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农村剧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化塑造
吴金娜+黄龙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饱含时代精神的农村剧不断地活跃在荧屏上。这些农村剧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生活状态，在社会和文化的大熔炉中孕育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农民形象，让观众在农民形象演变的过程中，体会时代的衍变和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了许多带有地域特色的农村剧，以黑土文化为代表的黑土农村剧成为地域农村剧的重要代表。在农村剧中，东北独特的黑土文化孕育了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乡村女性形象，她們是黑土农村剧发展的践行者和社会发展的见证者。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妇女的地位来衡量。”[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农村电视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从整体上看，创作观念是与时代同步，并与同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2]那么，黑土农村剧中典型女性人物的塑造，则是贯穿电视剧的灵魂所在。本文将以黑土农村剧为范本，以乡村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农村剧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塑造。
一、 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形象
黑土农村剧自韩氏兄弟创作的“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以来，至今已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创作了大量紧跟时代脉搏的优秀农村剧，而剧中的女性作为一个时代发展的人物形象符号，不仅是农村剧塑造的重要对象，也是女性权利和女性话语的承载者。对此，傅立叶曾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3]缘于在漫长的封建礼教的禁锢中，女性长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压制，生活中遭受父权、夫权和族权的多重压迫，在家庭和社会中没有话语权，把家务劳动作为自己唯一的职业，整天在家和地里劳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如：《篱笆·女人和狗》中金锁媳妇、《刘老根》中的丁香、《乡村爱情》中王小蒙妈妈、谢永强妈妈、刘能媳妇、赵四媳妇等等这些女性，她们经济上不独立，在家庭中不受重视，默默地为整个家庭奉献自己的所有。即便这样，这些女性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反而思想观念中已形成一种“男尊女卑”的思维定式。追根溯源，这一系列的农村女性形象，皆因传统观念的自我束缚以及传统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的毒害，已经在她们身上深深地打上了传统观念的烙印，对这些农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则成为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时代的缩影和人物符号。
二、 宽容贤惠、深明大义的慈母形象
温柔、贤惠、宽容、大方是中国女性的优良传统美德，贤妻良母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对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90年代黑土农村剧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她们在生活中遵循着传统女性的优秀美德——勤劳善良、宽容大度、任劳任怨，但是她们又不同于80年代那些隐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卑微女性，而是以富有坚韧品质和奉献精神的慈母形象出现，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上富有声望，受人尊重，她们的博大胸襟、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将中国传统女性美德展现了出来，为下一代子女树立了典型。黑土农村剧中《美丽的田野》中的七娘、《欢乐农家》《喜庆农家》中的万老太太、《希望的田野》中的老姐姐、《永远的田野》中的祝奶奶等女性形象，分别以不同的故事和人生经历诠释着这一类女性形象的传统美德。
黑土农村剧《欢乐农家》《喜庆农家》中的万老太太，成为整个剧情的核心人物，尤其是《喜庆农家》中，每一个故事都离不开万老太太，她是剧中的焦点和灵魂人物，是老万家所有人的主心骨，在困难面前，母亲永远是孩子们温馨的港湾。当万喜发因欠农民工工资被讨债上门时，老万家上下都心急如焚，献言献策，最后，还是被母亲不动声色地将整个事情圆满解决，母亲伟大而无私的形象再一次得以呈现。电视剧《美丽的田野》中的七娘，则以无私而博大的胸怀收养三个孤儿，并含辛茹苦地将他们抚养成人。在儿女之间产生争执时，她深明大义，主持公道，永远是“正义的化身”，母亲的这一形象和田野中的成片的“葵花”物象形成了呼应，因为寒地黑土赋予了“葵花”顽强的意志，同时又哺育了黑土地下成长的优秀女性，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他们依旧那样美丽善良、心存大爱。而七娘就是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典型女性代表，她在临终前叮嘱女儿要照顾好自己的丈夫和哥哥。黑土农村剧中正是通过对深明大义、富有奉献精神的母亲形象的塑造，将中国传统美德视觉化的呈现出来。
三、 与时俱进、实干创业的新女性形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电视剧创作上，黑土地上生活的农村女性寻求思想解放和经济独立的观念也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在这一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农村女性逐步走出家门，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此时的农村女性已逐步地认识到只有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享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说：“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他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4]黑土农村剧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呈现出来的是富有地域特色、反映新生活、刻画新人物，传达思想上使旧有的情节剧焕发出新的魅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女性形象。由于改革开放的东风已吹进了她们的心灵，激活了女性们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生命本能和本质力量。同时特殊的寒地黑土文化又赋予了这些乡村女性坚韧不拔、永不服输、乐观向上的优秀品质，这些思想和优秀品质在黑土农村剧中的年轻女性形象身上得到体现。
《插树岭》中的杨叶青，《圣水湖畔》中的马莲，《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中的满一花，《乡村爱情》中的王小蒙，《女人的村庄》中张西凤，《女人当官》中的杨桂花，《女人进城》中的王红艳等女性形象，颠覆了以往电视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剧中，她们是新世纪的女强人，对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起着引领作用。如电视剧《插树岭》中的杨叶青是一个典型代表，在接任支书后，决心要为插树岭的百姓干点实事，尽快使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早日让插树岭走上富裕之路的梦想。杨叶青深知要实现这一愿望，必须克服种种困难，首先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修路，而修路的问题又是前几任支书百般努力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这对杨叶青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考验。最后，她顶着重重困扰，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带领插树岭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女人的村庄》《女人当官》《女人进城》中的女主人公，则是打破传统的旧思想和观念，她们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历尽辛酸，经过不懈的努力，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事业，终于得到了家人和社会的认可，实现了作为新农村女性的人生价值。正是这些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涌现出的农村新女性，成为新形势下农村女性解放的引领者，见证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社会的进步与提高，黑土农村剧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对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型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女性形象刻画，还是对宽容贤惠、深明大义的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慈母形象的形塑，再到新时代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下对与时俱进、实干创业的新女性形象的影像化呈现，都成为社会发展与历史沿革背景下黑土农村剧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农村剧历史进程中终将以电视剧发展的记录者角色而铭刻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71.
[2]（美）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经[M].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49-25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