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49年山西影院建设及影片放映宣传策略研究
民国历史上号称“模范省”的山西，早期的艺术形式除地方戏以外，其他艺术鲜有发展，自电影传入山西后，其在影院放映中与本地文化语境结合，展开了山西电影的地方性实践，使电影参与推动独特审美感受与观影趣味的生成，同时在新的公共空间和地方社群中实现了文化和商业的双重价值，从1926年山西第一所电影院的建立，到1949年多家影院的发展，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的主要场所，将早期电影放映信息与刊登广告相结合进行电影放映宣传，通过视觉传达设计调整广告的版面设计、文字技巧，将电影放映的消息广而告之，电影院与广告宣传相结合，不仅能传递信息招揽观众，实现商业目的，也达到满足观众精神享受的人文价值，同时其早期的广告宣传策略对当下电影的放映宣传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20世纪20年代影院建立：短讯与纯文字的初步尝试
中国电影较之世界电影的诞生晚了十年，它经历起初的萌芽时期，发展缓慢，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无声电影积累经验、熟悉艺术规律的尝试与探索时期，而电影传入中国的目的是获得利益，由此一大批外国商人纷纷建立电影院，如虹口大戏院、东京活动影戏院等来进行影片放映活动，并通过宣传影片放映信息招徕观众获得商业利益。电影本身是一种传播行为，电影宣传也是进行群体传播的过程，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认为，所谓宣传，是运用语言、符号等种种表意工具，以控制和影响大多数人的思想和感觉，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企图，中国早期将电影放映进行广告宣传开始于上海，“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放映了‘西洋影戏，当年8月10日《申报》刊载了如下预告性质的广告：‘徐园初三夜仍设文虎侯教，西洋影戏客串戏法，定造新样奇巧电光焰火。”[1]以此来招徕观众实现盈利的目的，广而告之不仅成为了当时进行电影放映宣传的手段，也有效地记录了我国早期影戏的放映痕迹。
根据《山西概况》记载：“从一九二六年太原设立并州电影院放映无声电影起，到一九四九年底，全省仅太原有四座破烂不堪的电影院，连同解放初组织的三个流动放映队，全省只有七个放映单位，平均每一百八十三万人中才有一个，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有看过电影。”[2]这就决定了早期山西的电影无论是在放映上还是宣传上都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的阶段。1919年电影才传入山西的省会太原，6月14日，意大利人在太原基督教太原青年会放映了《瑞典国的图景》《美术家之怪梦》《打猎者的误会》等三部外国纪录短片，这就是山西最早的电影放映活动，太原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1909年至1910年前后出现，位于青年会北街，游客和学生居多，青年会是山西最早出现的电影放映组织，尽管它只是为了吸引民众入教才进行的影片放映活动，但是免费的放映活动不仅成功地吸引了周围学生的观看，而且还使得电影慢慢被接受并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娱乐形式，因此山西早期的电影放映场所——电影院应运而生。在1926年6月，陈时行创办了山西省第一座有固定场所和座位、放映无声电影的营业性质的并州电影院，在省会太原作为电影放映的场所进行电影放映。文瀛电影院的创建时间大致在1929年7月，位于早期太原娱乐休闲聚集地文瀛公园海子边，其最早的电影广告出现在1929年7月4日，广告宣传放映上海大中华百合公司的佳片《桃李争春》（王元龙，1927）及同时上演的太原环球幻术团八大本。1929年建立的山西大戏院以及中华大戏院的多数放映活动大多都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早期山西的电影院作为重要的放映场所，进行电影放映广告宣传的目的是影院为自己放映的影片招徕观众，实现商业价值获得利润，而当时充当大众传播媒介，如雨后春笋遍及各个地方的报刊业，凭借其价格低廉、流动性大的优势与电影事业相结合，不仅成为了电影放映宣传的有利传播媒介，诱导消费，还有效地兼顾了电影放映的商业效益和人文价值。
