹妹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和损失。令我不能忘怀和感谢的是公安部专案组的公正无私。
同时，也令我感触颇深的是：切不可忽略和轻视那些平时不被人们注意、不受重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纸片、证件、证书之类的所谓家庭个人“档案”。须知，这些在关键时刻和一些特别的事情上，往往能起到其他东西、财物都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用金钱都买不到、不能再生的无价之宝！这些看来不起眼的家庭档案，它甚至可以决定或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乃至一个家庭的盛衰。真可谓家庭档案不可轻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