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合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
张智海
[摘要] 中华文明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整合，是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的——即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中西文化之间的融通，从而由分散走向一统，由中国步入世界。
[关键词]文化；文明；整合
“文化整合”是文化变为整体的或完全的过程，在此一过程中，构成文化的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互相涵化，互相调适，形成“文化模式”。文化整合的特点，是过程性，达成模式只是相对静止，整合不会停止；二是整体，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以华夏文化为基础，融汇、整合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华夏族的活动空间主要在黄河、长江流域，但中华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會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等都对后世影响深巨。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已经寓含着政治一统的走势。
秦汉帝国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不断整合的结果．其“大一统”的文化模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历史，而且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多方面抑制了文化的多元性。寻求一统思想的努力，早在战国中后期便已开始。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等人便是综合百家，铸造一统思想的代表人物。成书于秦即将完成统一大业之际的《吕氏春秋》明确提出：“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此乃中国文化由晚周之“多”转向秦汉之“一”的先声。祈望四海一家、万邦协和，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心理趋势。这种理想与趋势到秦汉方变成制度性现实。秦汉帝国在朝仪、职官、政区、律令、编户、邮驿、监察、国防、地方行政、人才铨选等方面，都建立起系统的制度，这些制度成为后来2000多年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
国家统一，使多元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强；而整合后的一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反过来增进政治一统。秦汉400余年间，这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互补机制。其效应是：统一被认为是合理的、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违理的、非常的，秦汉文化造成的这一定势，惠及此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
秦汉帝国文化的一统整合是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同时进行的。在华夏文化系统内部，统一政治，独尊儒术；在与其他文化系统相涵化时，住来冲会，外拓固守。在农、牧对峙，文明分散的古代世界格局下，秦汉帝国通过战争、外交、商贸等多种途径，打通障碍，勾通亚欧，开辟了“丝绸之路” 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中华文明在秦汉帝国时期的原创活力。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萝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汉武帝时，西域南海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后汉书·五行志》)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转化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上，文化进程也大体遵循此例。魏晋南北朝近400年间(220-581)，社会破碎，大一统帝国文化随之崩解，“分而合，合而分”的周期性转换，并非平面式的循环住复，乃是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分”，意味着文化向丰富多元发展；每一次“合”，意味着文化向深刻综汇迈进。而魏晋南北朝再次出现的文化多元走向，则是对经学弥漫的秦汉大一统帝国文化的反拨，是人文自觉的一次生动耀现。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人的“汉”文化长时间交会，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帝国重建，中国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它广汲博纳，气势磅礴，是魏晋以来胡汉、中印文化融合的历史结晶。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隋唐文化极一时之盛，还表现在以博大的胸怀，如“长鲸汲百川”似地汲收异域外来文化。据研究统计，唐朝的外来物品分为18类，共170余种，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都对唐朝中国人发生过影响，并融入中国本土文体中，最终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美]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唐人不仅在物质文明上广为接受胡装、胡食，而且以空前规模采撷外域精神文明的英华，这包括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韵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术乃至马球。外域文化如“八面来风”涌入唐代中国，使唐文化成为一种“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日]井上清《日本历史》）。
中国文化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整合，每一次整合都赋予自身以强大的生命力。这包括中西文化之间的融通，也包括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辽夏金元时期的中国文化，奏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交响曲。辽夏金元不同程度地采用中原王朝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接受汉族的文化习俗。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此过程中，汉民族也经历了一次新能量的扩充，汉文化的生命力得以提升和完善，被征服者征服了征服者。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朝廷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篡《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类书、丛书，实现了中国古代典籍的一次大整理。也必须注意到，明嘉靖到万历以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期启蒙文化的勃兴、市民阶层的成长，实学思潮的澎湃，为传统中国迈入近代社会培植了活性因子，准备了运行机制。
晚清以降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固有因素如忧患意识、变易观念、民本思想等彼此激荡、相互作用的产物，呈现出古今更革，中西融会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