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的时代缩影
摘 要 202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份历史学刊物《历史教学》将迎来创刊70周年的纪念日。从回顾《历史教学》的创始历程、办刊宗旨、归属转移、停刊与复刊、大胆改版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学刊物在70年中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守正创新、培育新人、紧跟热点、回答时代命题的共同特征。《历史教学》既注重史学教学、又关注学术研究的办刊取向及其企业化后的艰难曲折和所取得的无限荣光，正可看作是新中国史学发展、历史学刊物持续演进的时代缩影。
关键词 《历史教学》，史学，学术争鸣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2-0068-04
202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办的第一份史学刊物《历史教学》，将迎来其创刊70周年纪念，在中国史学界乃至中国出版界，这都是一件极具代表性、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衷心祝贺。
由于近年来与《历史教学》社合作较多，受编辑部邀请写贺寿之文，深为荣幸。为撰此文，专门阅读了多篇前辈忆旧的文章，①不仅详细了解到杨生茂、傅尚文、李光璧、张政烺、丁则良、孙作云、关德栋等7位先生当年创办《历史教学》的艰苦经历，为他们自费甚至变卖珍藏图书以创办刊物的无私而感慨，为他们执着于学术发展、强调历史服务现实的预见而动容，也为当时天津文教部领导允许贷款予以支持的胸襟而肃然起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历史尤其是学习新历史学（即革命史、中共党史、反帝斗争史和苏联史）的热潮，②极其敏感的南开大学讲师杨生茂先生，与傅尚文、李光璧、张政烺等7人商议，怀着为社会服务的愿望，于1951年1月创办了《历史教学》月刊，当年每期发行量即达2000份，1952年升至1万份。在公私合营的热潮中，时任主编的吴廷璆先生与天津文教部商定杂志转属公办，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成立编委会，吴仍任主编。市财政部每月下拨15万元（旧人民币）经费支持出版。当时，《历史教学》每月召开一次编委会，共同审阅稿件。不同领域的稿件分頭负责，每篇稿件都是由两位编委审定。③吴廷璆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后与天津市委文教部书记梁寒冰、王金鼎商议确定刊物的定位，写信向国内史学名家约稿，聘请编委，确定集体审稿制度，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编辑方针和流程。最初，编辑部确定以服务中学教学为主的编辑方针，其后编辑部有不同意见，强调普及与提高的结合。⑤经过多年探索，《历史教学》形成了服务教学、注重学术的两条腿走路的编辑方针，一直延续至今。
1954年，该刊并入天津通俗社（后改称天津人民出版社），确定办刊方针是“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以提高中学历史教学质量为宗旨，发行量达到4万份，影响较大。1956年，该刊由天津市委领导、教育部进行业务指导，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派出邱汉生、巩绍英担任编委。由于有了双层领导，编委增加了，编辑力量也加强了，不少史学名家受邀在此刊发表研究论文，影响较大，《历史教学》的学术地位也逐渐上升，颇具权威性。①1959年，《历史教学》社从天津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建立历史教学社。1966年7月，受“文革”影响，《历史教学》停刊达12年之久。
1979年1月，《历史教学》获批正式复刊，在艰苦条件下，继续为改革开放后历史学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提供发表平台，培养了几代青年学人，持续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声誉及影响力。2007年，为提升《历史教学》的学术品质，在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刘文君任内，《历史教学》杂志分成了中学版和高校版（后改为上、下半月刊），上半月刊“注重教学研究”，下半月刊“注重史学研究”，强调守正创新，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既继续关注中学教学，又反映史学前沿动态，适应史学教学与研究的新趋势，到2020年12月中旬，已出版到第853期，据中国知网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12月中旬），发表各类史学文章12303篇。
70年来，《历史教学》在中国历史学教育和研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做出了多大贡献呢？从形式上看，它位列中国期刊三大索引之列，是历史学界公认的名刊。诸多名家如郑天挺、雷海宗、丁则良、张政烺、嵇文甫、尚钺、荣孟源、翁独健、杨生茂、吴廷璆、杨志玖、王玉哲、魏宏运、来新夏等曾出任其编委，也时有论文发表。从作者群体看，范文澜、季羡林、贾兰坡、吴晗、夏鼐、周一良、谢国桢、金毓黻、翦伯赞、罗尔纲、蔡美彪、杨宽、孙毓棠、岑仲勉、荣孟源、陈垣、吕振羽、唐长孺、白寿彝、严中平、赵俪生、漆侠、傅振伦、黎澍、缪钺、韩国磐、余绳武、刘宗绪、葛懋春、杨翼骧、彭明、胡华、李时岳、丁名楠、陈旭麓、王仲犖、苑书义、吴于廑、江地、刘泽华、冯尔康、刘家和、齐思和、王庆成、隗瀛涛、李文海、仓修良、徐中舒、蒋孟引、孙思白、彭树智、李世瑜、丁守和、俞辛焞、田居俭、李侃、戚其章、陈振江等老一代史学名家都曾在此发文，阐述史学研究的独到见解及其史学思想，发表过诸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文章，在新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史学思潮演进中占有重要地位。