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

    张璐

    摘要: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文化和学术的深入思考而提出了“文化自觉”思想。他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来诠释“文化自觉”的历程,并提醒我们不仅需要在文化上保持自主性,也需要在学术上保持一种自觉性。因此,我们要不断思考和交流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与学术成果,在追求“文化自觉”的同时培育“学术自觉”意识,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挖掘学术思考的新视角。

    关键词:文化自觉;学术自觉

    一、“文化自觉”的思想背景

    “文化自觉”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闭幕发言中提出的,其思想来源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一直与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密切相关,费孝通先生视通中西,见微知著,较早地提出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对话的问题,这为“文化自觉”概念的形成积蓄了力量。“文化自觉”概念的形成既源于费孝通个人的文化与学术思考,也植根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一)“文化自觉”的微观思考

    二十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重新开始了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力求以“从实求知”的态度认识自己的乡土文化,试图推陈出新。“文化自觉”思想是费孝通先生在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研究中萌发的,这也体现了他坚持深入实际、从事田野调查的“从实求知”的学术作风。费孝通先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末考察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时,发现近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减少,致使这个长期生存在森林中以狩猎和饲鹿为生的民族难以存续;90年代末他考察的黑龙江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也存在同样严峻的现状。因此,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在社会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他们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他认为,要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以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1]

    (二)“文化自觉”的宏观背景

    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碰撞,激进派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须接受西方的制度和思想,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很多学者追捧民主与科学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思想,如陈序经、胡适等。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派认为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无论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试图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敌人。[2]

    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能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可以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以增强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必须充分把握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辩证关系,正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说在承认“不同”,即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实现文化相互会通与融合。

    当前,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了各国间的政治互信,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对文化“软实力”的需求也在增加,或者说,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成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烈需求,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推动因素。

    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自然环境恶化、各国传统文化衰落等问题也相伴而生。自然界也在不断地报复人类,日本9.0级大地震、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事件、美国的飓风、艾奥瓦洪灾等都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挖掘和思考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与人、天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这种平等待人、取人之长、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气度和精神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为这种精神本身,从和合观点上看,就是全球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是构成全球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那么,文化自觉作为一种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理念正表达了当前知识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和合理念。

    二、“文化自觉”的核心内涵

    1997年3月,费孝通先生出席第五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对“文化自觉”进行解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历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这是他在80岁寿辰聚会上提出的,是对“文化自觉”的精炼诠释。

    (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提倡在不同民族文化间既要知己之长,也要晓他人所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以健康和豁达的心胸平等对待自己和他人,共同面对新世纪全球化对人类提出的巨大挑战。[3]这就是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精粹,从根本上说不存在优劣美丑之分。“各美其美”是不同的文化文明,都要各自尊重、珍爱自己文化文明中的优秀、精华之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自我膨胀。[5]因此,我们必须对本民族文化在众文化中做出清晰定位,即首先要了解并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因为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民族文化维系着社会生活、社会稳定,是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根基。“美人之美”是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秉持各民族文化平等的原则,承认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在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理解文化价值的差异性,并且能够了解、吸取借鉴其他文化文明的精华之处,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拒之门外。然而,我国近代以来,在面对纷杂的世界各民族文化时,很多人不能适度有效地把握文化互补的原则,亦或夜郎自大、自命清高,主张尊孔复古;亦或自惭形秽、自暴自弃,主张西化。因此,“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也暗含着“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思想,即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的不同之处发现“美”的地方,这样才能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入微的认知和欣赏,而不只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标或某一个人、团体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间相互容纳的和合理念,从而产生凝聚力,达到国家间或民族间的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发展状况。

    (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对人类文化发展前景的期待,就是说希望不同文化在清楚彼此差别的基础上(即“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彼此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互利互助,从而使不同文化间彼此认同,并最终实现“天下大同”这一世界性认同。费孝通先生用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美的“美”字来形容各民族文化,显然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之意。从其所言中可以窥见,费孝通先生企盼各民族文化之间能达到一种“美与美”的融合,最终实现世界各民族的精粹文化融为一体的发展前景。

