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声为媒：广播30年媒介形态衍变
章云
【摘要】媒介環境学认为，技术改变媒介形态，进而影响社会关系、组织和文化。传播技术带来广播多元形态，推动传播观念、社会文化发展。本文循着传播技术一媒介形态一社会影响的路径，探讨广播形态演变规律，揭示媒体融合时代广播发展趋势。
【关键词】广播传播技术媒介形态传播文化
从宏观视角考察媒介变革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影响，是媒介环境学派关注的课题。媒介环境学派被认为是除美国经验学派和欧洲文化批判学派之外的第三大主流学派。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认为媒介与社会具有对应关系，传播技术形态决定社会的组织形式，技术及其产生的媒介形态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不同的媒介各有偏向，媒介环境变革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媒介即讯息”，虽然被后人诟病为忽略了社会关系和经济政治因素，但他早已洞见技术超越传播内容而成为改变社会的因素，认为：“媒介形式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信息，并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对于麦克卢汉理论的理解，后人用技术决定论加之概括有失偏颇。经历第二代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第三代学者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约书亚·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等人的研究，媒介环境学基本形成一个清晰的研究方向，沿着传播技术一媒介形态一社会影响的路径，考察技术对于社会的深层次作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此学派的著述进行阐释，何道宽、陈卫星、孙振斌、李彬、张咏华、邵培仁、戴元光、尹鸿、崔保国、单波、胡翼青等对西方理论进行推介和解读，对传播学理论建设贡献颇丰，给当下传播学研究带来启示。虽然技术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但不可否认，由技术变革而产生的社会主导媒介形态变迁，必然导致人际关系、组织结构、社会文明等相应变化。
广播媒介形态是指以声音为主要传播符号，兼容图文、影像等其他符号，具有一定传播载体、内容、模式、对象以及特征、功能的系统样态。1986年12月15日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座经济广播电台——珠江经济台开播，开辟大板块、主持人直播和热线电话的“珠江模式”，至今30周年。“珠江模式”是广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自此广播开始“走自己的路”，并积极寻找与其他媒体合作的方式，突破以声音为单一传播渠道的局限。每一次科学技术革新都给媒体带来危机，也带来机遇。广播是转型最陕、跨界合作最灵活的媒体。广播与热线电话、车载终端、互联网、手机的结合，衍生出新的传播形态，从而产生不同以往的传播功能、特征和传播思想，是技术变革影响媒介和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笔者并非推崇所谓技术决定论，然而传播技术对媒介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历史上的每一次媒介变化几乎都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媒介即技术”。正视广播媒介形态衍变史，我们必须从宏观视角看到技术对媒介变革和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媒介环境学派的系统研究正基于此。本文将在媒介环境学框架下，梳理30年来广播形态衍变历程，分析典型声音媒介给人类传播带来的意义和价值。
一、热线电话与互动传播观念的形成
上世纪80年代“珠江模式”普及全国，亮点是互动传播。在直播中，听众通过热线电话参与节目，与主持人、嘉宾交流情感和思想，热线电话成为连接传受关系的桥梁。互动使节目内容更具有贴近性、实用性和现实性，如消费者维权、法律咨询、用水用电问题、行风问政、婚恋问题，为听众排忧解难。广播借助口语极强的交流性，倡导积极、乐观、健康的生活态度，引导社会文明。
互动，改变了大众媒介单一的一对众、自上而下的传受关系，媒介的互动功能是广播最先带来的，继而影响其他媒介。报社开通记者热线，读者24小时提供采访线索，但报纸经过编写、排版、印刷环节，消息刊发相对滞后，不如电子媒介速度快；电视台热线节目数量不多。广播口语传播速度快，效果好，上世纪90年代在一些地方电台全天节目中约80%以上开通热线，热线一度“热”到放不下电话的程度。业界认为，广播的生命力来自于互动，没有互动不成广播。广播只听其声，未见其人，尊重听众隐私，有利于表达真情实感，形成倾听文化，调动听众主动参与传播的愿望。热线电话将人际传播置于大众传播范畴，广播成为社会互动的平台，互动成为一种传播理念普及开来。
