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李思岑
[摘 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扩散，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也给产品内分工体系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带来机遇。受此次疫情影响，传统的被动参与产品内分工模式受国外疫情爆发影响遭遇严峻挑战，而产品内分工的主动模式在疫情倒逼下对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带来机遇。为此，构建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模型，选取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性行业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加深，行业规模的扩大，资本存量的增加对全球价值链升级起着明显促进作用。鉴于此，主动参与模式下的制造业应积极“走出去”，并将生产工序进行合理“外包”;推进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与新兴资本存量形成“互联”、“互补”关系;加强行业间的空间集聚及上下游链条的关联性，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主动参与模式;全球价值链;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 F062.9?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11-0029-05
Abstract： The outbreak and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worldwide has cause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under the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Affected by this epidemic，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assive participation in product division of labor has been severely challenged by the outbreak of foreign epidemics， and the active model of product division of labor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epidemic.Construct a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product on the upgrad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based on the spec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data from 1992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epening of product division of engineering，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y scale， and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stock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 view of this，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model should actively "go global" and rationally "outsourc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rconnected"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labor and capital stock; strengthe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es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hain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Active Participation Mode; Upgrading Global Value Chain; Chinas Spec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对产品内分工的正常运转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对参与国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地位造成冲击，势必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参与产品内分工中上下游供应链面临“断层”的危险，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当前的影响对中国在产品内分工中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是一种机会。
纵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依据要素禀赋中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产品内分工，并得益于“全球化红利”的影响，实现了出口的“爆炸式增长”。然而，中国制造业最早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分工中处于“接包方”的地位，以被动的模式参与到产品内分工，形成进口大量的中间投入品，加工组装成产成品再出口的形式。相较于传统的被动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模式，主动参与模式受到的关注甚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通过进口先进的中间投入品以满足高端产品的制造，逐渐以主动的模式参与到产品内分工。主动参与模式下主导者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其驱动力在于，在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拉动下，本土企业实现产品升级、替代进口的努力，主旨是通过进口关键零部件，解决中高端产品生产能力从无到有的问题[1]。但专用设备制造业在该模式下起步较晚，没有形成主流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较低。并且商务部制定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鼓励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提升在产品内分工中参与程度，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可见，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有著重要作用。那么，新冠疫情下“克服了危即是机”，就中国本土企业主导参与产品内分工能否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选取主动参与模式下的代表性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提出相应参考性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
就第一类研究而言，相较于以往对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基本侧重于中国企业在产品内分工中处于“接包方”的位置，以代加工的形式融入产品内分工体系，王燕梅和简泽（2013）[1]提出了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两种模式：被动吸纳型和主动参与型，并从贸易主导者及其贸易特征、代表性行业及其产业链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入手，对两种分工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区分。张桂梅，赵忠秀（2015）[2]以金砖四国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被第三国用于加工再出口的前向价值链参与模式以及该国或该地区出口中的进口投入的后向价值链参与模式。并且针对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测度，Hummels（2001）[3]提出了垂直专业化相对值指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4]对VSS（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进行了具体推导。
（二）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
关于第二类文献的研究，Sturgeon和Lester（2003）[5]针对“亚洲四小龙”通过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供应商，以贴牌生产的方式出口，融入到全球生产体系及全球市场，逐渐形成“制作+设计”模式，最终实现以供应商导向型的产业升级。Memedovic（2007）[6]指出通过实施“三角制造策略”，从加工组装到自主品牌制造完成了价值链上的升级。范建勇和冯猛（2013）[8]通过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有利于推动出口企业的产业升级。
（三）产品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
针对产品内分工模式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研究。胡昭玲和赵媛（2008）[9]提出产品内国际分工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提高。孙文远和姜德波（2010）[10]研究发现，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参与产品内分工逐渐提高了勞动生产率水平。金京等（2013）[11]提出产品内分工带来的产业集聚，通过知识外溢、反向工程和人员流动三种方式带来企业间的技术外溢和扩散，从而促进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陈健和刘海燕（2013）[12]发现产品内分工促使某一地区生产更加专业化，带来了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显著提升。然而也有研究表示参与产品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的反向抑制作用。陈艺毛和李春艳（2019）[13]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知识溢出，削减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并由于企业过度嵌入价值链而陷入低端锁定的险境。
现有研究对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问题主要以某一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全球价值链中如何提升。按照产品内分工的参与模式为出发点来研究不同行业如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研究较少，并且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被动参与产品内分工下全球价值链如何实现升级研究，对于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模式的研究甚少。鉴于此，本文采用王燕梅和简泽（2013）对中国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被动参与与主动参与模式的划分方式，选取主动参与模式下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性制造业进行研究。
二、参与产品内分工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现状分析
（一）专用设备制造业出口现状分析
