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电影海外传播的意义探究

    李一帅

    战争电影不仅仅是电影的一种题材,它更是通过战争的历史、政治、社会等因素,体现民族价值观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个体、性别、阶级等伦理观的一种表达。战争是一种全面展示人的正义、罪、善的现象,电影艺术的视听与叙事综合性正是能够展现与还原战争故事的最好形式之一,是回顾战争历史、挖掘战争深层意义的入口。

    近年来,中国电影不断走出国门,在国外院线、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展中亮相。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中国走到海外的电影主要以表现中国乡土文化、表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文化、表现虚构中国古代传奇文化为主。相比之下,表现战争题材的电影能够走出国门的并不多。而国外走进中国国门的战争题材电影却有增无减,近三年就有《血战钢锯岭》《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天空之眼》《狂怒》《间谍同盟》《坚不可摧》等战争题材的电影在国内上映。算上早年未在国内院线上映,却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国战争电影,外国战争题材电影在中国观众中可谓是一时炙手可热。近期《战狼2》作为中国战争题材的电影主动地走向国际市场,引起热烈的讨论,但是中国战争电影海外传播的数量与外国战争电影传播到中国的数量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战争题材电影在国内外都拥有广阔的观众市场,战争电影从题材的热度来说有利于海外的传播。战争题材电影何以赢得观众市场?第一,对战争电影的喜爱是因为觀众对历史的喜爱,战争是在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世界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不同的历史背景衍生不同的战争类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二战电影,每个国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探索战争对本民族的伤害,找到自己的民族情感。第二,一部分观众对战争电影喜爱是因为对军事的喜爱,军事并非是日常性的一部分,观众对军事的喜爱是对日常生活的摆脱,同时是对尚武精神的一种崇拜。在电影中,能全面展现包括战术、军队指挥、军事运筹等各方面的军事战略,同时也展现枪械、火炮、坦克、军用飞机、舰艇等军事装备。通过战争题材电影,观众可以对日常生活外的军事进行全方位的了解,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第三,对战争题材电影的喜爱是观众对和平的向往,通过战争题材电影,了解战争的残酷性,让观众对当下和平生活更有珍惜之感,对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和民族抱有同情之心。综上三点,从观众对战争题材电影喜爱的角度来看,战争题材电影在国内外都有着庞大的观众市场,所以让我国战争题材电影继一些生活题材之后走出国门显得越发重要。

    一、 战争题材电影表达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个性总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这些同一民族人民的个性中的共性就形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在历史中慢慢形成的,民族性就是本民族的基础价值观。战争是比较容易显示民族性的历史事件,因为战争直接面对的生死问题,这时人民显示出的民族性更真实、也更纯粹。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艺术也同样彰显着民族性,艺术家有民族的属性,这种民族性的烙印同样会显示在他们创作的作品当中。丹纳表示:“不同的种族在精神上的差别,正如脊椎类,筋节类,软体动物在生理上的差别;他们是按照不同的方案构造的生物,属于不同的门类——最后,在最低的一层上还有一切能创造文明的高等种族所固有的特性,就是有概括的观念;人类凭了这一点才能建立社会,宗教,哲学,艺术。不管种族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一类的才能始终存在,不是控制其余部分的生理上的差别所能损害的。”[1]而战争题材电影正是表现民族性的好媒介,它可以把一个民族的民族性通过电影的画面叙事传递世界上的任何人。正如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谈战争:“在野蛮民族中,出于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却是主要的。”[2]各国观众根据战争题材的电影来认识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中的情感和理智,这正是战争题材电影海外传播、走向世界的意义所在。

    最能表现世界各个民族性的战争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涉及的参战国有60多个,战争的覆盖面极广。二战带来的创伤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民族感同身受的,所以世界上战争题材电影也以表现二战题材的数量为多。每个国家的战争题材电影展现的民族性也不同。

