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图尔特·霍尔对文化研究范式的批判与考察
王晓蓓
摘要：西方的文化研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形成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主要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激烈竞争、互相批判，使文化研究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和危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斯图尔特·霍尔引入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阿尔都塞的理论相结合，并吸收和借，鉴拉克劳的接合理论，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接合理论。
关键词：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范式;接合理论
一、西方文化研究范式的困境
斯图尔特·霍尔作为英国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将文化研究范式分为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并对文化研究范式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一）什么是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
“文化主义”一词是霍尔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中所提出的概念。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用其来指称与结构主义相对的一种研究范式。
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指的是以社会学、人类学为基础，用民族志方法论来研究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方法或理论。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在文化研究的初期阶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至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结构主义范式开始与其形成竞争，最终导致文化研究走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结构主义范式在理论和方法上受到语言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理论的影响，其中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尔、拉康和福柯的影响较大。在文化观方面，结构主义范式认为人的实践的最终条件或决定因素取决于其所在的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所决定。因此，结构主义范式认为人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其意识形态产品。
对此情况，霍尔认为，结构主义范式在理论和方法上受到了语言学、符号学理论的影响，它认为人的实践最终条件或决定因为其所在的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所决定，可以说，结构主义然是认为人不是文化的创造者，相反，人是意识形态的产品而已。结构主义范式的这种研究方式，对人的理解只能局限于在文化范畴、分类和构架中完成。
（二）两种范式的理论困境
结构主义被引入到文化研究之中，形成了结构主义范式。在霍尔看来，结构主义范式对文化主义范式构成了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结构主义范式在强调产生文化的限定条件中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活动，尤其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活动，只能在种种限定性关系中发生，这些限定关系制约着我们能思考或想象的东西以及能完成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弥补了文化主义的不足，因为后者是以一种理想化的观念，即对英雄主义的简单肯定来看待人的能动性”。[1]（P.227）
其次，结构主义范式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旨在揭示文化问题的关系与结构矛盾。这种观点为文化主义范式理论提供了有益补充，因为文化主义正是由于太过关注具体的文化现象而忽视了理论的重要意义性。
最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总体性观念。文化主义确实强调文化的总体或整体性质，但是这种总体性最终是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虽然结构主义也认为文化必须被看作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不同于文化主义的整体，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统一体，是由各种相对自主的冲突和对立构成的，这种冲突和对立被文化主义所模糊，它过于强调文化的有机性和易变性，把文化视为人的经验的表达式。引入总体性观念可以把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理解为总体性的效应。这就是说，经验自身不包含它得以理解的条件，经验本身需要解释和说明。”[1]（P.228）
霍尔认为，结构主义范式虽然具有自身的理论优势，但这并不是说结构主义范式可以代替文化主义范式。其实，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二者都有自身理论上的局限性，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不论选择哪种理论范式都会造成理论上的困境。二者之间既不能简单地用一方来取代另一方，也不能将二者直接综合在一起。任何试图对这两种范式进行综合的方法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折中主义。为了解决文化研究范式的困境，霍尔表达了要创造新范式的理论取向。从根本上说，结构主义范式的缺陷就在于它把原因最终都归结于决定论，它把具体、复杂的文化差异性，甚至是人的主观能动性都看作是一种结构的个别化，它用结构性代替了主体性。基于结构主义这种决定论的文化研究局限，霍尔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二、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
（一）“葛兰西转向”
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其实是指通过借鉴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而使文化研究走出其理论困境，摆脱文化研究范式的危机。文化研究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在文化研究无法解决“限定”问题。为了解决文化主义范式问题把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引入到文化研究当中，但是这种范式只能将文化结构化，最终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