    实现文化的“天下大同”,根本上是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为了壮大本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真正符合时代需要的先进文化,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的开放,以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从世界各民族的精粹文化中吸取养分,来更新和改革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其突出性质是新与旧的混合,传统与现代观念的重叠。因此,如何在这个“过渡时期”吸收“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推动我国的现代化,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需要我们首先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这样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4]可见,费孝通先生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上,对文化的共荣发展做出的一个总览性的全局思考,是对文化的世界延伸性、拓展性的期盼,其文化的“天下大同”思想对于当今时代的发展可谓是雨露甘霖。

    (三)关于文化自觉的相关讨论

    二十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后,许多学者纷纷追随费孝通先生的足迹,继续深入探讨“文化自觉”思想。

    中国社会学研究要坚持文化自主性,而这种文化自主性也符合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主张。社会学的文化自觉需要学者们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坚持文化自觉,将社会学研究从单纯追求实用性转向实用性和人文性相结合。在全球化时代,要时刻保持文化自觉的动态性变化发展,全面了解和掌握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信息,在相互学习中克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最终实现和谐的文化世界。[3]另外,文化自觉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存在四重关系:其一,文化自觉通过知识分子的作用促进社会发展;其二,文化自觉与大学功能统一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其三,从“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反映了中国学人放眼世界的整体趋势;其四,从文化自觉引申到现实中的道德自觉,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培养深刻的文化认同感。[6]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应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使文化自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成为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文化自觉”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要做到理性地把握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以及文化的继承性与超越性、创新性的辩证统一。[7]

    三、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

    二十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学术自觉”的观点,要求学者们对于中国人文学术和西方人文学术进行比较,了解他们各自的特点和长短,以西方学术之长济中国学术之短,将中学与西学的优点加以融合,为中国人文学术开拓道路。费孝通先生在《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一文中提出,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

    (一)从“文化自觉”到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费孝通先生一生坚持“从实求知”的实践学风,其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强调“文化自主”,即主张不同文化之间要“和而不同”,这也与其在学术研究上秉持“学术自觉”的思想相契合。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使用它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今天的社会学具有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并且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8]社会学是研究人的精神世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社会学研究中开辟一个真正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探讨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

    文化自觉的思想不仅可以应用于当今我们对待、处理本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化间关系上,而且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的深刻延展也值得我们关注。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时针对自己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自我讨论或称“自我对话”来重新的认识自我,以便能更好地认识学术、认识文化。可见,费孝通先生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后来的学者们树立了榜样,警醒学者们要适时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反思、学术反思,达到一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学术境界,最终形成社会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学术自觉”。

    (二)文化自觉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启示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对于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文化自觉”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怎样的启示呢?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须立足本土,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既不能用传统学术复归的办法,也不能走全盘西化道路,要在深入了解这门学科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使研究社会的这门学科成为科学。[3]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需要“文化自觉”,更需要建立“学术自觉”。

    有学者根据“文化自觉”的思想,提出了社会学“理论自觉”的主张。“文化自觉”由不可或缺的五个主要方面构成,即“文化自觉”的内涵、使命、目标、艰巨性、重要性。这些内容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因为,社会学“理论自觉”同样需要这五方面。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其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既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也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要达到的两个目标、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艰巨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加强自主性的过程。但这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只有遵循“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需要学者们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可抬高自己、轻视他人,尤其是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5]可见,“理论自觉”的内涵在本质上与“文化自觉”是一致的。

    四、结语

    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思想警示我们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学术反思、文化反思。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时代“文化自觉”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需要吸收这种“文化自觉”思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是对“文化自觉”历程的最佳诠释,我们应继续剖析其中的深刻内涵,从“文化自觉”走向“学术自觉”,吸收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精粹之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因此,如何利用“文化自觉”发展本国社会学、改良本国传统文化、拓展现代性文化,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学术研究,2003,(7).

    [2]费孝通.我为什么主张“文化自觉”[J].冶金政工研究,2003,(6).

    [3]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J].社会学研究,2006,(2).

    [4]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5]郑杭生.费孝通对当代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

    [6]张岂之.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J].文史哲,2003,(3).

    [7]李宗桂.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8]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责任编辑:胡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