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法与全球史观下的欧洲崛起
时秀
摘要：欧洲在近代快速的崛起，成果惊人、影响深远，而欧洲崛起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为此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戈德斯采用全球史观的视角，通过列举大量的史实，对史实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了1800年前后欧洲以及亚洲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变化，试图从中总结出欧洲崛起的原因，其采取的研究方法也给我们一定的启发。本文力求对戈德斯的史学方法进行分析，以此来看在历史比较法和全球史观视角下欧洲历史崛起的缘由，用历史比较法来看不同史学家对欧洲历史的不同解读。在戈德斯看来，不同文明之间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欧洲的兴起也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史观也成为当前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
关键词：欧洲;历史比较法;崛起;现代工业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2-0043-04
历史是不断演进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解读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些学者不再完全把西方的崛起看做是西方持续发展而其他地区停滞不前的过程，他们开始注重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发展。认为西方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他文明的成就。例如约翰·霍布森在《西方崛起的东方根源及“重回”亚洲》一文中指出，“西方通过吸收更早的东方发明而获益”，“西方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早期全球化时期，即东方化是主导进程而西方化是次要进程的时期”。更有甚者认为西方的崛起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它很大程度上将被其他地区所赶越。欧洲是如何在19世纪从世界文明大国中崛起并避免了“马尔萨斯陷阱”呢？戈德斯认为世界早期最富裕、技术最先进、居于领先文明的地区的是北非、西亚、东亚、南美等地区，而在现代的一些突发性事件造成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从而颠覆了原有的世界格局。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也指出直到1750-180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与欧洲相当;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市场与欧洲有相同或更高的效率;18世纪时，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必然会向工业突破的方向发展等。虽然西方的崛起与其他文明成就之间的确存在着重要的关系，但把西方崛起的主因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或衰败，也犯了外因绝对论的错误。
1 地理、社会环境带来的东西方差异
在全书的开篇，作者认为根据欧亚大陆的气候、土壤和农业条件来看，農业产出是生产财富的第一要素。他通过对东西方各自的地理环境进行考察指出，东西方相迥的地理条件造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东方的一些地区如东亚、南亚的适宜气候、土壤条件催生了发达的农业，这在机器、工厂、新科学产生之前孕育了发达的农业文明。相比较之下欧洲冬季湿润多雨夏季干燥的降雨模式也使土壤变得贫瘠，大部分土地都存在着白垩化、沙化、石化的现象，加大了开垦的难度，耗费了人力。除此之外，作者还指出在技术层面，亚洲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塑造环境和创造商品的技术也更为成熟，正是这些发达的农业和先进的技术使多数东方尤其亚洲国家比欧洲更为富有，这种超越欧洲的成就却在之后短短的几百年里发生逆转，让人惊疑，而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作者罗列了一些普遍流行的观点：即不少欧洲人把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突然崛起归因于自己出众的品质、宗教、近代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性政治体系、拥有特定的资源、在社会转型、技术或人口控制等方面取得进步，或者认为是欧洲攫取了本不属于己身的财富等等。对此作者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认为不能简单的将欧洲的崛起归因于某一因素，必须仔细探询其因果联系。
在第二章“世界历史的变革模式”中，作者明确指出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处于上下起伏的周期变动之中。现在社会不论人口、技术还是城市都处于高速发展之中，然而这并非现代社会的特例，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一些强盛王朝的统治时期所进行的高速扩张和社会变革也使人口城镇都在迅速的发展，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古代和现代的不同呢？作者认为19世纪之前的经济呈现的是一种周期性的变化发展，19世纪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使经济能在面临衰退和停滞时快速的恢复起来。关于这种快速变革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则从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变革的种类与具体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对于欧洲变革模式的特征，作者转述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如卡尔·马克思认为东西方模式的差异在于西方经历了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东方没有。大卫·莱文等人则认为新的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被制造出来，高度商业化的农业，较高的城市化水平等因素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而同时期的亚洲的技术变革既不明显，效用也很一般。以中国为例，科技的停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存在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思维定势和精神特质”，“使它们具备了统一的走向、特征和形态”，即注重实用性和进行理论性的总结。正如“李约瑟难题”所疑问的那样：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兴盛起来。