电影从1919年传入太原，到1926年第一座电影放映场所并州电影院的建立，这一时期电影放映的广告宣传处于尝试阶段，多数是以短讯和纯文字的方式进行宣传，言简意赅，突出影片的来源、名称、地点、时间，以告知性广告为主，读者通过密密麻麻的文字来阅读放映信息。电影传入太原后，1919年5月17日，《山西日报》出现了以短讯的形式介绍当日放映信息的电影广告：“《青年会今日演放之电影》（健乙）：太原青年会于今日晚照常开演上海邮来之最新电影，其名称列下：（一）瑞典国之湖景;（二）美术家之怪梦;（三）打猎者之误会两段。”这是太原也是山西最早的电影放映宣传广告的雏形。同年11月22日第二版：“《青年会本日演放之电影项目》：青年会于今晚又继续演放。电影其项如下：（一）逃难女;（二）伪侦探;（三）双关笑林;（四）五花八门;（五）伯爵败。”仍然是短讯形式，纯叙述性文字，广告宣传意识淡薄。之后文瀛电影院在1929年7月4日的《山西日报》上刊登了电影《桃李争春》放映的广告，相较之前，广告有版型设计的意识，广告用文字摆成了房子的样式，“太原寰球幻术圈文瀛电影院”是房子的屋顶，放映的影片在房子内，宣传语“名胜恋爱，艳情佳片”分列两边做房子的支柱，之后放映了《小英雄劈山救母》（顾无为，1928）、《空山贤媳》（程步高，1926）、《借债割肉》（裘芑香，1927）、《水浒传》《狄青大闹万花楼》（任彭年，1928），但是文瀛电影院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电影放映场所，它还放映“幻术”，因此可以看出，早期观看电影还不是当时民众主要的娱乐形式，1928年11月6日，《山西日报》上刊登的青年电影院《笑片大会》的广告上出现了卓别林的画像，并详细介绍了影片的来源、简介、名称、放映时间、地点、主演、加演影片等信息，算是山西早期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电影广告，但还是以纯文字形式进行放映宣传，没有形象的视觉传达效果。直到1929年，《复兴日报》刊登了一副十个大字的广告“山西大戏院快要开幕了”，山西大戏院建成，标志着山西经常性电影放映活动的开始。同年刊登了10月8日即将开幕首次放映影片《祖母的愛孙》，详细介绍了放映地点、价目、时间、演员等，本院特别启事为影片吸引顾客，虽以纯文字形式宣传为主，但是出现了有分割意义的线条，放映影片、演员有所突出。随着西方好莱坞影片的引进，在艺术价值上，外国影片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喜爱，在经济效益上，带来了更为完善的商业运作机制，但同时也加剧了电影市场的竞争，本土影院为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加大了电影广告的宣传，由此拉开了电影放映与广告宣传紧密结合的序幕。
二、20世纪30年代影院兴起：图文并茂的宣传日益娴熟
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局势发生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激起了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将电影创作转向关注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作品，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人和高质量的影片，《神女》（吴永刚，1934）、《压岁钱》（张石川，1937）、《十字街头》（沈西苓，1937）等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涌现，《姊妹花》（郑正秋，1934）、《渔光曲》（蔡楚生，1934）等影片在山西多天连续放映而不衰。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战争、军事等爱国题材为主的电影成为太原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想阵地，电影广告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山西电影放映发展较快，放映了许多优秀的国产影片，上映的影片也都曾在报纸上登过广告。
