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县域经济的使命与担当

    游祖勇

    绿色发展理念顺应经济发展规律、顺应社会民众期盼,深入民心,势必对未来发展产生长远深刻的影响。

    县级作为最具系统性、基础性、支撑性的基层政权单位,在国家绿色发展整体战略中处在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不仅因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基础地位和庞大规模,更由于其在绿色发展中所要破解的问题、作为的空间、具有的潜力和负有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推动绿色发展,必须着力县域层面。

    县域发展面临严重生态压力

    ——城镇化建设中生态负面清单。一些县域城镇化发展“三轮驱动”,同步推进大城关、小城镇和新村建设,对国土空间布局进行了改天换地,实现了山河重组,大规模的征地拆迁、移山填海、毁林断水,虽然城镇新村规模扩大了,但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环境被硬化,沿江造城既占用河道河滩、破坏水系,也使河床窄了、河岸硬了,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下降了。同时,高楼林立封闭了城市通风口,加重了城市温室和雾霾。

    ——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态负面清单。县域工业化不少地方走了“劳动密集型”“梯度转移型”的小路、“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和“牺牲环境换取眼前发展”的歪路,成片占用农地搞开发,大量引进一些低端企业,虽然解决了一些劳动就业,创造了一定规模GDP,但不少企业“小作坊大占地”“小产值大排污”“小效益大包袱”,让不少工业企业骑虎难下,产能过剩化解难,实现转型升级更难。

    ——资源开发的生态负面清单。不少县域大量占用海滩、湿地,搞围海造地开发建设,严重破坏了滨海自然生态;有的项目投资少、效益低,却大量占用国土资源,有的甚至只是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县镇村级竞相出让当地的矿产资源,有的急功近利低价出让,粗放无序开发,大量废弃矿渣随意堆放,覆盖植被,冲刷河流,造成一些黑河、红河、白河等有色河流;有的地方无序开发水能,一些小水电站无序布局,既影响流域生态,也影响了正常行洪。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负面清单。在一些地方大面积毁林栽果种茶,有的毁掉生态林种上了速生林,不仅造成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破坏土壤环境和水环境;一些地方在河湖中过密过度搞网箱养殖,在河岸周边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场,对河流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农业种植中过度使用农药化肥,造成对水质的面源污染等等。

    县域绿色发展重在责任落实

    ——落实指标。应当把绿色发展的主要指标列入县级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作为强约束、硬指标进行考核和审计。特别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大气环境质量、用水总量控制、主要流域和近海岸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饮用水安全保障、土壤环境质量、森林覆盖率和草源综合植被覆盖率、湿地面积、自然岸线保有率、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等,必须根据不同县域的实际情况,确定可考核、应执行、必问责的指标,纳入年度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和县级党政领导任期目标确保完成。

    ——执行制度。必须建立县域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规范、约束和保障。全面实施县域主体功能定位,落实“一县一规、多规合一”,围绕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大力推进确权登记,进一步明确各类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边界。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落实水资源“三条红线”管理制度。强化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制度,实施矿产开发准入管理。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大惩罚力度和执法力度。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将各类开发建设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底线之内。完善责任考核和追究制度,扩大绿色生态发展指标权重,增加考核的“硬杠杠”,强化指标约束。

    ——依法监督。绿色发展的立法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与此相比执法的力度却远远不够。县域层面虽有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但实行发挥不尽人意,必须强化国土、环保、经贸、林业、农业、海洋、水利等部门的监督职能,发挥纪检、检察、监察部门对行政监管失职渎职的责任追究,发挥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严格落实县党委、政府在绿色发展中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机制。

    县域经济呼唤绿色创新与担当

    ——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必须在县域强力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执行生态环境规划作为硬任务,对县域不同功能区产业项目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策,留足优化生活空间,保护扩大绿地、水域、湿地等生态空间。同时把环境生态规划执行纳入县级人大执法检查和依法监督的内容,坚持每年一检查,强化法律监督的强制性和有效性。要对耕地、生态绿地、海滩、河滩、湿地保护区实施定期不定期的巡察检查,对弄虚作假和违法占用行为以最严格的惩罚和追责。

    ——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绿色发展是县域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题中之义,但面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多措并举鼓励和扶持节能低排、高端智能的制造业发展,强力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出台鼓励政策,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动力,让绿色品牌和标识成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赢得发展制高点的必由之路。要依托金融系统助力绿色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创立绿色发展基金,打造绿色发展PPP工程包,以绿色金融支撑绿色产业发展。同时,坚持工业企业入园,持续推进工业园区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特别是要对存量企业和新增投资企业两头发力。

    绿色生态更是县域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追求和选择。必须从源头上和流通环节双管齐下加强监管,并实施更严格的处罚办法,使违规生产经营者付出足以不敢再违的代价。新阶段农业发展新目标就是让农业绿起来。绿色农业发展要求在投入品使用、产地环境保护、生产经营方式、市场营销体系方面进行深刻调整,既要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要让消费者乐意为绿色消费付费。实现农业绿色发展要以现代科技为支撑,开展面源污染监测治理,建立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坚持科学施肥、合理用药,并切实做到可监测、可追究、可持续。

    ——坚持城镇村三级发力,持续创建绿色生态家园。首先从城乡规划抓起,把营造绿色生态人居环境和生活空间摆上首位,让绿色真正成为城乡的“底色”。在县域森林覆盖率、城镇绿地率、建设项目容积率,以及城镇村土地成片整理和闲置非农用地公园化等方面,下功夫推进绿色生态行动。同时,在三线以下城市房地产开发过剩情况下,政策推动绿色生态房地产异军突起,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体育、保健、休闲、旅游地产,增加这些产业的绿色用地供应,并明确其作为生态功能的定位,赋予保护养护的责任。这方面,各地虽有探索,但总体力度还不大,实践覆盖面不广。另一方面,部门联动合力创造绿色生态家园的行动,在一些县域得到积极响应,“土十条”“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始得到积极实施。这两年还出现了区域联盟共同打造跨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板块,如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正在规划建设国家东部生态文明旅游区,覆盖4省19个设区市、123个区县,受益辖区生态空间及生态质量环境都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合理有效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必须突出规划引领作用,在探明矿产资源存储情况下,根据县域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和城乡发展规划,立足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编制矿产资源禁采区、限采区和可采区规划,由县人大审议通过,严格按规划组织实施,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对可采区和限采区的矿产开采,必须按规划编制项目可研和环评,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县,必须有项目不可行性研究和社会稳定评价,确保矿产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必须严格规范探矿权和采矿权拍卖转上,探索采用PPP模式,确保矿产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优最大化,确保采矿权招投标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积极采用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提升矿产资源开采的科学化、集约化水平。

    ——坚持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发展管理能力现代化。强化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弘扬和培育绿色生态文化,把保护绿色生态环境作为保障生命健康的首要任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运用税收、价格、财政补贴、绿色贷款、排放交易、生态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市场激活拉动绿色生产。积极倡导和鼓励绿色生态发展领域的科技创新、工艺变革、新材料应用,以及绿色发展、生态治理机制创新,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广泛的绿色生态创建氛围。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大数据时代为“互联网+”绿色生态提供了广阔平台,也为绿色生态行动和管理能力建设提供了技术和数据支撑,必须运用互联网深入洞察绿色生态行动“特征、影响、效果”,适时调整矫正行动中不适应自然生态规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