    以英国走向世界的二战题材电影为例,早期的战争题材电影很多是表现英国的正面战场,尤其是空中战场。《不列颠之战》展现了英国皇家空军与德国战机展开激烈战斗的场景。由意大利等国拍摄的《伦敦上空的鹰》也大量描写了英国空中作战场景,因对德国间谍的防范失误而造成1940年英国本土遭受空袭。而近20年,随着二战的逐渐远去,英国也从描写正面战场的故事转为描写人在战争中的境遇,更关注个体遭受的心灵创伤,如《英国病人》《赎罪》都是拷问战争心灵影响的典型作品。但英国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近年来他们一直对战争纪录片的不断探索,如《纳粹警示录》《世纪大战》《杀戮战场》《战争之路》等纪录片,都以客观的视角来展现二战。这些电影和纪录片都显示了英国人冷静、客观、重尊严的特征,同时,战争题材电影的拍摄风格也展现了他们重纪实、重经验的特征,但也容易让人产生冷漠的印象。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都不相同;不相信自己能消除对立因而完全听从经验,这是英国人的民族性所固有的特点。”[3]

    俄罗斯民族则在二战当中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俄罗斯早期战争题材电影以描绘英雄主义为主,如《青年近卫军》《她在保卫祖国》《士兵之父》等,刚刚经历了血洗战场的苏联,在电影中主要树立英雄形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有表现正面战场战役的电影,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他们为祖国而战》《莫斯科保卫战》都展现了俄罗斯民族在二战战役中的惨烈,同时也展现了英雄为国家、民族牺牲为荣的境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俄罗斯战争题材电影开始向着对个体命运的关切发展,《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等电影都关注了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强烈影响和改变,结局引人深思。苏联解体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强烈扭转,俄罗斯战争题材电影《星星》《布谷鸟》等电影从不同角度突破对战争的描写,削弱了伦理道德的观念,也放弃了宣扬爱国主义情怀,电影大部分充满了战争对现实的讽刺性批判意味。俄罗斯的这些二战电影展现了俄罗斯民族骁勇、善战的特征,同时展现了他们容易痛苦、忧郁、矛盾的性格,但也容易让人产生非理性的印象。

    以英国与俄罗斯战争题材电影为例,通过他们的战争题材电影已经让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观众可以看到其他的民族性。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性,就是了解我们自己,世界的发展是多民族努力协作的结果,所以战争题材电影的确是了解其他民族性的一个入口。我们中国也不乏有通过二战电影来表现我们民族性,建国后我们拍摄了《平原游击队》《狼牙山五壯士》《地道战》《地雷战》《新英雄儿女》等电影,这些主要以特定战场为主线的战争,展现的都是英雄群体的抗争精神。同时还有《小兵张嘎》《赵一曼》等表现具体人物的英雄主义电影。这些电影拍摄的时期是建国初期、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在经历苦难后,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成为最先要展现的主题,同时电影也表现中国人英勇、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

    而中国战争题材电影开始走向世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随着《红高粱》在海外上映并获得柏林金熊奖,中国战争题材电影才算真正在国际上开始亮相。《黄河绝恋》《鬼子来了》《红河谷》等战争题材电影也都随着20世纪90年代电影热潮而走向世界,多以描写中国百姓在战争年代的抗争和苦难。而近年来走向世界的战争题材电影已经不限于仅表现中国百姓在战争中的生活,《南京!南京!》《东京审判》《拉贝日记》《集结号》《太平轮》《一九四二》《金陵十三钗》等开始从军队、国际法庭、解放前大家族等各个方面描写战争,呈现了战争题材电影的多元化趋势。

    中国战争题材电影中的民族性也是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虽然《红高粱》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战争题材电影传播到海外的成功,但《红高粱》是否能代表中国民族性或者中国民族精神值得商榷。“民族性仅仅成为一种虚幻的摆设,它实质上是西方的‘他性。于是,我们不得不目睹这样的自我境遇:越是民族性的,反而越是‘他性的;同理,越想以民族特色征服西方,相反越易被西方征服,从而失去民族性。张艺谋携带‘民族性走向西方,陈凯歌又接踵而至,他们都成功地被‘容纳了,也就是被‘他者化了。”[4]民族性不代表民俗文化特色,以《红高粱》为主的早期战争题材电影进行了特定文化的设定,比如陕北文化、西藏高原文化等等,这正是外国人对中国最感兴趣的地域文化特征,与西方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差异和区别,但这种地域文化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化。

    民族性是通过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传递的,不必设定在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虽然以《红高粱》为主的早期战争题材电影也一定程度上传递了一些民族特征,但不代表普遍性,因为表现的战争苦难越多,就越容易掩盖战争的智慧。走出国门的中国战争题材电影在民族性的探索上,应从以关注战争苦难为主转向关注战争智慧,从关注战争军事抗争为主转向战争心理的复杂性,在战争中情感表现的同时,注重理性逻辑。虽然现在中国战争题材电影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但近年来战争题材电影多元化的探索已经呈现了良好的趋势。不可否认的是,处理好战争题材电影与民族性的表达,加大战争题材电影的创作和海外传播力度,是让世界其他民族了解、理解中华民族的窗口。