这一时期，山西大戏院仍然作为重要的放映场所进行着电影的放映和广告宣传，直到1935年5月27日，《太原日报》刊登广告：“山西大戏院首次映出有声电影《新婚的前夜》（但杜宇，1935）预告：华艺公司最新出品巨片，国产声片，权威之作，最新声机、光明音亮，导演：巧妙高超，对白：流利清晰，摄影：柔美平熙，歌唱：绕梁裂帛”，[3]由此可知这时山西大戏院装备有声影机，首映有声电影《新婚的前夜》开始了有声片的放映;同时1929年建成的中华大戏院，在1934年1月1日刊登了第一条电影广告，放映明星公司的最新出品《旧恨新愁》（李萍倩，1932），并加演了《刘芝兰》，之后1935年发布了一则广告：“中华大戏院有声影机已安装齐备，于今日开映《桃李劫》（应云卫，1934）”，开始放映有声片;位于新南门街，即首义门街附近的光明电影院，1935年3月4日在《山西日报》上第一次刊登了国产武侠电影《雌雄剑》（王元龙，1931）的广告，影片由快活林影业公司出品，张美玉、王元龙和钱似莺主演，口碑极好，当天影院优待顾客，特别供献前后集《雌雄剑》，这一时期主要以山西大戏院、中华大戏院、光明电影院作为主要的电影放映场所，同时进行电影放映的广告宣传，另外，1934年应县田宝购买以汽灯作光源的手播电影放映机，进行了营业性演出，大同市还建立了大观电影院、兰同电影院，在1935年进行了电影放映，兰同电影院还放映过《大闹饭店》《世界惟一奇怪人》《人寿保险奇片》《爱尔妻巨片》《炭画笑片》等影片。
美国广告评论家帕克德在《隐藏的说服者》中写道：“我们中有许多人在日常生活方式上，正不知不觉地受广告的影响，并受它巧妙的操纵和控制”，[4]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广告基本上承袭了之前的广告形制，但在广告内容与设计上较之前不断地丰富和更加别具新意，在版面设计上，不只是采用加粗加黑这种简单的字体变形，而是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来进行宣传，设计图画、文字进行图案化的设计变形，在增加了美感的同时，还更加有效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而在文字广告的设计宣传上，不再单纯进行告知性的文字描述，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广告宣传噱头的使用，主要宣传著名的演员、导演以及影片公司，采用幽默诙谐或押韵华美的广告词，图文并茂的宣传方式成为常态。这一时期，相较于之前单一的版面设计，更加注重视觉传达的效果，有的广告还配有生动的图画。如1930年1月27日，山西大戏院刊载了《白云塔》（张石川、郑正秋，1928）的电影广告，主演“阮玲玉”和“胡蝶”使用了同样的小方形框来进行凸显强调，将片名“白云塔”放进长方形画框，“白云塔”字体加黑加粗，背景为白色，从而更好地吸引观众注意力，抓人眼球，实现了电影放映的宣传。青年电影院放映《无胆英雄》的电影广告，首先将其明星的名字放在中间，用三角形围在一起，放大字体，使观众注意到明星的卖点，而且片名“无胆英雄”设计呈现出黑色背景，字体为白色，黑白颜色对比更显示出了放大的片名，给“无胆英雄”最大的展现空间，片名下方选择用较大的黑色圆点装饰，增加设计线条的多样性也吸引了观众注意，尽管是处在广告宣传的探索阶段，但是在纯文字叙述上也有了变化，不再是单纯介绍影片的放映信息，而是加入了对影片内容的详细介绍，对演员进行介绍来吸引观众，开始有意识的商业宣传。1934年5月10日，《太原日报》第五版刊登了中华大戏院放映电影《风》（1928）的广告，影片是联华影业公司“建设国片时期大贡献震撼中国影坛突破一切记录的巨构”，“气势：如风卷残云不可一世！情绪：如风扫落叶哀感凄凉！描叱燕嗔鸾旖旎的艳事，写恣意行乐浪漫的风光……”广告语中多用到“风”字，设计者将“风”字以加大加粗黑色字体呈现，而“风”字本身的线条设计有一种柔软流動之感，在“风”字的呈现上也能使人感到一种气势，而且占据版面的大部分空间，抓人眼球。1936年3月21日，《山西日报》刊登了山西大戏院放映五彩炭画《米老鼠》的电影广告，广告中最夺人眼球的就是两只米老鼠的插画，两只一黑一白的米老鼠站在花瓶上的玩耍场景，两个生动活泼的形象，配上写在黑色花瓶上的白色字体“米凯鼠，五彩滑稽，炭画大集会”的设计，以及旁边放大的“吃火大王王植森”的噱头卖点，设计醒目，图画生动，文字动人，图文并茂的结合方式成为了电影放映广告宣传的常用手段。