广播的口语交流性和互动性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对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拉近政府与民众心理距离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提高了政治参与度。互动传播改变社会信息流动方向，实现了媒体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推动了对舆论环境的监视瞭望，推动社会法治文明。
网络时代，广播互动拓展到更大平台，如2016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奥运会直播互动产品《里约约不约》，用户通过Hit FM频率、CIBN（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互联网电视、CIBN手机电视收听收看，也可下载客户端参与互动，通过优酷、乐视、PPTV聚力、优朋普乐、今日头条、咪咕视频、天翼视讯、央广视讯及龙珠直播平台等9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二、交通广播与移动传播兴起
城市交通发展，私家车增多，车载广播普及，移动收听成为广播的独特功能。1991年9月30日中国内地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信息台”诞生。车载广播、调频技术、卫星传播系统成熟，给交通广播繁荣提供技术保障，交通广播在类型台中脱颖而出，成为广告营收最多的频率。移动收听的节目被开发出来，如路况信息、出行参考、地理定位和定制服务等，实现新闻业务移动采集、移动播报。移动传播最早由广播实现，延伸人的听觉，让新闻走在路上。
视频和阅读会干扰司机的视线，如出租车顶灯曾被当作广告灯箱，车辆行驶途中滚屏闪烁，干扰司机视线，易引发交通事故，使用不久便消失。车内相对封闭的收听环境，使收听行为倾向于私人化、私密性。主持人语言的亲和力，是联系传受双方情感的纽带，听众与直播室即时语音互动，在狭小的车厢里，新闻类、情感类、音乐类节目受到听众喜爱。移动广播维护交通安全，践行交通法规和倡导文明出行，将现代都市交通理念深植人心。广播成为伴随性、个性化媒介。车载广播添加蓝牙、电子导航、卫星定位技术后，实现了“车联网”。移动互联技术使手机成为人们随身携带的媒介。新技术赋予移动传播更便捷的条件，广播具有更强的交互性和即时性。
三、应急广播与公共管理交织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威胁人类安全。西方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理论被引入到国内，人们意识到天灾人祸不仅威胁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对政府的应对能力、管理能力和管理体制提出挑战，建立国家应急管理体系迫在眉睫。美国1997年建立一套覆盖全美的紧急报警系统（EAS），所有的调频调幅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有线电视系统都被纳入EAS系统，EAS允许广播电视台、有线电视、卫星公司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迅速、自动地按事件级别发送、接收紧急信息，实现自动唤醒与应急预警。日本的紧急警告系统（EWS）依托日本放送协会（NHK）建立从国家到各区域的应急广播体系，连接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地面数字广播、数字卫星广播、移动广播，按照紧急事件的级别和发生区域，向特定地区公众迅速发布紧急报警信息。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前，日本应急广播系统自动开启居民家中关闭的广播电视，提前65秒播报地震预警，提前25分钟播报海啸预警，为民众逃生争取了宝贵时间。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应急广播机制较为完善，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我国应急广播概念源于2008年南方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在大灾面前，由于缺乏应对和处置经验，媒体在快速反应、资源调配、灾情救助方面不足，留下深刻教训。2013年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正式挂牌。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联合四川电台、雅安电台、芦山广播电视台开办“国家应急广播·芦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历时32天，在芦山、宝兴两地通过灾民安置点喇叭、调频、中波、短波等广播频率、卫星和网络等渠道第一时间发布信息。2014年10月7日，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境内发生6.6级地震，震后18小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地方台第三次联合，开办“国家应急广播·景谷抗震救灾应急电台”，通过调频100.5兆赫覆盖震中永平镇，区域性应急电台日渐成熟。