    二、 战争题材电影展现国家形象

    战争题材电影除了与民族性有着强烈的联系之外,还与国家形象有着密切关系。不得不承认的是,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恶性的战争,都是带着民族或者国家立场进行的。在战争题材电影中,必然要展现战争的主题、背景、经过、主要形象、结果等内容,所有内容都会涉及到国家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指向的结果,而战争电影通过海外传播,便会直接在观众心里留下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即是观众通过战争题材电影对一个国家的初步判断和评价。这就是战争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战争题材电影容易被看成是一种单向的国家形象宣传,但是电影的属性是艺术,电影艺术的特征是有叙事、有内容、有情感,战争题材电影更是容易放大人类的伦理观和情感。这种电影叙事内容的传播能够跨文化、跨种族、跨地域地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与认同,并非是强制让观众接受电影中的价值观,观众也不会被强制接受,他们会根据战争题材电影的艺术性来做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在通过战争题材电影展现国家形象方面,美国好莱坞电影可谓是一种成功的参照。战争题材电影依托好莱坞强大的制作团队,从上个世纪开始,拍摄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影片。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好莱坞在20世纪40年代就拍摄了《太阳下的步行》《美国大兵的故事》《海军陆战队的荣誉》《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5]等,因有些电影的拍摄和战争在时间上是平行的,二战还没有结束,大部分电影以反映正面战场的战争生活为主。二战一结束,美国战争题材电影就开始构建电影中的国家形象,《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虎!虎!虎!》《中途岛战役》都极力表现美国在二战战役中为正义所作出的贡献。70年代越战开始,在美国国内外都存在争议的声音:“艾德勒的评论还认为,好莱坞编造神话的才能业已丧失,也不再引起观众的共鸣,因而好莱坞公式化的老一套已无法再激发美国人继续想象要在越南战争中承担更多的义务。”[6]不过,好莱坞再次通过越南战争拍摄了几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归家》《猎鹿人》《现代启示录》,在争议中,电影极力构建了一种正面形象,同时表现了战争对心灵上的恐怖和创伤,挽回在争议中的形象。近20年来的美国战争题材电影产量依然可观,从南北战争到一战、二战再到索马里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各类战争为背景的故事多样化,经典作品《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拆弹部队》等作品都以正面形象传播了“人道主义”“中立主义”的观念,树立国家维护“人道主义”观念的形象。但实际上,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是很难实现的。“在战争状态下,人道主义原则常常会与战争的目的、国家利益产生矛盾,甚至是背道而驰。”[7]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美国战争题材电影都既收获了商业价值,又树立了国家形象,达到了双赢的目的。

    美国战争题材电影传播上的成功,再次证明一些西方大国通过文化艺术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由来已久。近些年,德国也通过战争题材电影塑造自己的新形象。众所周知,1935年德国女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曾经拍摄《意志的胜利》为党卫军做形象宣传,适得其反,这部电影反而成了德国法西斯留给世界的罪证之一。二战失败后,德国至今都在不断反省自己在二战中的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来临之前,“默克尔于当地时间4日发表讲话称,对历史不应保持‘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的态度。默克尔重申,德国人有责任稳重地、敏感地、熟练地解决德国人在纳粹时代所犯下的恶行问题。”[8]德国近年来拍摄的《帝国的毁灭》《希望与反抗》《朗读者》《国家反抗者弗里茨·鲍尔》《浪潮》等电影都在传递一种强烈的自我检讨和反思情绪,通过战争题材电影传播着自己正在走不断反省罪行之路,这是德国树立给世界的新形象。

    通过战争题材电影树立国家形象还取决于市场影响力和文化承载力,如今,我国的市场影响力和文化承载力大幅度提高,在国际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更应该关注于战争题材电影创作、研究与传播。著名国际关系学学者罗伯特·杰维斯说:“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比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更有作用和价值,一个糟糕的国家形象会导致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其他任何方面的优势都无法弥补这样的损失。”[9]而战争题材电影传播正是文化软实力传播的一种策略,它的题材取决于政治,但又因艺术性疏离于政治,它可以是艺术中的政治,也可以是政治中艺术。