哲学家及思想史名家如艾思奇、冯友兰、汤志钧、杨荣国、周辅成、蔡尚思等，也曾发文研讨儒家思想、魏晋时期唯物论思想、近代思想家、思想史有关内容，甚至著名的国际经济专家滕维藻、季陶达等也曾撰文研究新中国的过渡时期经济特点、工业化的意义等时代课题，熊性美、谷书堂则论述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特征。文史名家沈从文专门对相关各刊的封面图案进行了说明。在育人方面，难以计数的多代学人，都因在《历史教学》刊发论文而大受鼓励并由此迈入学术殿堂;数量更多的大中学校历史教师，从《历史教学》获得了教学灵感，吸引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为史学界培育新人，更为民众史学素质的提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无论是研讨学术问题还是注重教学水准的提升，《历史教学》在70年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通过唯物史观相关理论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史、欧洲近代史的相关论述（如H·海兹、韩相明：《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1955年第5期;鲁森：《彻底清除历史教学中的唯心主义影响》，1955年第8期;梁寒冰：《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1956年第1期、第3期、第5期、第6期连载），大大提高了历史教师的理论素养。《历史教学》一直强调历史教学要联系现实，倡导历史教学要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司绶延：《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贯彻爱国主义教育》，1951年第4期;周一良：《推进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1951年第5期），这些思考和做法，尽管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但对于今天如何通过历史教育强化国家认同感，如何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的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出于办刊宗旨的要求，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中学校历史教学的水平及层次需要，《历史教学》特别注重对历史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难点与热点进行指导（如鞠秀熙：《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特点、教学任务与学习方法》，白进文、卫真、余和骥：《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均刊于1955年第1期;戴鹿鸣：《如何讲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1956年第3期），1957年多期展开了有关“历史课联系现实”的讨论。如各期固定了“问题解答”专栏，时常就读者来信中有共性的问题，请专家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进行讲解，如张守常曾撰写《如何指导学生看电影》，依次公布《中国历史参考地图》和《世界历史参考地图》，在20世纪50年代刊布的苏联历史教学的相关经验、一些大中学校历史教师的教学心得，广受欢迎。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史学名家极其关心大学、中学历史教学及课本使用，纷纷撰文研讨教学方法、课本表述及使用上的问题，根本所在是强调中学与大学在教学上的衔接，以及学术如何转化为教学内容的重大问题，这是那个时代把教学育人视为大学首要任务的显著表征，与今天在科研重于教学的指挥棒下，大学偏重研究、忽视教学甚至与中学教学截然分途的困境极为不同。
1979年《历史教学》复刊后，在经历了一段从“文革”思维中走出来的适应过程，即沿着配合、引导历史教学的传统，致力于服务新中考、高考的需求，侯外庐、黎澍、尚钺等名家在1979年复刊第1期中专题研讨如何做好历史教学、学术服务教学等问题。此后，该刊有关中学历史教学方法论、教学经验的探讨，成为各校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学习园地，大受欢迎。不少中学都把历史教师能将教学经验介绍到《历史教学》上发表，视为极高荣誉。2007年《历史教学》分成中学版与高校版分别出版后，中学版在全国各地中学的订阅数量一直维持在万份以上，直到21世纪互联网兴起后，纸质订阅数量才有所降低。
时常展开学术争鸣，回应时代之问，是《历史教学》办刊的特点之一。如1951年第5、6、7、9期连续刊发秦文兮、艾思奇、元真、邢漢三和陈天啓的文章，持续研讨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形成了史学界有关如何认识历史上民族战争与融合问题的一个热点。1952年连续几期刊载了丁正华、魏宏运、朱活、章冠英、罗元贞的文章，对于史可法是否算民族英雄的问题及其教学进行了研讨。1952年11月刊文探讨了“中华民族萌芽于何时”的问题。1954年第5期，杨翼骧发文分析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文章，同时刊登了雷海宗先生对于世界史一些论断和概念进行商榷的文章;1954年第7期同时发表了张了的《评贾氏三书》和贾兰坡的《答张了先生》;1963年第4期发表夏鼐的《解放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一文;1979年复刊后积极参与了对李秀成问题的研讨;既回答了研究、教学中的一些难点、热点，又引导人们进行正确思考，得出符合中国历史特征的结论。如2009年第5期刊登对于倡导国学不良倾向的质疑以及反对设置国学一级学科的文章，反映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如何更加开放、宽容地迎接全球文化的问题，①同样是回答时代之问。