在应对战争、自然灾害等公共危机事件中，广播发挥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地震、海啸、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中，停水、停电、电缆中断、通信失联、道路受阻、交通瘫痪，空中电波突破地形地貌障碍最先到达灾区，打破“信息孤岛”局面，首先开始抢险救援。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曹璐认为，广播主动参与危机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秉承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者职责宗旨，对危机管理流程中暴露的问题进行监督、批评；二是参与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直接介入危机救援工作。”危机传播分为灾前预警、灾中救援和灾后安抚三个阶段，广播分别承担的功能是，灾前预警，发布信息；灾中协调社会资源，及时救援，沟通政府和民众，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灾后安抚民众情绪，进行社会心理调适。应急广播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子系统，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部分，在应急信息发布、资源分配调度、灾情通联救援、社会心理干预等方面优势突出。
四、网络广播与协同创新
信息时代，新兴技术在广播领域应用，衍生数字广播、可视广播、网络广播、手机广播等更多新形态。
广播可视化探索始于数字广播，将数字音频、视频信号进行编码和传输，利用数字广播（DAB）终端传播，避免声音符号的劣势，同时传递文字、图片、视频等符号。与模拟广播相比，数字广播声音保真度高，不受外界干扰，听众根据喜好定制个性化内容，弥补可听不可看的缺陷，听众可看到演播室的直播情况，主持人不再神秘。
网络视频直播技术进一步创新可视广播的业态。韩国明星走进可视广播直播室；国内电台也纷纷入驻360水滴直播、花椒直播，内容生产与实时交流同步。可视广播利用全媒体符号，图文兼顾，即时交互，增强粉丝的黏性。
1996年，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办第一个网上电台。2005年，国际在线网络电台上线。全国各地电台陆续建立网站，实现网络查阅、直播和点播，提供上传和内容定制服务，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银河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菠萝台。2011年新浪微博微电台上线，吸引全世界频率人驻。播客（Podeasting）技术普及，播客们上传自己制作的音频节目。2004年我国第一个播客网站——“土豆网”上线。民营网络电台进入快车道，喜马拉雅FM、荔枝FM、猫扑电台、蜻蜓.fm，豆瓣等如雨后春笋兴办起来。
传统广播理论认为，声音线性传播、稍纵即逝，不可留存、不可选择，这是广播的劣势。网络广播有两个最显著的優势，一是打破时间界限，声音变得可储存、可搜索、可选择，时时收听，错过可回放，自主定制专属电台；二是打破空间界限，广播不再受发射范围局限，不再限于地域，处处可以收听。
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广播开放上传通道，鼓励网友制作大量用户创造的（UGC）音频节目，引进专业产生内容（PGC），即专业制作人创作的音频节目，此外，网络电台培养自己的“专业用户生产内容”或“专家生产内容”（PUGC），鼓励一部分准专业水平的草根制作人，创作精品节目，形成网络品牌。社交广播伴随参与式文化蓬勃兴起，草根撰写文学作品，播音爱好者将其制作成“听书”音频，用“耳朵”阅读经典，解放眼睛。如天翼“氧气听书”职员集体制播《花千骨》，借助粉丝经济盈利。自媒体激发草根的创作欲望，民间配音社群活跃，涌现大量非专业声音演艺者。声音创作不再由专业的播音员、主持人垄断，改变过去精英化制作模式，人人都有麦克风，记录鲜活的生活状态，历史留下普通人的声音。一对众传播模式变为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一对一互动形式。
在媒体融合环境中，声音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逐渐显现出知识沉淀和生产的功能。口述历史研究中的声音是珍贵史料。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商标法》修正案规定声音可以作为商标注册，保护声音的知识产权。2016年5月14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节目开始曲成功注册首例声音商标。在互联网海量的数据库中，火山喷发的声音、龙卷风呼啸声、鲸鱼的叫声、世间万物的声音，以及采访、配音、演说等人类创造的声音文明，构成一个巨大音库。201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建设广播云平台，整合电台内容和资源，采用云计算、大数据处理、智能检索、智能语音等先进技术，实现电台之间互联互通，提升广播作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搭建国家级音频素材库——中华音库。在缺乏录音技术的年代，世界的声音与人类失之交臂，今天声音得以保存和共享。知识生产不再只留下文字和图片，声音成为知识的载体。