    战争题材电影也会被当做一种了解战争和他国历史文化的入口,有时也会被当做一种教育的素材。比如美国一名大学教师展示他的教案:“文章评价了用电影和文学去教战争的价值,提供组织主题和材料的方法,讨论帮助学生发展他们能力的方法,让他们分析战争的政治和战争相关的文化产物。”[10]当然,这种用战争题材电影作为材料来对学生们进行教学的案例不在少数,但是,战争电影的表现内容、立场、国家形象对于正在形成价值观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俄罗斯著名导演米哈尔科夫曾说:“总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子孙从美国电影中看到‘二战的胜利是美国人的功劳。”[11]米哈尔科夫的抱怨说明美国好莱坞战争题材电影数量的庞大,的确占据着主要国际市场,同时也透露出,从电影中受教育的青少年历史价值观形成的担忧。“对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追求,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对物质利益和资源的争夺,都是世界政治的动力。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难解难分的。”[12]毕竟,这种国家形象认同从青少年时期建立比成年后建立要容易得多。

    所以,综上来看,战争题材电影容易塑造和展示國家形象,且容易传播隐形价值观。战争题材电影可以作为文化软实力传播的一种策略,在世界舞台上建立国家的良好形象,提高国际地位和声誉。而我国走向国际的战争题材电影从数量上看,还远远不够;从质量看,叙事的内容和方式还都依然有提升空间。所以,应该同时大力提高战争题材电影制作的质量和数量,通过战争题材电影走向世界来展现我们的国家形象和观念。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中都秉持着正义、和平的理念,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还没有依托战争题材电影在国际上重点推出影响世界的中国故事。而很多国家已经在通过战争题材电影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战争题材电影应该加大传播力度,占有优势地位,用文化软实力来展现我们国家的形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 战争题材电影揭开历史史实

    战争题材电影多以真实的战争历史事件为依托背景来展开叙事,所以战争题材电影和历史一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战争题材电影通过重现或者重构历史,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促进人们对历史史实的关注,让人们对历史有新的认识和理解。战争题材电影会引起人们对历史创伤的回顾,叙事中必然包含着令人痛苦、恐惧、血腥的内容,但是,战争的罪行这种文化创伤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从而促使人们对战争的厌弃和对和平的美好向往和追求。正如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说:“通过战争的不睦,通过我们所面临的长期不幸,人类走向了团结和联合。历史是自相矛盾的和二律背反的,它的过程具有双重性。”[13]战争题材电影的内容也是对历史的诗化,在诗化历史中,战争电影实际上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诗化历史之后,影片既能避免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控,又能迎合另类观众的期待,还能凸显导演的电影观和历史观,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可以拍成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性情之作。”[14]

    战争题材电影的取材直接涉及对某段历史的聚焦或者放大某个历史事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虽然二战战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是不言而喻的,二战电影的取材之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一部成功的战争题材电影一般对叙事背景历史的聚焦是十分明确的。比如《血战台儿庄》聚焦于台儿庄战役;《最长的一天》聚焦于诺曼底登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聚焦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等,作为电影叙事背景中的历史事件,在浩瀚如海的历史中被展现到观众面前,加深了观众对此段历史的印象。在这个读图时代,现代社会中的人更愿意把时间献给休闲身心的影视艺术,而对传统书籍阅读逐渐减少,所以战争题材电影更是成为人们了解战争历史的一个入口,虽然电影中历史并不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但也满足了观众探窥历史的好奇心,观众可以逐渐去了解历史的真相。正如尼采所说:“非历史因素和历史因素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健康都同样是必要的。”[15]

    在战争题材电影的具体选材中,表现战争中的人类遭受重大历史灾难的影片不在少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犹太人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带给人无法磨灭的记忆创伤,这种记忆创伤涉及着种族文化认同,不仅是遇难者家属的个体性文化记忆创伤,更是一种群体性、种族性文化记忆创伤。耶鲁大学学者罗恩·艾尔曼认为:“关于个人和集体创伤,正如所描述的一样,文化创伤是一种分离的维度,它更多指的是抽象和间接的集体认同观念,包括宗教和国家认同。”[16]以犹太人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电影层出不断,各个国家都在借此题材揭露出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苏菲的选择》《勇敢的护士》《集中营的呐喊》;法国电影《浩劫》《再见,孩子们》《围捕》;德国电影《民族聚居区》《母亲的勇气》《死亡终点站》《伯纳德行动》《何处是我家》;英国电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匈牙利电影《罗丝之歌》;捷克电影《破碎的誓约》等都以犹太人大屠杀和集中营为历史背景或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这一历史罪行,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罪行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欧美电影对二战犹太人的遭遇叙事形成了庞大的体系,至今这一主题的拍摄仍然不间断,这并不是要揭开一个民族的伤疤,而是有更重要的警示意义——人类不能重蹈自己罪行的覆辙。