另一部分的学者则认为欧洲的人口增长模式与其他地区不同，欧洲能较好的控制人口增长，而亚洲普遍早婚的模式导致了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大家庭的出现，这消耗了大量的物资财富，限制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等。作者并不赞同这些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技术、人口增长的解释，他认为这些学者对亚洲情况的认知过于模糊和简单，研究历史时专注于某个孤立的片段或历史时期，没有将历史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而得出了错误的认知。他强调用长时段的视角来分析事件的发展变化。例如在16、17世纪以海上运输业而盛极一时的荷兰，在18世纪遭遇英法的打击之后也逐渐衰落下去。单从技术层面来看，还无法说明造成东西方差异明显的原因。因为作者了解到在同时期的亚洲也出现了技术变革，如更新了耕作技术、发展了纺织、制瓷工业，在人口方面亚洲也有其特殊的控制方法。从长时段来看，东西方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好似微不足道（虽然戈德斯的确注意到了亚洲并非是毫无进展的，但这些技术“变革”的程度以及与同时期的欧洲技术变革相比它的创新程度又如何却没有多加以讨论）。同时他将关注点转移到气候和疾病上，他认为要理解社会变革的各种模式，首先要了解气候与疾病的模式及其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式。气候的极端变化的确会给生产带来不便，而疾病的肆虐不仅使社会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也随之受到了影响。历史上爆发的大型瘟疫如黑死病就曾使欧洲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由欧洲、非洲人带到美洲的天花、鼠疫等疾病同样使大批的当地居民走向死亡。9世纪时期的中国、日本等地也经历过严重的瘟疫侵袭等。因此作者认为欧亚大陆都经历了重复的气候和疾病模式，导致了人口的周期性变动，连带着引起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波动，然而这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历史现象，西方崛起也并非由此形成。除此之外，物价、人口、城市化和收入模式也是作者考察的对象，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关于东西方技术变革方面，作者采用长时段、全球视角的方法来分析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他指出技术的变革和组织上的变革是独立发生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这导致我们很难评说哪些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在其时代是远超其他的。在这部分作者尤其肯定了亚洲在运河开凿、船只制造、指南针、印刷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肯定了日本、东南亚、俄国、非洲等地特色的手工业。同时也指出了英国在此时产生的两大技术变革—农业革命和早期工业革命。遗憾的是，东西方两方的技术变革都没有持续下去，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也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因而在此时的技术变革也不是东西方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
2 宗教、贸易与社会变迁
作者戈德斯把宗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在宗教自由发展的地区创新也相应较多较快，而实行宗教压迫的地区，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常是受到压制的。主要宗教产生后虽然加强了对人的道德和伦理行为的约束，宗教与王权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加深，这在欧洲历史上尤为明显。一般观点认为西方宗教与东方宗教的内在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宗教更加关注对自然的改造，促使其信徒不断去探险，追求物质方面的进步，东方宗教则强调顺应自然与其和谐相处，偏重于道德争论，对社会生产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时马克思·韦伯指出新教产生后，尤其加尔文教的出现导致了东西方宗教在鼓励创造财富方面的差距加大。宗教改革最终形成了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也使新教徒不再盲目向教会捐献自己的财富，他们禁欲节俭却富有开拓精神，这些都促进了欧洲的繁荣。但作者又强调不应把宗教改革的作用看的过重，它也不是导致欧洲社会整体繁荣的动因，由新教带来的竞争性国家系统未必能长久的促进国家进步，新教对带动其他方面如科学革命的作用有多大，也难以量化分析。但通过对欧亚历史上几个强盛王朝宗教政策的比较，作者指出一个多元的、实行宗教宽容的国家它的经济往往更为活跃。
在第四章“贸易与征服”部分，作者指出欧洲人的贸易与对外殖民扩张促使其贸易发展的更为兴盛，逐渐使欧洲的优势地位显现出来了。在这章中，作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分别分析了葡萄牙在16世纪进入欧亚贸易体系的前因后果、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势力如何在亚洲扩张的，也指出欧洲在试图扭转与亚洲贸易出现的不利局面时，采取的武力侵略、殖民征服、商品倾销等方法，给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还强调了19世纪以后欧洲的帝国主义也在迅速发展，社会通讯、交通、军事技术等皆有长足的进步，而同时期的亚洲国家却“停滞不前”。作者认为并不是殖民主义和武力征服导致了西方的崛起，而是依靠技术力量和其他地区的衰落才使得欧洲霸权在世界确立。而欧洲的帝国主义并非导致了所有被侵略国家的贫困，例如中国、印度、韩国等国在获得民族独立后经济也迅速的发展起来。当然，作者所列举的这些国家是否具有代表性、说服力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总之，为了详细说明上述问题，作者决定再探索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
在第五章通过对家庭生活与生活水平要素的分析，作者指出以往认为欧洲在早期工业之前就比其他地方更加富裕的观点是错的，直到1800年之前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收入和生产力水平可能还高于欧洲大部分地区。作者在本书前部分就对居民的收入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因为这可以反映各国国内生产力的差异，根据数据可知，在16-19世纪这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欧洲和亚洲居民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一直呈现周期性波动的趋势，这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所呈现的周期性变化非常类似，但欧洲，特别是英国这两个指标都于1800年后结束了周期性变化而呈直线上升趋势，这也成为西方崛起的原因之一。除了居民收入情况，作者还分别对比了东西方的婚姻制度、城市生活与农业生产力、工资、收入和消费情况等，表明当时欧亚两大洲主要国家的生活水平是非常接近的，尽管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有着很大的变化，对于很对国家而言，从长时段来看，其长期生活水平的变化并不大;西方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也并非一直比东方更富有;这种东西方的大分流主要源于各国国内生产力的差异。
3 政府力量、工业技术变革与新思想