网络广播成为声音的数据库、声音的社交网络和交易平台。传统人际关系被打破，联结纽带变成兴趣爱好、衣食住行、时尚品牌、教育健身需求等，通过自愿、临时和策略性的联盟，形成新的虚拟社区。在这些虚拟社区里，聲音与其他符号融合为一体，创造超越时空的有声世界。
五、智能语音渗透虚拟与现实
智能语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翻开人类传播新的一页，智能广播、体验式广播将成为新的声音形态。
如打开手机助手发出语音指令能拨打电话；智能语音软件为盲人、老人和小孩读报；用语音控制家中的空调、冰箱、电饭煲、汽车；游客游览景区时根据地理位置播放景点介绍和互动服务。智能语音的人机交互创造了声音媒介新形态。虚拟现实技术为用户创造娱乐或学习场景，让人们身临其境，去沉浸体验……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交通等智慧城市布局，为用户提供线上和线下服务，声音与文本无缝转接，增强体验的快感，驱动体验经济发展。智能云广播通过互联网提供动态化、虚拟化的海量资源数据库，真正实现声音超时空、无边界、无形态的传播格局。
六、广播形态衍变规律与趋势
自“珠江模式”至今，在融合中渐变进化，形成当今多元化、复杂型媒介形态。与其他传统媒体相比，广播并非弱势，她具有电子媒介先天的优势，媒体融合起步早，转型快。广播媒体融合在传播内容、采编流程、组织架构、运营模式、运营规制等微观、中观层面已悄然发生变化，如中央电台中国之声“轮盘式”和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式采编流程、电台招聘岗位需求变化等。过去30年是传播技术进展飞快的时期，梳理广播媒介形态衍变历程，发现今天的广播已不再是传统概念，广播形态衍变具有如下规律：
1.声音的植入性强
广播的核心要素是声音，世界少不了声音，以声为媒，一直都是广播不可比拟的优势。作为一种电子媒介，广播的声音具有极强的可植入性，嵌入其他媒体，如车载广播、可视广播、网络广播、手机广播。人机交互技术应用于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声音的可植入性是广播形态衍变与媒体融合的前提条件。
2.技术催生新功能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沿着人文一技术的研究视角，提出以人性化趋势为核心的媒介进化理论，强调人对媒介的理性选择和控制，媒介进化规律是基于对人类需求的补偿。在补偿机制下，人类不满足于听觉感知，广播不断地试图突破声音，与文字、图像融合，不仅可听，还可看、可触摸、可体验，以补偿人们的感官需求。在与其他媒体优势互补中，广播+技术，形成新的传播特性和功能。（如表1）
3.广播形态从有形到无形
大众传播时代，媒介依据符号划分为文字媒体、图像媒体和声音媒体，技术壁垒强，组织界限泾渭分明，媒介形态清晰。如今媒体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如应急广播不是有形的广播，而是一个概念性广播；旅游行业的体验式广播是一种经营业态。在沉浸传播中，广播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融合，以看不见的方式嵌入虚拟场景。广播媒介形态从有形到无形，应用领域从有边界到无边界。与传统形态相比，媒体融合广播形态是颠覆式的革新。（如表2）
4.内容从音频到融媒体产品设计
传统频率以节目为内容，电台制播各种栏目，类型化广播的生存战略是类型化节目，即内容为王。媒体融合时代，内容与渠道同时为王，设计全媒体产品，打造新产业链成为内容运营重点。广播机构更适合平台战略，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打造四大媒体平台：多语种综合信息平台、全产业链文化平台、专业类垂直信息平台和走向融合的全媒体集群。
5.载体从频率到协同创新平台
大众传播时代听众是模糊的群体，被动接受内容。网络时代的受众是精准的个体，内容精准传播，窄播是必然趋势。用户主动参与内容创新，媒介技术掌握在用户手中，人人都是传播者，广播成为协同创新的平台。传播结构由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变为扁平网络结构。未来广播还将沿着她的进化路径衍变成形形色色的声音媒介形态。
英尼斯（Harold lnnis）的媒介理论认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法国学者德布雷（R e gie Debray）用“媒介域”概念把一定时期的信息记录工具作为历史划分的工具，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和游戏规则，某个时代提供某种技术，传播某种观念和信仰，形成相应的社会心理秩序。德布雷把技术史和文明史结合起来，用技术一文化的视角来讨论媒介，提出了对媒介社会的大胆想象。媒介形态进化，将使人类摆脱旧的传播域，产生新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新的“媒介域”，不仅实现人与人的对话，还实现人与物的对话，人与世界的对话，人与过去和未来的对话，由此进入新的人类文明。广播亦将在新“媒介域”中涅槃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