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氏妹之死”对陶渊明归隐的影响

    漆水强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著名的诗人，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毅然归隐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陶渊明已成为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其高洁出世、固穷守节的精神世代相传。

    其实，学界对陶渊明为何归隐众说纷纭，除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外，还有“壮志落空”“贤者避世”“质性自然”“厌恶官场黑暗”“远离政治祸乱”“无所利念的洒脱”之说，甚至有离奇的“躲避贪污被查”之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陶渊明。人的性格也是复杂的，有很大的隐秘性，要想探究清楚陶渊明归隐之因，实属不易。陶渊明为何辞去彭泽令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悬案。

    陶渊明辞官归隐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势必是在众多因素的反复权衡下做出的决定，其中有根本原因、客观原因、直接原因，也有次要原因、主观原因、间接原因。论者往往持其一端，不及其余。但大多关注到《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自己的说法，“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并都认为“程氏妹之死”只是陶渊明辞官的导火线，一个托辞。笔者认为，这个“程氏妹之死”切不可等闲视之，它虽然看起来只是陶渊明归隐的诱因，但正是这一诱因引发了陶渊明对生命的高度恐惧和深入思考，并由此激发了陶渊明乐天安命而最终躬耕园田的巨大内驱力。

    程氏妹，是陶渊明同父异母的妹妹。陶渊明与她感情颇为深挚，百倍于一般的兄妹之情：“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得知程氏妹溘然而去的噩耗，陶渊明“感惟崩号”“百哀是切”，专门写了一篇《祭程氏妹文》，“爰从靡识，抚髫相成”足见他们兄妹情深，“死如有知，相见蒿里”充分表现了陶渊明内心的悲痛之情。众多论者往往把“程氏妹之死”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事件，认为《归去来兮辞》序中即便写到“自免去职”的原因是急于去武昌奔丧，但那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是拿来当辞职借口的，文中也并没有写到奔丧，反而写的尽是归家的兴奋和快乐。殊不知，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可能引起北美洲一场龙卷风，程氏妹之死极有可能带来陶渊明对生命的全面思考和全新选择。人之常情，比自己还小的亲人遽然而逝，悲痛的同时，肯定会对死亡和生命有一番新的认识和思考，更何况是陶渊明。

    陶渊明生活于晋宋易代之际，到处是刀光剑影，到处是尸骨横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据史家统计，从汉桓帝永寿三年到晋武帝泰康元年，相隔不到一百二十年间，全国人口由5600多万减至1600多万。魏晋士人生命意识高度觉醒，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体会颇深，对生与死的思考非常清醒、深刻。“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凸显了阮籍朝不保夕的痛苦，“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透露了曹植对于人生意义和生死大关的思考。

    对陶渊明而言，死亡的气息和丧亲的悲痛在自己身上不断地重现，反复地强化，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更甚，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势必更多。

    陶渊明“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颜延之《陶徵士诔》中说陶渊明“年在中身，痰维痦疾”，可见其长年患病，身体很衰弱。其诗歌“弱质与运颓，玄发早已白”“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也清楚表明了他身体状况欠佳。59岁所作《答庞参军》序云：“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这样，陶渊明对死亡的思考比常人来得更直接。

    再加上陶渊明接二连三地遭遇亲人亡故的打击，8岁父亲去世，12岁庶母去世，30岁妻子去世，36岁生母去世。死亡是人类最大的疾病，每见一次死亡，尤其是亲人的去世，在情感上是一次痛击，在心理上留下一个阴影，每一次都会不自觉地对照自己，加深自己对死亡的认识。在现存的120多首诗歌中，陶渊明正面写到生死的多达51首。“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长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对死亡的吟咏中可见其满腹的焦虑和哀伤。面对亲人的相继离世，陶渊明的生死观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一次，小自己3岁的年仅38岁的程氏妹去世，陶渊明回看自己孱弱的病体，贫苦的生活，感觉死亡也在向自己走来。因此，程氏妹之死恐怕就是引发陶渊明对生命产生终极意义思考的“最后一根稻草”。

    “死生亦大矣”，陶渊明对死亡的必然性有着哲理性的思考，“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归去来兮辞》就是陶渊明在听闻程氏妹去世之后、辞官归隐之前记录内心感受、情感活动、思想动向的一篇抒情小赋。字里行间仍可找到陶渊明对程氏妹之死冲击下对死亡的感受和生命的选择。“善万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诗人从春天万物生机蓬勃中，感到自己人生的短暂，感叹自己的生命像程氏妹一样也会很快结束。“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反观自己孱弱多病的身体，无奈和绝望时时涌上陶渊明的心头。陶渊明深信“人固有一死”这一常识。“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表明了他既不愿贪富求贵，也不信服药可求仙。正是有着这样的感受和认识，诗人才能在《归去来兮辞》结尾直抒己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序文由程氏妹之死开始，到生命的感慨结束，难道不是诗人当时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

    也正是陶渊明有了对死的澄澈认识，才有对生的满腔热爱，对归田园的洒脱选择。诗人深感人生无常，唯有把握生命的每一天，在有限的人生中任真自适。《归去来兮辞》反复强调田园之乐，呈现出一片诗意栖居的生活图景，就是陶渊明乐夫天命、委运任化，坦然接受死亡，守护生命真性的人生观的全面体现。“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因此，笔者认为，程氏妹之死更加形成了诗人“已往之不谏”“今是而昨非”的人生反思，更加清楚自己需要维护“质性自然”，不能“违己交病”。在诗人痛惜程氏妹之死的日子，陶渊明勘破生死，终于完成了由对死亡的恐惧到对死亡的超越的转变，重新认识世界、人生、自我，并规划好了未来的生活，决然“敛裳宵逝”，再也不像前面出而再仕了。

    诚然，在死亡面前，功名、富贵、利禄、得失都不值一提。陶渊明或许有“猛志”落空的苦闷，或许有对官场黑暗的厌恶，或许有为世俗所拘的烦恼，或许有生命之虞的担忧，或许有园田生活的怀想，但在“生死”这个天平上，轻者更轻，重者自重。高建新在《陶渊明生死观剖探》中说：“人生的澄明之镜是在洞穿了生死之后获得的，如同只有经过了炼狱的煎熬才可以飞升天堂一样。”程氏妹之死，是一次偶然事件，却引发了陶渊明心底深处的生命超越的必然性，使陶渊明“复得返自然”，走上了躬耕田园、终身不仕的人生大道。

    [作者通联：湖北黄石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