另外，与之前的告知性文字广告相比，这一时期的宣传以商业广告为主，主要依靠内容的夸大噱头，以及明星人员或公司为宣传卖点，加以艺术化的文字表达，有效地促进了电影放映消息的宣传。如1932年5月25日，刊登了国外影片《乖妮子》（金维都）的广告：“米高梅厂，特别滑稽，万出诙谐，意外雅座，笑倒纽约，舞台名剧，精心改编，有声巨片，是导演名家金维都所导演，是玛琳黛维丝最得意笑片”，[5]通过对名导演、名演员的噱头介绍来吸引观众;1934年中华大戏院的一幅报纸广告“明星公司珍贵出品，全部五彩配音有音有声，一部绝妙温馨香艳国产佳片，胡蝶主演有绝技”，从广告上可以看出，在宣传方面是颇花心思的，“国产佳片”有一定夸大其词在其中，“香艳”二字的运用满足男性视觉快感的期待视野，运用明星胡蝶及明星公司的噱头;1935年3月4日，在《山西日报》上同时刊登了山西大戏院、中华大戏院、光明大戏院的电影广告，山西大戏院放映影片《桃花运》的广告，“今天开演，轰动世界滑稽伟大名片，贾波林精心杰作，惊险热闹，滑稽有趣，加演最新笑片四本，下期预告，注意演期，爱克斯光，是国产最新杰作，创影界的新纪元，辟人世的桃源径……”;中华大戏院放映影片《蛇蝎美人》（杨小仲，1935）广告，“联华公司，最新颖、最时髦、最奇妙、最摩登突出一切。想入非非。描写逼真。真理巨片妙·妙·妙妙不可言，奇·奇·奇奇的出奇。主演陈燕燕她整个牺牲，客串张翼、梁赛珍演得热情奔放，出神入化，看得眼光缭乱，心神不定……”;光明电影院放映影片《雌雄剑》（王元龙，1931）的广告，“今天日夜开演，快活林影业公司，国产武侠佳片，观众注意，观众极口赞好，口碑到处宣传，已看百观不厌，未看捷足应先，本院优待顾客特别供献前后集《雌雄剑》，全部十八本一次演完，时间提前，票价照常，合演张美玉、王元龙、钱似莺……”，[6]从这三个广告中，可以明显看出是商业性广告的宣传，信息较为完整，它有明确的广告语来宣传电影，把明星及公司当作噱头进行宣传，“贾波林精心杰作”、“联华公司，主演陈燕燕整个牺牲”、“快活林影业公司，合演张美玉、王元龙、钱似莺”在广告中进行不遗余力地宣传，口号式的广告词大量使用：“国产最新杰作，创影界的新纪元，辟人世的桃源径”、“真理巨片妙·妙·妙妙不可言，奇·奇·奇奇的出奇”，广告词不仅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还生动有趣，在光明电影院的广告宣传中还运用观众口碑做宣传，从观众学角度出发，在当时来说可谓极富创意。10月29日，山西大戏院的电影《啼笑因缘》（张石川，1932）广告中，明确列出：领衔胡蝶，合演夏佩珍、郑小秋、严月娴。还将胡蝶化装贵妃跳舞和草袍跳舞作为一个观影看点。广告的精髓在于引人入胜，产生怦然心动之感。电影广告的内容走过了早期简单的模式，不再是单纯的告知性文字叙述，而是越发详尽，有突出的宣传重点，形式上，在线条基础上进行图画描述，图文并茂的宣传模式成为常态，不断精益求精，最大限度发挥了电影广告宣传的商业价值和人文价值。
三、20世纪40年代影院发展：文字与空白设计的简化运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社会各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国内社会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于电影来说，战争使得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繁荣的景象出现停滞，制作的影片质量低下，良莠不齐，从抗日战争爆发到解放战争这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电影才又开始出现新的局面，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创造出一批优秀的影片，而山西电影业在经历波折后，在20世纪40年代也有了新的进一步发展，电影院开始恢复工作进行放映，此时的电影放映宣视追求简明扼要，简繁并存，采用文字与空白设计的合理构图，来进行影院电影放映的广告宣传工作。
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放映场所，除了太原基督教青年会在20世纪40年代后改名的青年电影院;将山西大戏院废墟经数月修建竣工后，于1947年6月6日正式开幕更名建成的复兴大戏院;1929年建成后更名为实验剧院的中华大戏院继续放映影片之外，1945年1月，紧临海子边的平安电影院建立;位于首义门街五十五号，1945年3月24日正式开幕的东方电影院;前身是维新舞台，遇到排戏或者停演的时候，夜场才放映電影的民众歌剧第一院;1946年10月5日开幕，位于新开路、新大马路，南肖墙附近的新开电影院;位于海子边十七号，1946年12月前后开幕的光明影剧院;1947年1月1日开幕营业的青年俱乐部影剧院等都是20世纪40年代主要的电影放映场所。除了太原的电影院之外，距离太原较近的市辖区榆次，还在报纸刊登了一则榆次同蒲影院的电影《摇钱树》（谭友六，1937）的广告，为同蒲影院放映影片进行宣传。