    中国也经历过民族的耻辱和创伤,南京大屠杀即是中国历史上的集体记忆文化创伤。近年来,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叙事的电影《南京!南京!》《拉贝日记》《东京审判》《栖霞寺1937》《五月八月》《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南京1937》《屠城血证》等都表现出揭示历史、尊重历史的初衷,但我们还缺少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叙事并不是抚摸伤疤,它的国际传播意义同犹太人大屠杀一样——打开一个让世界走近历史并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入口。用战争题材电影让世界关注历史真相的还有电影《卢旺达饭店》,影片取材于发生在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影片虽然没有对恐怖血腥的屠杀场面直接进行刻画,但主人公紧张的行动节奏和卢旺达饭店的旅客们面对层出不穷的紧张态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2004年《卢旺达饭店》上映,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从而将造成80—100万人死亡种族灭绝大屠杀推向大众视野,大部分国际观众正是通过电影了解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存在。

    在中国的文化记忆创伤类战争电影国际传播中,我们更需要提高的是叙事技巧,如何来表达人的生命尊严之重,同时揭开历史史实?如何来表达人的个体记忆文化创伤,同时关注民族集体记忆文化创伤?如何来表达事件给人带来的二次创伤、多次创伤?我们可以从犹太人大屠杀的电影中寻找经验,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犹太人大屠杀的电影中的叙事技巧的局限性。“从审慎的法国表述模式,到英美操控的好莱坞工业大规模生产关于犹太屠杀的影像和记忆,几乎所有的大屠杀电影都致力于博得世界人民对犹太人受难的同情,这种同情基于一个抽象的人性假设: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种族和文明的观众,可以通过大屠杀电影对最高的普遍人性产生认同,这个假设是美好的,但话语内部的矛盾并没有解除。”[17]所以更应该开辟出一条历史灾难叙事的创新方式之路,拍摄一批能够走出国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争电影作品。

    战争题材电影可以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域地表现对人类和平社会的追求和认同,和平相处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战争题材电影正是对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强权政治的强烈批判,用艺术的方式展现战争的残酷、恐怖、血腥的目的正是不让战争再次重演。这也是每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之时,一些国家都要推出战争题材电影回顾历史的原因。战争题材电影需要从叙事角度、叙事方式、叙事功能和传播商业模式等方面继续进行探索,加强制作和传播力度,从质量和数量双方面提升,中国战争题材电影海外传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达民族性、展现国家形象、揭开历史史实,但不仅限于这些意义,战争电影最终的目的指向艺术传递人类对和平的向往和共鸣。

    参考文献:

    [1](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76.

    [2](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孙永彧,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2.

    [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 (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2.

    [4]王一川.修辞论美学—文化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文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6.

    [5][6](美)伦纳德·夸特、艾伯特·奥斯特.当代美国电影[M].杜淑英,温飚,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0-46,113.

    [7]陈旭光.电影艺术讲稿[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265.

    [8]中国新闻网.德国领导人反省二战历史:不简单和过去划清界限[EB/OL].(2015-05-04)[2018-01-02]http://www.chinanews. com/gj/2015/05-04/7250694.shtml.

    [9]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6.

    [10]Daniel Lieberfeld.Teaching about War through Film and Literature[J].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40,No.3.571.

    [11]李芳芝.当代俄罗斯电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38.

    [12]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72.

    [13]Бердяев Н.А.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M].Москва:Философ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ССР,1990:119.

    [14]李道新.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308.

    [15]尼采.尼采全集(第一卷)[M].杨恒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82.

    [16]Ron Eyerman.Social Theory and Trauma.Acta Sociologica[J].Vol.56,No.1.43.

    [17]李洋.大屠殺的目光伦理——西方电影的大屠杀及其困境[J].电影艺术:2009(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