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电影的国学传统呈现与精神旨归

    郑官怡

    我国学者钱文忠先生在《我是演说家》第四季中，以“寻找遗失的传统”为题，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得失。他通过对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现代化历程的比较，得出“这些国家用牺牲环境来成就现代化，此时他们的传统文化仍然得到了完整的接续”的结论，而形容中国的现代化，则是“付出了传统文化的代价”，也就是我们的现代化是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在钱先生看来，“这种代价未免太大”。钱先生的这一思考的确振聋发聩，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承与接受程度。电影艺术是以画面呈现现实的艺术，“无论其选材是否直接与现实挂钩，其表现的终极情怀与思想，则脱不去现实的底色”。[1]就传统文化的断裂而言，我国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是异常尖锐的。对于这一层困境，我国的电影艺术始终没有放弃探索的步伐，接二连三地呈现出富于暗示意味的文化影片，从《墨攻》到《王勃之死》，再到《孔子》等等，无一不在反映着国学传统的断裂与回归，进而构成了21世纪文化电影的精神旨归。

    一、 国学传统断裂的呈现

    任何一部文化影片都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塑造既是对主人公形象的建立，又是通过形象建立来反映更加深刻的文化内容。这种模式，在文化电影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如前所言，近些年的文化影片，无不在探索着国学传统的回归问题，但毫无疑问，回归代表着曾经一度断裂过。所以在这一批文化影片中，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国学传统的断裂，换言之，即国学传统是如何渐行渐远的？它是因什么原因、以什么样的方式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些问题在影片中都有或明或暗的反映，体现在电影理论中，便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呈现方式。

    首先，文化电影往往通过旁白的形式呈现国学传统的断裂，这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在《孔子》中，旁白曾经直接引用了美籍华裔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中国文化史通释》中的一句话：“1905年的科举废止在中国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最清楚的界线。”[2]这一论断在电影中段引用起来，为观众带来了浓重的怀旧氛围，同时也暗示着《孔子》的拍摄正是出现在“中国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最清楚的界线”的时代，这是一个国学传统已经断裂许久的时代。旁白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将这种困境和盘托出。

    其次，文化电影还常常通过主人公的口吻来传递国学传统断裂的信息。例如久负盛名的《墨攻》，虽然将故事发生时代定义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其却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影射着现代。而其最主要的方式，便是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来折射当今的困境。影片中的墨者革离初见梁王，便说：“墨家在现在恐怕是无人问津了，梁国急于囤积粮草，哪里还顾得上墨家的智慧！”说的看似是战国时代的梁国忽视墨家，但实际上针对的却是当前的学术氛围。的确，墨家智慧的确已被现代社会忽视已久，这只是革离对白的表层含义。就其深层含义而言，“墨家的智慧”是传统国学的代表，所以他的深意是言明了当前社会对于整个国学传统已经忽视很久了。

    第三，文化电影还通过故事情节的进行，对国学传统的断裂进行暗示，这与以上两种直接的呈现方式不同。实际上，这种方式是更加耐人寻味的。例如《王勃之死》讲述初唐诗人王勃自幼才华横溢，震荡士林，却于15岁时因创作《檄英王鸡》而遭到唐朝廷的嫉恨，加以封杀，因唐朝廷认为此文有挑拨宗室矛盾的嫌疑。王勃当然感到无处诉苦，因为那只是一篇游戏文章，没想到竟遭致结束政治生命的后果。狱卒在收押王勃后，一边磨刀，一边唱道：“可怜他，满腹的经纶甲天下，怎奈我这大刀铡！”这一情节看似讲述的是诗人王勃的经历，而实际上折射的则是当代传统文化失落的现象。尤其是新时期以前，学者与文人的境遇一度较为紧张，这与影片中王勃呈现出来的社会环境是较为吻合的。在这一情节设置中，暗示意味相当明显，尤其是狱卒所唱俚曲虽是针对王勃而发，实则暗示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和法纪动荡年代的不幸遭遇。这是国学传统断裂的根本原因，也是对这一残酷现实的隐晦表达。后因天下大赦，王勃得免死刑，被放逐长安，镜头给到了暮色笼罩下的长安城，不免增加了权力对于文化施加的戾气。

    以上3种呈现方式，较为普遍地存在于文化影片对于传统断裂的反映上。这些方式或直接、或间接，但都将国学传统艰难的生存状态加以表露，进而成为电影艺术对文化景况的真实书写，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在文化影片中，肩负文化使命的主人翁通常有着较为坎坷的命运，无论是《孔子》中的孔丘及其门人，还是《墨攻》中的革离和《王勃之死》中的王勃，都是不受当时社会认可的人物，这已经暗示出了“斯文在身”的知识分子并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则传统国学的断裂已尽在不言中。这种高超的暗示作用，为文化影片的深厚底蕴埋下了伏笔，同时也成为构成其耐人寻味的特征的最主要原因。以往分析文化影片内涵的论著，大多着眼于对其艺术手段和思想的挖掘，对其暗示作用却鲜有涉及。实际上，一部文化影片，最重要的内涵往往并不明白说出，而是通过精心的情节安排和精炼的富于暗示意味的对白或旁白加以体现，这才是文化影片的深度所在。