20世纪50—80年代前期《历史教学》所刊论文，中国史呈现出以考察历代农民起义、政治制度和考据，近代以反对外来侵略为重点的特征;世界古代史以论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普遍存在性，近代以各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特色。《历史教学》所刊论文表现出了不拘一格、多学科思考的特点，也留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其质量代表着那一时代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水平。
20世纪最后10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在国际交流广泛、史料刊布密集、学术思潮纷涌、理论方法日新的背景下快速演变。1979年复刊的《历史教学》始终紧跟潮流，充分反映学术新潮、体现教学方法的多樣性，表现极佳。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性的思想解放、学术回归及提升历史研究学术性的呼声十分强烈，在当时报刊较少，其他信息传播手段不发达的情况下，专业刊物对于相关学术信息的报道，是此时史学界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从此时《历史教学》刊文可知，其十分重视信息刊载。如1979年第2期发表了李新先生对民国史研究工作的简介，这是在中央指示下展开民国史研究的最新信息;第4期介绍了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召开的信息;第6期介绍了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连续刊载了学界筹备英国史、美国史研究会的动态，报道了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召开的信息;第7期报道了非洲史研究会即将召开的消息;第11期发布了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成立的消息;1980年第3期报道了中共党史学会筹备会召开的消息，第11期报道了首届明清史国际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的消息，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极具象征意义。从这些信息中可以感知中国史学界走出“极左”思潮影响、迅速复苏的生机勃勃。会议动态在此后十几年中时常刊载，直至近十年因互联网走入千家万户，信息传播的手段发生重大变化，这种传统的信息发布方式才逐步减少。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史学界发生的巨变，各学科的发展难以一篇文章加以涵盖，但从《历史教学》的刊文中却可以找到历史学回归学术、持续深化的清晰脉络。
从学术探讨的主题看，《历史教学》刊文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已由过去注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战争影响、农民起义、思潮演变、近代史上“七大高潮”、人物研究等重要问题，向着社会史、军事史、文化史、新文化史、美国史、拉美史、欧洲史、日本史以及全球史迅速延展，中国史、世界史与基础学科交汇也在渐次展开。《历史教学》还开辟过“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生态文明史”“医疗社会史”“交通社会史”“外交史”等多个专栏，推陈出新。
在研究视野上大大拓宽，《历史教学》从以往关注近邻日韩、大国如美英苏等（在传统视域中也更多关注政治上层统治、下层工农运动的展开、殖民运动史、黑人运动史等），向着保持已有优势同时关注中小国家如希腊、东南亚各国乃至非洲国家的拓展，在多学科理论借鉴下推动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深化，并在社会史、民俗史、民族史、生态史、医疗史、交通史、科技史等新的增长点上持续用力。
在史料利用上，《历史教学》近些年刊文所依史料，呈现出语种及样态的多样化，不少青年学者或外语功底好、或在海外各校受到正规训练，在国际化交流日益深入、大型文献丛刊发行、专业数据库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相关资料;对于口述史、日记、书信、碑刻、民间文书等资料的综合利用也极其常见，从而形成了多角度、多样态的表述，大大丰富了相关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历史教学》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所刊论文时有利用诸如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全球史、人类学、社会史、心理学的方法，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深度合作中，社会史研究成为特色，一些论文呈现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特点，受现实形势、思潮影响的色彩渐渐淡化，研究深度大大提升。
在农业社会，人的寿命有限，常以“人生七十古来稀”形容长寿。《历史教学》也恰迎七秩之喜，可喜可贺。70年来，它跟随时代前行，荜路蓝缕、风雨兼程，以刊发1.2万余篇文章、连续出版853期、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成长、培育无数学人的傲人成就，可以毫无愧色地接受众多史学人的祝福。它走过了纸质时代，迎来电子时代，面临历史学国际化、跨学科的新要求，更躬逢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茂的成长和发展期。在向杖朝、鲐背甚至期颐之寿迈进时，《历史教学》如何守正创新，关注时代与民生，引导学术“通古今之变”，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世界文化的有机性吸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是它未来的命数所在，史学界正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交通史。
【责任编辑：豆艳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