针对专用设备制造业外贸发展现状，本文选用出口总额、出口增长率、出口贡献率及出口竞争力指数为指标进行分析，其中出口贡献率为Di=Ei/E，Di为该国出口贡献率，Ei为该国某行业的出口额，E为该国出口总额，即某国某行业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衡量该国该行业的出口对该国总的出口的贡献程度;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 Power Index），TCPi=（Ei-Ii）/（Ei+Ii），其中TCPi为一国i行业的贸易竞争力指数，Ei为该国出口额，Ii为该国进口额，即一国某行业的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差额与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来衡量该行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并参考盛斌（2002）[14]对行业分类的方法，并结合投入产出表，对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分类如表1：
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由中国本土企业主导参与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不高，各环节要素密集程度较大，在本国市场的驱动下，通过进口关键的零部件，以促进中高端产品的制造。表2反映了专用设备制造业出口贸易现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化进程加快，国内市场对中高端机械的需求日益增加，促使我国通过进口关键零部件已满足整机生产能力，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出口从1993年的13.27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51亿美元，除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2009年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其余年份出口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增速每年都呈递增的态势。但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出口贡献率增长较微弱，由1993年的0.0132上升至2016年的0.0263。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以主动模式参与产品内分工，起步晚、发展慢，行业贸易竞争力虽有所提高但贸易竞争力指数几乎呈现负值，在国际上不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1993年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826，直至2013年贸易竞争力呈现正向优势。
（二）专用设备制造业产品内分工参与程度分析
对产品内分工参与程度的测度，通常用中间投入品的总量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根据Hummels et al.（2001）对垂直专业化的界定，利用垂直专业化指数（share of verticalspecialization，VSS），测算专用设备制造业参与产品内贸易的水平进行度量。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具体计算如下[3]：
其中，M为出口，X为进口的中间投入品，Y为总产值，k表示国家或地区，ij为行业，即该国各个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权平均构成了一国或地区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其权重为该行业的出口额占该国或地区整体出口额的比重。
本文参照刘利民，崔日明（2011）[15]测算的我国各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进行分析，由于中国在逢“2”和“7”的年份公布投入产出表，本文能得到投入产出的相关信息相当有限，因此根据行业的循环效应，相近年份本文采用替代法进行估算。
由表3专用设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指数可以看出，1992年专用设备制造业的VSS值为25.11%，在随后的年份中VSS值在波动中不断上升但增值幅度不大，这说明专用设备参与产品内贸易的程度有所加深但仍不够深入。
三、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2—2016年这一时间区间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数据，通过选取相关变量、设定相关模型，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量化方法及数据说明
为研究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模式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本文选取贸易增值率（VA，Value Added）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反映产品内分工中通过中间品的进口所创造的价值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贸易增值率的提高即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高。通过OECD数据库并结合UN Comtrade Database的行业数据以及投入产出表并参照周大鹏（2014）[16]的出口增加值方法对全球价值链升级进行度量。
2.解释变量量化方法及数据来源
对产品内分工参与程度的分析，借鉴刘利民和崔日明（2011）[15]的思路以垂直专业化指数（VSS，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由于中间投入产出表每5年公布一次，因此本文以公布年份垂直专业化指数代替其余4年的数据。同时，结合已有研究，在此基础上选取要素禀赋的度量（FE，Factor Endowment），即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存量（单位：亿元/万人）;技术进步的度量选取全要素生产率（TFP，Technology）为指标;行业规模的度量（IS，Industrial Scale），即资产存量/企业个数（单位：亿元/个）;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值与行业的出口贸易额的比值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强度（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為控制变量，以此提高模型的稳健性。上述变量数据来自国家数据库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按相应年份整理得出。针对相关年份数据的缺失，本文采用推算方法得出相应的数据。
3.模型设定
基于分析，对专用设备制造业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设置模型如下：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在进行回归估计之前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VA、VSS、FE、TFP、IS、FDI的水平值进行单位根检验时为非平稳的，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在对VA、VSS、FE、TFP、IS、FDI进行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且满足协整关系。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1992—2016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将解释变量垂直专业化指数纳入方程，再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以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
表4中模型（1）是仅将主动参与模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模型（2）-（5）是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得到的结果。模型（1）显示当以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主动参与模式的分工程度作为独立核心变量虽然对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而在逐步纳入其他控制变量下，该结果的显著性逐渐明显。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弱。中国制造业以主动的模式参与产品内分工，主导者为本土企业，其驱动力在于，在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拉动下，本土企业实现产品升级、替代进口的努力，主旨是通过进口关键零部件，解决中高端产品生产能力从无到有的问题[1]。但由于起步较晚，自身生产能力受限，未形成主流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中参与程度不深，很难发挥作用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模型（2）-（4）中要素禀赋对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大体上呈现正向作用，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推动程度尚浅，在纳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后，要素禀赋呈现抑制效应，但显著性不明显。表明生产要素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密集型过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呈正向促进作用。行业规模的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起着明显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升级起着显著性的抑制作用，根据主动参与模式的特征，中国制造业主动参与产品内分工外商投资比重低，对主动模式下的企业发展贡献率较低。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作用并不显著，这从理论上解释不相符。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对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转为实际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数据处理方面存在的误差。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实证分析证明，中国制造业以主动模式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升级起着促进作用，生产要素的优化、行业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比重的增加对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着较大的优势。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优化主动参与模式。中国制造业主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程度尚浅，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不高，这需要鼓励本国企业积极“走出去”以及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主导产品内分工关键环节。一是政策上给予扶持，鼓励优势的企业积极“走出去”，拓展在产品内分工中的参与程度。二是自主创新并结合目前的生产水平及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研发相应优势的产品，积极参与产品内分工，将生产工序进行合理分割，作为“发包方”适时进行“外包”，提升产品内分工的参与程度，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
第二，推进生产要素结构的优化。中国制造业以主动形式参与产品内分工，资本存量的增加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推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同时注重对劳动力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二者之间形成“互联”和“互补”的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第三，扩大规模经济效应。主动参与模式下规模的经济效应对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内的行业布局也越来越以工业园区的形式集聚，发挥规模的经济效应，不仅是要加强行业间的空间集聚，更应加强行业间上下游链条的关联性，进而提升整体协作能力，更大程度发挥行业规模带来的效应，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