    二、 国学传统回归的呼吁

    更加可贵的是，文化影片并不僅仅呈现出传统文化断裂的原因与实情，还对文化的复兴做出了别具匠心的憧憬与设计，这是我国文化影片既吸取过去的教训、又不沉溺于过去的精神所在，同时也体现了导演和编剧对于文化复兴的信心。一言以蔽之，这种信心体现为对于国学传统回归的不懈呼吁，这直接构成了21世纪文化电影的精神旨归。对于国学传统断裂的回顾，属于过去的范畴；对于国学传统回归的希冀，则隶属于对未来的期待。电影艺术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将不同时空的文化信息整合起来，共同表述了作品对过去的总结和对将来的期许。当然，呼吁国学传统的回归是文化影片普遍的精神旨归，但在表达过程中，却又存在着不同的方式，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方式，才构成了文化影片的斑斓多姿。

    以《孔子》为例，影片对于国学传统回归的呼吁并没有直白道出，而是通过一系列发生于孔子及其弟子之间的事情，传达出国学传统的优越之处。例如，孔子对于颜回做完好事之后不接受礼物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若是做完好事后一味推脱奖励，将会是全社会的人都不再愿意做好事了。从中可见传统文化也并非呆板的仁义礼智信，而是充满着变动的弹性，这无疑是对国学传统的准确表述，同时也是对国学传统的充分表彰。但在这种表彰背后，暗含的却是影片对于这一传统回归的呼吁，原因很明显，这一套文化传统既然如此合理优越，又遗失多时，当务之急当然是呼吁其回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以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为目标的。”在这一认识层面上，《孔子》准确领会了其主旨，并在作品中加以循循善诱，使观众领略了国学传统的“光辉灿烂”，毫无疑问，这是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载体。

    在《墨攻》中，对于国学传统回归的呼唤则表现为另外一种方式，即直白地宣扬。故事的背景是魏国遭受齐国的攻击，城池已经快要崩溃，此时从鲁地请来墨者革离来缓解这一危机。革离到达魏国后，首先批评梁王（因魏国见都于大梁，故称魏王为梁王）忽视墨家学说已经很久，所以导致了当前的危机难以化解。梁王当面向革离请罪，并询问其具体的解决方案。革离直言：“利用墨家的守城技术，再结合墨者的道义操守，则国之危亡，转瞬便可安定。”前文已经对《墨攻》中“墨家学说”的内涵加以讨论，证实了影片中的墨家实际上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所以此处革离为墨家代言，实际上正是导演为国学传统代言。这样一来，革离对于墨家技术的褒奖之词，可以视为影片对于丧失已久的国学传统回归的期待。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下，文学修辞的隐喻传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所谓隐喻，指的是在本体和喻体都没有被说话者点明的情况下，根据其内在相似性来建立联系。在《墨攻》中，之所以将墨家学说认定为传统文化的代言者，实际上是基于影片中的墨家学说的处境与当前传统文化的处境极其类似，这种类似表现在它们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学说，但在说话的语境中，已经沦为束之高阁的产物，使人们敬而远之。这种内在相似性，使我们在二者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王勃之死》中，对于国学传统回归的呼吁又与《孔子》和《墨攻》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影片将国学传统的回归寄希望于当政者的支持与理解。当王勃身处死牢之时，他的好友杜镜探视监牢，拿出一卷白纸，交由王勃写诉冤状，但王勃拒绝了，其理由是当时的皇帝不喜欢文辞之徒。而杜镜劝解他“大唐需要你的词章”之时，王勃却说：“你错了，不是大唐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大唐。”在这一经典桥段中，王勃对自己的定位相当清晰，同时深刻地意识到执政者对于文化传统的主宰性。在一个执政者不在意文化的时代，任由其产生多么巨大的文学巨星，也不可能将文化发展推进到更高的层次。所以在《王勃之死》中，影片第一次意识到了文化传统的回归不仅需要借助文人的努力，还需援引执政者的理解与支持。在这部影片中，文化复兴首次与执政阶层联系起来，其用心相当深刻。

    结语

    本文所选取的3部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影片，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呈现了國学传统断裂的事实，同时也展现了对国学传统回归的期望。虽然采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其宗旨却息息相通，毫无疑问，这些影片所代表的精神旨归是殊途同归的。在这些影片中，不仅看到了导演编剧对国学传统恢复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可以了解一国传统文化的回归需要借助哪些方面的努力，这都是这些文化影片带来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列尔·席乐科.影视艺术的现实：隐藏的事实与光鲜的画面[M]//刘克志.20世纪影视批评理论选.香港：东方红书社， 2013：28-31.

    [2]（美）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