而霍尔就是要使文化研究走出这个两难的困境并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对文化研究危机问题进行了论述并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对文化研究危机的解决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葛兰西将‘遇合理解为各种不同限定因素的特殊合成;其次，葛兰西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将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同互相竞争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斗争联系起来的同时，将这些现象看做阶级地位的直接表现。这样，霸权概念便可以使我们既把政治统治看做要争夺的和不确定的，又看做包容了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2]（P.235）
霍尔虽然把霸权概念引入文化研究之中，但是却并没有解决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的两难问题。他认为，意识形态的斗争意义和内容一直存在于决定它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而不是存在斗争本身当中，所以意识形态斗争最终不一定要归结到经济还原论，但是霸权概念最终也没有脱离以经济作为决定因素的讨论框架。
（二）霍尔的“折中主义”
霍尔最终只能采取一种调和的办法，即“折中主义”，来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统治，它不产生任何必然的结果，同时，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自身的结构。
霍尔的新范式超越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它是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创造性应用。在《艰难的复兴之路》中霍尔指出：“葛兰西始终强调，霸权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没有经济的决定性的核心作用便不可能有霸权。不要落入陈旧的机械经济论的陷阱，不要以为只要抓住经济便可以推动生活中的其余领域。现代世界中的权力性质，在于权力的构成与政治、道德、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性别问题相关。霸权问题始终是一个新文化秩序的问题。葛兰西在意大利面临的问题，现在英国也面临了，这种新文明的性质是什么？霸权不是一种天赐，一旦授予永无改变。它不是一种将每一个人都吸纳的形态。‘历史集团的概念与一个稳定的、同质的和统治的阶级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它导出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即对多种多样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如何联结成战略同盟的认识。建构一种新的文化秩序，不必反思一种已经形成的集体意志，而是形成一种新的集体意志，开启一个新的历史工程。”[3]（P.170）
（三） “谈判”即“霸权”
霍尔在对待大众文化问题上，显示出了与其他文化批判理论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反对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种政治操纵的工具，也反对把它看作是一种衰败的标志，反对把它看作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发的文化，反对把它解释成一种强加给主体的结构效应。他对“限定”问题进行了悬置，从而借助“谈判”概念对大众文化引出的种种问题进行了阐述。“谈判”概念，即“霸权”概念，或者说是霸权的表现形式。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并不是通过简单地使用武力或暴力来完成的，而代表统治阶级的种种观念，也不可能直接强加给从属阶级。所以霸权的获得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妥协和调停，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退让，一方面是从属阶级主动承认和接受。统治阶级的观念经过与从属阶级之间的斗争后进行谈判和修改，这样它的观念才能适合从属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由此对统治阶级的霸权产生一种“自由的赞同”，即一种普遍的赞同或共识。在双方的斗争中，我们要清楚的意识到，从属阶级对政治和经济矛盾采取的是主动回应和抵抗，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因此，霍尔理解，大众文化应该是一种经由双方“谈判”而产生出来的、经过双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混合体，它是在抵抗和融合过程中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以往的理论相比，对于文化研究范式问题提出了更加灵活的解释，并且对变化的过程进行了阐释，它认为统治其实是一种通过“谈判”而得到的东西，对“统治是以阶级结构的方式自动产生的东西”这一观点进行了抛弃，因此，霍尔认为，葛兰西把霸权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概念，这种概念把资产阶级霸权与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看作是一种历史的调和。它既是一种“谈判”，也是一种阶级之间的调和;它在对方“赞同”的前提下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同时，也需要遏制对立方的一面。霸权概念的意义是十分丰富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不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上的或经济意义上的领导权。它不是简单直接的对一种具体意识形态的赞同，它仍然是一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它允许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存在。所以争夺霸权的斗争绝不可以理解为简单或单一，而应该理解为是多种力量都在场参与的，涉及多方面、多种问题，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中出现的“葛兰西转向”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向，虽然它没有给文化研究出现的两难问题留下一个明确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但是它使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并且预示了一条解决之路，开始倾向建立一种摆脱还原论和本质论的研究方法，这也就是斯图尔特·霍尔的研究方法——接合理论。
参考文献：
[1]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史密斯.文化研究精粹读本[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M].London：Verso，1988.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