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白华美学体系的建构思想

    张希玲,何长仁

    摘要:“会英说”出自毕沅《吴会英才集》,其要旨在于:会聚英才,兼收并蓄,宗唐诗风(也即中华文化之传统),以“宏奖风流”,弘扬盛世精神。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宗白华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主张融铸中西古今文化之菁华,以建立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成为他的美学建构中的“会英”思想。宗白华美学建构的“会英”思想的具体内涵则可概括为内赋道玄、外师委圆。

    关键词:宗白华;美学体系;道玄;委圆;“会英说”

    宗白华的美学,旨在建构中华艺术精神之体系,这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集会古今中西文化之精华融铸而成的艺术精神,这一精神与兴起于清乾嘉年间诗坛精英中的“会英说”思想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一、“会英说”的由来

    “会英说”出自毕沅《吴会英才集》。舒位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以《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比拟乾嘉时各路诗人,他以“诗坛都头领三员”概括沈德潜、袁牧、毕沅,称毕沅为“玉麒粼毕秋帆”,[1]可见毕沅这位封疆大吏在当时被视为诗坛之盟主,总领了乾嘉诗坛。当时毕沅幕府会聚了乾隆中后期一批最优秀的学者和诗人,毕沅有诗称:“坛坫东南属我徒,几人姓氏满江湖。”[2]袁枚也说:“毕尚书宏奖风流,一时学士文人,趋之如鹜。尚书已刻黄仲则等八人诗,号《吴会英才集》。”[3]这反映出毕沅对“宏奖风流”表现了很强的自觉意识。他主持编选《吴会英才集》,亲自写总序,并为每个入选作家附了小序,品评其人其诗。《吴会英才集》总序说:“国家之盛由于人才,而人才之兴又皆在于国家承平百年、大化翔洽之后……所为诗文类皆瑰伟英特、清雄华茂,而无哀思感激之音、憔悴婉笃之旨,则采士大夫之风而世之全盛可知矣。”[4]可见毕沅《吴会英才集》的编选宗旨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对于盛世精神的弘扬。此外,《吴会英才集》还反映了毕沅的宗唐倾向,这可从他对每个入选诗人整体评价的小序中见出端倪。概言之,毕沅的“会英说”要旨在于:会聚英才,兼收并蓄,宗唐诗风(也即中华文化之传统),以“宏奖风流”,弘扬盛世精神。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宗白华美学建构思想对“会英说”的继承

    宗白华对乾嘉诗人“会英说”思想的接受,主要是将其汇聚英才、兼收并蓄、弘扬盛世精神的思想衍化为融铸中西古今文化之菁华,以建立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这可以说是宗白华美学建构的“会英”思想。

    宗白华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他的身世背景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

    宗白华的家族诗礼文化背景深厚,其祖父是晚清一位很有学问的秀才,其外祖父也是晚清很有影响的一位诗人。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宗白华,对清代诗坛自然是十分了解,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包括乾嘉诗人在内的思想影响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宗白华的父亲又是一位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维新派人物,兴修水利,兴办新学,使宗白华从小受到新式教育。[5]这样的身世,无疑又使宗白华形成了广阔的文化视野。

    在宗白华的时代,乾嘉时代的盛世升平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势陵夷,文化衰微,民族危亡,进步的诗人学者无不痛心疾首,慷慨悲歌。其中一些人潜心致力于文化思想之革新,欲重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但由于受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一些学者则否定本国文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宗白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清醒认识,一方面他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看到了中西文化互补的必要性。于是在1919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一文中,宗白华如此说:“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做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 [6]这是宗白华的文化建设思想,其中以中国文化为根本,融贯中西的思想已十分清晰。1920年,宗白华到德国留学,其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学,面对当时中国学界一些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他对这一思想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磨灭”,因此“主张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要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只是“现在却是不可不借些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来,使我们的病体复苏。”[6]从后来宗白华的美学研究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一思想成为宗白华美学体系建构的基本思路。

    三、宗白华美学建构中“会英”思想的内涵

    综观宗白华后来的美学研究,他的美学建构中的“会英”思想的具体内涵大体可以用“内赋道玄”、“外师委圆”两句话加以概括。

    第一,内赋道玄,即肯认中华传统的“道”之精神。

    “道”是集中国文化思想之大成的一个概念,出入于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想之中,进而成为中国艺术的至高境界;玄,即高妙玄远的精神。宗白华美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对中国艺术之道的高妙玄远的精神境界的最求。

    宗白华不满意当时国内学界对西学的机械照搬现象,试图将乾嘉诗人的艺术个性论升华为艺术精神论。在他看来,道的本质就是艺术个性、艺术精神、艺术意境。他指出:“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6]“中国文学艺术最深厚的文化根源就在于古老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艺术的目的就在于将这种精神弘扬光大。他还认为,塑造高洁的艺术人格,使“道”之精神得以传承,其必要条件要以艺术个性为追求目标,只有做到“自然的生命化”、“艺术的自然化”和“文化的人生观化”,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艺术精神和个性的作品来。他一再强调:“我的兴趣趋向于中华民族在艺术和哲学思想里所表现的特殊精神和个性,而想从分析空间时间意识来理解它。”[6]“分析”的概念源于西学范畴,宗白华想借此开辟一条中西贯通的思维言路,旨在告诉学人们西方人的分析思维方法并非遥不可及,中国的艺术个性也可以通过“分析空间时间意识来理解它”。宗白华还主张人类之同情能够“扩充张大”到普遍自然中去,有利于形成“宇宙意识”。在宗白华看来,“诗人艺术家在这人世间,可具两种态度:醒与醉。醒者张目人间……他的心像一面明镜,照射到街市沟渠里的污秽,却同时也映着天光云彩,丽日和风!”当今人们只有“日日进化,自强不息,这才合于大宇宙间创造进化的公例”。[6]宗白华还以此来观照盛唐气象,认为盛唐诗人所表现的中华艺术精神,也具有鲜明的“宇宙意识”,具有引导民族自觉振兴图强的永恒艺术魅力。这里,宗白华借用西学的一些概念术语并非是滥用,而是恰到好处。讨论艺术个性和艺术精神问题,仍然运用的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方法论。从主流上看,宗白华以弘扬民族艺术精神为主旋律,这使他的美学思想体系精深宏阔、跨越古今。

