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个人自由之维缺失的历史原因分析
王彬彬
摘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在科技、经济以及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物的现代化完成的同时还需要人自身的现代化，这一目标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发展国情的。而个人自由维度是完成人自身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分析找出个人自由之维缺失的原因以完成人自身的现代化。
关键词：现代化；个人自由；马克思主义
一、救亡与启蒙
（一）救亡与启蒙的关系
从洋务运动受挫和维新变法失败，中国士大夫们意识到要想使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其主要任务是要完成人自身的现代化，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而这个任务需要通过文化启蒙才能完成。严复、梁启超等人为国人开启了寻求自由之路的门户，他们提出以自由、平等的思想用以改造旧观念。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他们提出了具有颠覆传统社会认知的人论。到五四时期中国启蒙运动得到空前发展，士大夫们希望搞一场完全独立的思想启蒙，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陈旧思想的桎梏，并试图通过改造根植于人们内心的旧观念，来创造一个科学、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自觉的一个重要历程碑，然而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这场改革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正如李大钊所说“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中国自古以来救亡运动与思想启蒙就是相伴相生的。这个时期的救亡与启蒙是一种互动关系。首先是出于救亡的需要，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展了新文化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原来的那种社会关系，纳入西方关于社会和人的各种理念，从而起到启迪民智的作用，最终达到救亡的目的。
（二）在救亡的夹缝中生存的个人自由
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华夏儿女探索救亡过程中的产物。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无论是从器物到制度，还是从制度到文化，其主题始终是“救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有启蒙的元素，那也只能是“副产品”。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始终是为救亡服务的，当启蒙无法解决救亡问题时，或者是人们找到解决救亡问题的捷径时，启蒙只能被无情的抛弃。
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思维方式决定中国由“启蒙”转入“救亡”，决不是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文化的内在缺陷昭然若揭，平等、自由等思想还未在国人心中扎根就被无情的铲除了。当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时，具有实用思想观念的国人很快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罩着“救亡”的“启蒙”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德先生”也只能变成一种历史资源以备来日发掘和使用。然而出于救亡的目的，国人最先接受的的是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自由思想就被搁置了。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历史的文明古国，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特定历史时刻，决定了中国的启蒙运动背负的使命是繁重的，启蒙既要承担张扬个性、崇尚理性等关乎个体价值的任务，它所需的公民必须具备诸如公德、自由、自立、独立、平等、权利等观念意识，同时也要关乎国家存亡攸关的急务。这样的“启蒙事件”，包含着多重需求，它内在地规定了所谓启蒙不可能是纯粹的文化运动，尤其在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影响下，从思想启蒙开始就暗含着政治的因素，这注定了启蒙的目的仍是为了国家、民族，注定当启蒙遭遇救亡时，就会被其淹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就面临着国家危亡的政治局面，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救亡的出路，这就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去组织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国家的利益、救亡的局势、严峻的革命斗争，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宣传，需要的是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个体的权力、个性的自由在此情形下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个体的利益必须要服从于集体，为集体贡献自己的一切。1949年革命胜利后，我国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都发生变化，某些旧的社会习俗被清除，但是现代性的启蒙却没有开启，尤其是个体自由的价值观念。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一）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程中的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关系。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了这种分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不断壮大，为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荷兰在十六世纪末，英国在十七世纪中叶，法国在十八世纪末，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变革了封建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扫清了道路。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在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上是专制统治，到明清时期进一步强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再加上政府采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思想上，儒家思想、科举考试、大兴文字狱等，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人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日益变得愚昧落后。重文轻理使得中国缺乏科技人才，当中国人仍然以为自己是超级大国之时，鸦片战争的炮响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让沉浸在美梦中的中国人目瞪口呆，此时的欧洲已经经历过两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此之后的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黑暗时期，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的经济更加落后。
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大量倾销到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是我国生产力的落后，缺乏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崇尚小农经济的中国都为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资本主义难以获得市场，最初的资本家缺乏充足的资本积累，小农经济使得大量劳动力依附于土地而促使资本主义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但是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不想让中国强大的。所以中国资本主义没能进一步发展。在国民党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发展极为缓慢。
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探索救过的道路，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不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慢慢探索之后，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跳跃“卡夫丁峡谷”的中国，原本就缺少自由因子，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注定社会意识中缺乏个人自由观念。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丰富的物质条件使其形成了简单密集劳动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制度相对稳定，与之适应的传统农业文明就很难产生向现代文明转换的条件，契约性、私有财产出现的可能性在中国不存在。这样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意味着没有个人主义的诉求，就不会产生“市民社会”，不会有个人自由意识。这就注定个人自由思想不是中国固有的民族气质，而是要通过外部力量的输入，将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内化为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情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自由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并不算成功。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抉择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进步。可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行不通。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60、70年代间开始出现私人资本的各种新式企业。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已经产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婴儿。但这婴儿在近代中国一直是艰难地成长着，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强大的力量。 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进步起来，就必须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中国。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这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谁能完成这些任务？如果有一个能完成这些任务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就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真诚地希望效法西方，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
一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使学习西方文化的国人怀疑和动摇了，当中国人处于迷茫之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先进的中国人觉悟到，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危亡情况下，国人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然而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是片面的，只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的理性、自由等因素的继承，导致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资本主义的单维度的批判。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以致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深恶痛绝，希望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挤走了刚刚萌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并且这种小农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自觉不自觉的渗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为以后形成的民粹思想打下基础。尤其是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大力宣传集体主义，高度赞扬牺牲奉献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人人要“斗私批修”，原本就几乎没有的个人自由思想再次受到清洗。直到1978年后，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优势，个人的权力、自由、民主的思想才得到肯定，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观得以宣扬。然而在在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人们更注重时效性和实用性，由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中国更加青睐于对生产力的发展，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个人自由之维度始终是缺失的。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社，1994.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