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图文并茂的放映宣传方式，这一时期的宣传多以文字和空白设计为主，这种“空白在设计构图上独具一格，这种构图上的‘少，却是效果上的‘多”，类似于绘画上的“留白”的运用，颇能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空间的合理运用给人一种简洁、直观的感受，能够使人产生兴趣。在文字运用上，与之前商业性广告相比，文字比较简洁，尤其是预告类的广告，没有了之前的夸张的语言噱头，大多直接出现影片名称，演员也是简单介绍，如1946年实验剧院：“下期预告：《气壮山河》（何非光，1944）、《日本间谍》（袁丛美，1943）、《夜半歌声》（马徐维邦，1937）”，民众电影第二院：“下期放演：《费贞娥刺虎》（李萍倩，1939），主演：陈云裳。”注重电影的社会价值，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发布商业广告词，如1945年，东方电影院刊登放映《混江龙李俊》（王元龙，1945）的广告：“纪念今日复兴节，欢迎市民免费入场”，1947年光明影剧院放映《再会吧上海》（郑基铎，1934）的广告;“曲翼闻绛垣救灾后援会救灾特演”，与以往的大量夸张甚至虚假的噱头广告相比，虽然这时候的广告带有宣传性质，但相应地比以往更注重电影的社会价值。
这一时期的电影广告在版型设计上以空白简单为主，一方面由于战争的影响，导致山西经济混乱，有些电影院甚至入不敷出，经济亏损严重，使得电影院在发布广告上更加考虑费用，另一方面，简洁明了的设计使得电影放映信息更加醒目明晰。1947年，复兴大戏院为宣传新片《夜半歌声》放映，刊登广告，但宣传广告只占版面三分之一，与另一则广告用曲线隔开，10月23日，实验、复胜、新开、青年等多家电影院的广告相互连接，同时呈现在一个版面，而且占据的空间较小，用曲线圈成一个整体的专门的电影广告宣传版面，只是用了直线和曲线简单划分影院名称、广告内容和放映时间票价，用三角形做符号重点标注影院地址，呈现在版面上的是除去必要信息后的空白，由此看出20世纪40年代电影放映的广告宣传将文字与设计简化运用，广告宣传追求简化之感。
四、地方性的实践：山西影院建设与影片宣传之光影流转三十载
山西电影是中国电影百年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区域电影甚至全国电影文化发展状况的坐标系，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借用肯尼思·伯克的话说：“故事是人生的设备”[7]，电影作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体之一，我们同样可以说“电影是生活的设备”，自中国电影在20世纪初出现，它不仅实现了“为人生而艺术”的追求，还有效地发挥了其作为商品的经济价值，从此电影这个银色的梦扎根到中国的土壤里，调剂丰盈着民众的生活。
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卖票行为为电影的功能下了定义：电影是能用来赚钱的。电影传入中国，从最初的依附于戏院、茶园到独立的电影放映场所影院的建立，专营电影放映业务的现代影院开始出现，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西方资本的裹挟下，中国影院建设初现一种畸形的繁荣。1919年电影传入太原，早期山西电影事业发展缓慢，但影院建设和影片放映有所发展，1926年山西第一所电影院建立，之后建立文瀛电影院、青年电影院等，这一时期电影放映是以“寄人篱下”的方式作为附属性节目穿插于戏曲、焰火、魔术等其他演出活动当中，比如文瀛电影院还放映幻术;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加深，用电影反映爱国热情成为电影人和民众对于影院建设的共同诉求，电影院注重社会责任，影院建设进入一个黄金时期，此时山西的光明电影院、大观电影院等相继建立，部分影院为了赈灾、援军等特定需要，义务放映影片或者筹集善款，如山西大戏院就因阳曲县水灾举行赈灾募捐大会，特请来须生马最良夜场演出义务戏;20世纪40年代，社会局势动荡，国民党的干涉使得电影放映进入了短暂无序的竞争阶段，而阎锡山为了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对山西的影院和戏院等公共场所特别加强戒备，使得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新开电影院、光明影剧院等迫不得已进入短暂的电影放映阶段。作为区域电影史，除1935年成立的西北影业公司拍摄的几部影片外，山西电影事业鲜有发展，相较电影的放映宣传有所发展，省内的影院建设主要还是以太原为中心，榆次、大同等地区也有相应的放映场所，整体来说，虽然影院的数量相较发达城市较少，但早期影院建设无疑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西电影事业提供了实践经验。