作者认为欧洲人最初并没有物质方面的优势，而环境、技术、社会变革以及人口增长模式等原因均不是产生东西方重大差距的原因，因而把关注点放在了法律、税收等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对塑造和保护个体自由方面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欧洲各国之间在近代的激烈竞争也迫使各国君主通过降低税收和关税、保护私人财产来获得精英和民众的支持，这为欧洲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超越亚洲奠定了基础，而同时期东方庞大的专制帝国则因为独裁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作者同样批判了这种观点的不合理性，例如18世纪的欧洲则一直保持着欧洲最高的税收和关税，较之亚洲国家多。此外，在这一章节里，作者向我们探讨了欧亚国家的军事和宗教竞争情况，考察欧洲和亚洲革命与叛乱的周期，欧亚地区的法律和商业制度以及思想信仰。最后作者指出英国式独特的拥有个体自由和权力的社会使其日后大放异彩。
作者戈德斯在第七章大胆发问：改变社会变革的步伐真的是因为发生过一场工业革命吗？他指出在18、19世纪英国的确经历了一场快速的技术革新，但其传播和普及的过程也耗费了一定的时间，他认为真的重要的变革体现在英国形成了鼓励技术革新的文化氛围。在这章里他又重点阐述了工厂制度、工业革命与科学的关系等，而英国在这些方面的新的发明创造的确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带来生产力的迅速提升，社会面貌也焕然一新。正如道格拉斯·诺斯与罗伯斯·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所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关于为什么这些变化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区，作者试图进一步考察当时世界各国在生产和应用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的不同模式。在最后一章，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亚洲与欧洲的科学发展轨迹，他认为在16世纪时亚洲的科学技术位于世界前列，之后便再无长足进步，而欧洲的科学技术则在飞跃式的发展中。关于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向我们展示了1500年前后世界科学和伊斯兰文明的成就，它认为内战、外部征服和宗教信仰冲突相结合，最终颠覆了伊斯兰文明的科学发展进程等。世界科学的多样性和对自然世界理解方法的不同，使各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有所偏重。此外，欧洲的科学还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即从学习古典到扬弃传统，在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时，笛卡尔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盛行又大大革新了人们的思维，甚至宗教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早期新教徒的风气是与科学态度相一致的”;“为了宗教的目的而运用科学被17世纪加尔文教派看成是一件重要事情，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徒总强调宗教的职责是做‘有益的事情，并把科学活动看作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的工作”。这些因素都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产生，进而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作者认为造成东西方发展轨迹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政治危机导致政府努力恢复传统或宗教正统来帮助其重建秩序，科学的发展往往被这一过程所阻斷。当然，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亚洲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和政府重农轻商、抑商的政策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在思维上的守旧和创造性上的缺乏。
4 结语
本书所重点叙述的时间范围是1500—1850的350年，作者通过采用一系列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欧亚在各方面的异同，同时列举了一系列论述西方崛起的传统观点并加以反驳，指出了人们对欧洲崛起的传统认知存在着偏差。例如他认为在1800年前的欧洲不但不先进于亚洲，反而是整个世界发展的相对边缘地带，其文明和各项成就相对落后于亚洲的中国、印度乃至伊斯兰文明，并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欧洲有着较差的地理条件，使得社会生产难以开展等。作者对欧洲各方各面问题的讨论也颇为到位，对各大生产和发展要素也做了广泛的联系和思考，为我们指明了以往诸多对西方崛起所作出的错误解释，使我们对西方崛起的过程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对于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作者也从全球史观上对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介绍，并对每个领域中的重要问题都进行了阐述。本书也是学习研究西方崛起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作者不仅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解释说明，同时也试图让我们通过理解历史来掌握现在和未来，在本书的结论中，作者也详细总结了西方崛起所凭借的各种条件，即崛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等，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体现了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去研究世界历史，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方面来考察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趋势。在全球视野下，不同文明之间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欧洲的兴起也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因此作者把欧洲的崛起置于建立了普遍联系的“世界”之中，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书中不仅列举大量史实，还采用各种数据资料来对其他各种观点一一评述，通过對其他传统观点的批判引出自己对该问题的思考，文章结构环环相扣，逻辑严密、考证严谨。例如在区分欧亚不同的发展模式时，作者就指出不能在简单、模糊的理解下把欧亚的情况加以比较，而是在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能加以分析。但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过于简便。总的来说，欧洲的崛起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能用某种单一因素来慨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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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文玲，毛建儒.对近代科学在西方兴起原因的分析[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1（2）：79.
（编辑：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