    此外,宗白华先生还站在艺术哲学的高度,阐述了“道”之精神的真、善、美关系。他说:“中国传统的艺术很早就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民族的现实主义的表达形式,真和美、内容和形式高度地统一起来。”[6]其原因在于运用典型化方法来表现艺术精神。“艺术的表现正在于一鳞一爪具有象征力量,使全体宛然存在,不削弱全体丰满的内容,把它们概括在一鳞一爪里。提高了,集中了,一粒沙里看见一个世界。”“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真、‘神、‘美在这里是一体。”[6]他指出,内赋玄道,必须“用心灵的俯仰的眼睛来看空间万象,我们的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象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象那表现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直线甬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6]

    第二,外师委圆。即主张外师西学,但应委之于中国的感悟哲学。

    宗白华认为,中国自“西学东渐”以来所产生的中西文化思想碰撞,引人反思。譬如艺术,它实际反映着民族文化的话语权。宗白华强调:“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6]他说:“艺术家要模仿自然,并不是真去刻划那自然的表面形式,乃是直接去体会自然的精神,感觉那自然凭借物质以表现万相的过程,然后以自己的精神、理想情绪、感觉意志,贯注到物质里而制作万形,使物质而精神化。”[6]向自然学习,在于体会自然的精神,保持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对此,宗白华将艺术人生态度看作是艺术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艺术创造中的摹仿,应“排除不重要之点,凡属吾人不能集中的东西,及无关大体的附属物,皆须消灭之,或黯淡之”;积极的工作即“凡吾人所承认为主要者,特别加以润色之,显明之”,“则内容形式,俱得调和,斯为上乘”,“真正艺术的创作品,乃系一致的有机的表现,一个生命的有机体,绝不能分离。”[6]概括一句:外师必须委圆!委圆,就是委之于中国哲学之“道”的艺术精魂。在宗白华这里,是把外师西学之心得,委于“中庸与净化”的和谐之圆中,并判定:“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执中、‘中庸”,“是善的极峰”;而禅境,则是“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意境创造的始基,是鸟鸣珠箔,群花自落,是已经表现的圆成。” [6]既臻于此境界,此前的“绝不能分离”的生命意识,便赋予艺术人生以“刚健清明”的人格之美。另外,委圆的这种艺境形象指归,也基本回答了康德以先验论验原来的所谓不可知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宗先生主张“从情感的体验发现真理与价值”,而这“发现”本身就是艺境创设的反思精神。宗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开篇即讲:“适我无非新”、“光景常新”、“温故而知新”,呈现的是一个由艺术感受到艺术发现与作品创作、由艺术创造态度到艺术批评态度的感性认识世界。并强调:“李、杜的天才,不忘转移多师”,“为了改造这世界,我们先得认识。”认为唐代画家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训示“是这意境创设的基本条件”。这是说,艺术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但自然美并不能够自动地成为艺术的美,对于这一转化过程,艺术家内心的情思构设是不可或缺的。外师西方亦同此理,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艺术的本质。宗白华采用反证法指出,与近代西方“应付自然,利用自然,而研究分析自然之科学知识根本不同”,“一则以庄严敬爱为基础,一则以权力意志为基础。”宗白华认为,“‘认识你自己,这话悬于一切真正哲学史的开端,也是一切人生思想的终极目的。”[6]生命真爱的获证就在于“认识你自己”,也即认识人类本身的价值,这就是反思。宗白华还指出:“柏拉图虽阐明真知由‘爱而获证入!但未注意伟大的艺术是在感官直觉的现量境中领悟人生与宇宙的真境,再借感觉界的对象表现这种真实。”[6]西方讲仁爱不是落实在生命本体的直觉上,而是限于知识理念层面上,反而束缚、拘押了艺术人生,这就很难超越一切对立、消解一切焦虑、脱落一切粘着而达于澄明之境。中华本土的感悟哲学,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人与自然、社会,都是真善美有机整体之统一。此正是中华民族伟大艺术精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应该说,宗先生对艺术诸多问题的反思照亮了他艺术人格的魅力。

    综上所述,宗白华主张内赋道玄、外师委圆,对中华艺术精神的“寻根”实际成了他“会英”思想的主旋律。他要用扎根于本土的蓄意发展的春之“生”的力量全面推动民众的艺术生命自觉,决意用艺术的人生感动中华。他所建构的美学实际是中华艺术精神之体系。在他那里,我们能感悟到惟有感性形象中那种深邃的艺术人生之道,那种伟大的人文关怀精神才具有永恒的生命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 [清]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M].

    [2] [清]毕沅.灵岩山人诗集[M].

    [3] [清]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 [清]毕沅.吴会英才集[G].

    [5]邹士方.宗白华评传[M].香港: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

    [6]宗白华.宗白华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