早期电影广告的创意和文字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性特征，图文并茂、制造噱头成为电影广告文案的首选。电影院为短时间内获得最大利益，便将影片的放映消息刊登在报纸上进行广告宣传。20世纪20年代山西第一所影院建立，初步尝试短讯和纯文字结合的形式进行宣传，文字介绍成为广告宣传的重点，例如青年电影院《笑片大会》的广告详细介绍了影片的名称、地点、主演等消息，电影广告以其积极的影片介绍，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20世纪30年代，多家影院并存放映，电影广告发展繁荣，图文并茂，利用文字噱头、图画设计来吸引观众，最为突出的是以当红女明星为噱头的宣传，例如中华大戏院的广告“一部绝妙温馨香艳国产佳片，胡蝶主演有绝技”，中华大戏院放映影片《蛇蝎美人》广告中带有暗示性的“陈燕燕整个牺牲”，电影广告中的香艳描述，迎合了以男性观众为对象的欲望消费需求。20世纪40年代，优秀的艺术家们创造出了具有较高精神境界的影片，电影广告文字紧跟时代步伐，捕捉观众心理，在完成电影广告宣传放映信息和观影介绍指南的同时，借电影广告向观众传递了爱国情怀的理念，此时山西的电影院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继续发展，受经济影响，以文字和空白设计为主，电影广告版面减小，例如复兴大戏院《夜半歌声》的宣傳广告只占版面三分之一，追求简化式设计，简单进行文字排版，突出重要信息即可。因此，1919-1949年山西影院文化这三十年的发展中，形象地勾勒了影院建设及影片放映广告宣传的轮廓，其发展在影院获得商业利益，民众得到精神享受的同时，也为山西以后的电影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记述：“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纪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繁密美满，而广告亦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8]电影院作为能扩展见闻、辅助教育的空间视域下的消遣性媒介，不仅让其传播的影视文本得到广泛的关注，还淡化了本身的媒介作用，山西早期的影院建设不断发展，电影院借助报纸进行电影放映的广告宣传，既有效地实现了其商业价值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电影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作为中国电影史之一隅，早期山西电影三十年的影院建设与影片宣传不仅为书写山西电影史提供参照系，对中国区域电影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徐文明.中国早期电影广告文化史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8.
[2]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山西概况[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85.
[3]马瑶.山西电影宣传发展及特征分析——以太原报纸宣传为例[ J ].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4（7）：1.
[4]吴建.广告传播教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10.
[5][6]周凡.民国太原报刊电影广告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8：16-20.
[7][美]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著;周铁东译.故事 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1.
[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208.
【作者简介】 ?郑华雯，女，山东潍坊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