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与公平关系:演变与展望

    殷盈

    摘要: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存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也是国家发展必须始终关注的两大重要目标。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至今公平与效率关系演变的梳理,提出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对两者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预测,即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实现作为平衡点来推进公平与效率在实践中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公平;效率;有机统一

    “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在我国最初是指收入分配原则的体现。对公平效率关系和公平问题的理论之争以及伴随着的公共政策走向的调整,成为贯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主线。在中外的历史和现实中,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完全公平的社会,只能找到相对较公平、相对理想的社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失控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做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和谐友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面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一、效率与公平关系简析

    公平是一个涉及道德、政治、经济多领域的内涵广泛的社会学范畴,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里,一般是讲平等与效率(equality/efficiency)的关系问题,不讲公平与效率(justice/efficiency)的关系问题。一个经济达到该境况时,已经不可能通过重组或贸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配置效率又称为“帕累托效率”。[1](P.8)罗尔斯明确提出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一项是所有民众必须享受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另一项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必须是这样的:一不平等应有利于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利益;二社会所提供的公职和机会应对所有人开放。”[2](P.60)

    公平与效率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包含着内在矛盾。在限定的资源下,公平意味着一部分原先被超公平政策对待的群体必将分出更多的利益给其他原先未被公平对待或未被顾及到的个体,也就意味着分配给社会个体的效用和其所获满足程度必然因此被降低。在特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延缓效用的获得。另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整和公平的推进不仅不会损失效率,反而有助于提高效率,效率与公平可以交互同向发展。

    二、效率与公平政策的演变

    我国的分配理念经历了一个由“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过渡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逐步被人们提出和关注,效率与公平政策变迁发展在我国可分四阶段。

    (一)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强调先富的效率观(1978年至1985)

    针对建国以来“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而导致的共同贫困及效率损害,我国强调克服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但尚未提出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尽管这时期既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又强调了先富的效率观,但公平是为达到效率而服务的。针对中国经济地区分布不平衡性的特点,中央开始改变过去优先发展内地的战略,逐步实行支持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以打破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

    (二)突出效率,淡化公平(1985至1993十四届三中全会)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3](P.37)

    党的十四大在分配问题上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一年之后发生了重大改变,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4](P.19)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明显意味把公平放在相对效率来说是次要的位置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延续讲了十几年, 从官方来看,GDP型政府职能定位的开始显现;从民间来看,人们开始主动追求高效率带来的高收益。

    (三)注重效率,兼顾公平(1993年至2004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倡导“注重社会公平”)

    在此期间,经济发展过热、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不平等竞争等行为凸显。在党的十六大前的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个新提法:“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要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全社会形成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价值观念,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 [5](P.7)但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依然提“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且进一步具体说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收入”。[6](P.28)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强调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门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 [7](P.12)

    (四)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更加注重公平(2004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倡导“注重社会公平”至今)

    从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国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而提出“注重公平”、“更加注重公平”等观点。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职能开始转向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与服务型。

    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强调加强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收入。2006年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

    十八大报告强调:“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习近平就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六点要求中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次全面完整地在中国的在最高领导人署名文章中得到表述,表明政府在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认识上已取得高度一致,并正在为克服不公平尽力而行。

    三、效率与公平关系未来展望

    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质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发展中能否获得平等的权利、自由的发展机会的问题。美洲开放银行副行长南希·伯索尔女士和威廉斯大学教授查德·萨伯特在《再论贫富不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认为: 一些亚洲国家的经验证明,“贫富不均的加剧并不一定是经济成功的副产品。如果政策得当,就能既缩小贫富差距,又提高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加快同收入更加平等这两者并不矛盾,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8]( P.179)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寻求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时期,都应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最终实现作为平衡点来推进公平与效率在实践中的有机统一。

    在公平和效率的天平上,今后长期添加公平的分量,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点,这个最佳结合点的获得取决于关键几点:能否构建人们共享基本权益的国民待遇体系;能否健全税收调节机制和增强再分配能力;能否压制垄断、能否出台有效的政策设计以增强低收入群体的发展能力等。上述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解决,不但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而且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能极大地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总效率的提升,社会进步的果实能更加公平地被为栽培它的所有人群所收获和分享。

    参考文献:

    [1] [英]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等著,萧琛等译.经济学[M]. 华夏出版社,1999.

    [2]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M].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 题的决定(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单行本)[M].北京:学习出 版社,2001.

    [6]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 利(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单行 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丛晓峰.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若干问题研究[M].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