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由小说改编的电影

    姚佳

    【摘 要】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将文学的物质形态加以改造,用视听结合的审美方式带给观众新的审美意趣。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从电影对小说二次创作的角度出发,表现了电影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小说与电影的横向对比,可以感受到电影区别于小说的独特的叙事角度。

    【关键词】小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9-0096-02

    电影改编是指运用电影思维,遵循电影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将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再创作为电影剧作的艺术现象。[1]电影改编的性质决定了文学和电影之间存在原创与复制的关系。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是产品再生产的过程,跨媒介的方式使此生产进行了二度创造,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

    《妻妾成群》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讲述近代封建家庭女性的深宅生活,揭示了封建礼教和扭曲的婚姻生活对女性的迫害。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小说情节加以改造,在原著人物形象和故事脉络不变的情况下,用富有魅力的视听语言和独特的意象设置升华主旨,完成了文学作品的再创造。

    一、背景与人物设置的差异

    小说《妻妾成群》的故事发生在江南地区,具有浓厚的南方特色。苏童的创作风格属于南方的士人文化,传承江南文人的文化精神,受江南地貌和风俗的影响,其作品的格调与人文内容不可避免带有南方的审美风格。小说中阴雨连绵的环境带着一种灰暗的基调,隐约中暗示了故事的悲剧结局。张艺谋作为北方人,对北方有特殊的情节。他选择在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使用北方大宅的背景,整部电影的画面和故事未离开封闭的宅院。北方建筑的封闭与对称性让整个故事蒙上阴影,暗示大宅里的女人们被压抑、被囚禁的一生。

    电影对于色彩的选择离不开对主题的考虑,全片使用暗色系基调,灰暗的影片背景一方面表现出封建家庭的“吃人”现象,另一方面也衬托出偶尔醒目而鲜明的颜色,如颂莲刚入大宅时所穿旗袍的纯白色、灯笼的大红色等,揭示了影片颜色的象征性。

    小说与电影的人物设置也有差异。首先是主人公颂莲,小说里的颂莲读了一年的大学,未入大宅时已和封建家庭的老爷陈佐千在西餐馆见过面,这不仅对应了其受教育女学生的独立形象,也为后来陈佐千对她的宠爱埋下了伏笔。其刚进门时不计较和雁儿的矛盾,是个单纯和善的女性形象。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影片中,颂莲与老爷的素未谋面和刚开始与雁儿的冲突,这表现了封建婚姻的不自主性,也构成了影片的第一个矛盾。更有趣的是,小说里的颂莲读了一年大学,以独立有个性的女学生形象入场,齐耳短发,对后宅的女人更是有些不屑与好奇,却坐的是轿子。电影里的颂莲只读了半年大学,开头却放弃轿子,一身学生装,两个麻花辫阔步走来,走进了她的坟墓。电影从此方面升华了小说的主旨,颂莲从开始的干练独立到最后变成大宅里勾心斗角的女人,美好的毁灭隐藏着悲剧的美学,让电影拥有小说缺少的魅力。

    电影为了突出人物间的矛盾,放大或缩小少数人物性格的剪影。雁儿就是其一,影片中的雁儿相比原著,放大了她对姨太太身份的偏执一面。原著里,她被颂莲所逼,吞草纸而死。电影中,她因私自点灯被揭穿而罚跪,本有机会认错却固执守着红灯笼的残骸。她的一口气寄托在红灯笼上,即成为主子的渴望上,红灯笼的毁灭即是她希望的破灭。影片赋予她象征意义,成为封建社会里渴望飞上枝头的底层女人的象征。片中也简化了大太太的形象,重点放在三位太太的斗争上,小说里二太太算计了三太太的死亡,电影则通过颂莲醉酒揭发三太太偷情,弱化了后院女人的争斗,将更多的矛盾放在了封建制度本身。

    作为整个封建家庭里的核心人物,电影将陈佐千老爷的形象抽象化,通过全景镜头等视角,从侧面或背影拍摄人物,但没有弱化其“威严”。此角色已成为一种符号,象征封建社会男权统治,表现其对女性绝对的掌控和压迫。

    二、更尖锐的矛盾冲突

    影片力求用简短的时长表现书内的故事,为了加剧矛盾效果,带给观众更大的冲击感。对小说中的几个片段进行了艺术加工,以更尖锐的矛盾冲突,影响观众的观影效果,让故事的主题更鲜明。

    首先,影片开头颂莲与雁儿的第一次争执。小说里对此一笔带过,甚至颂莲再见雁儿时已忘记了她。影片却通过颂莲本人的语言、动作和雁儿的冷漠嫉妒激化了冲突,造成影片的第一个矛盾点。这场冲突表现了人物性格。雁儿对成为姨太太的渴望与对颂莲的嫉妒和仇恨,封建制度下底层人所受的压迫由此嫉妒中发泄出去,可见深宅里女性已成为男权的帮凶。颂莲的女学生形象通过其自我人格的骄傲表现了出来,但她很快适应了姨太太身份,开始支使雁儿,这与影片开头她不坐轿子,一人独立走来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与讽刺。

    其次,影片有一处情节是在小说基础上添加的,即颂莲的假怀孕。小说中无太大转折点,颂莲自己慢慢悟出了封建礼教和男权制度对女人无情的压迫。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而是琐碎生活里日积月累的不如意。[2]电影通过颂莲假孕的情节构成影片的高潮。颂莲怀孕时得宠,大红灯笼长久不熄,象征老爷的恩宠。二太太揭露她假孕,这不仅加剧了两个女人的矛盾,表现后院的勾心斗角,更是体现颂莲的“受宠”和她的怀孕一样虚假,红灯笼熄了,颂莲也从中醒来,逐渐意识到“我就是不明白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完成了自我意识的短暂回归。

    三、创造性电影中的意象选择

    小说的地点设在四季如春的江南,有一种缠绵悱恻的凄美之感。电影的北方大宅封闭阴暗,给人阴森压迫的诡异之感。电影利用大红灯笼这个意象,给昏暗的环境添加亮色。深红的灯笼是姨太太恩宠的象征,像鲜血一样的红色又让人毛骨悚然。红灯笼,由冷冰冰的意象演变为带给人主观感受的封建制度,压迫、异化女性的父权制度。

    整部影片的时间、空间跨越处,背景音乐是有节奏感的锣鼓声,让整部电影带上一丝戏剧化色彩,后宅算计如同戏台上的故事,让观众产生荒唐感,整个故事变得虚幻、压抑。影片开头,梅珊唱戏的片段是《红娘》,表达对老爷喜新厌旧的不满。小说里唱的是《女吊》,此戏曲阴森刺激,讲述的是一个花季少女陷入风尘,最后伤残致死,怨恨命运不公的故事,梅珊的这段唱词隐喻自己的命运,她却不甘,与医生在桌下四腿相缠,是对封建礼教微弱的反抗。电影有微小的改动,即桌下梅珊一只脚与医生纠缠,医生却故作正经,这里,医生也可以被看作是封建社会里,面上君子、私下不堪的男人的象征。

    小说的时间线并未明确标示,只是通过小段的景色描写一笔带过。电影用夏秋冬三季与明显的文字表明时间,强化了节奏感。夏季,生机涌现,颂莲由女学生变为姨太太,故事的开始也是颂莲演变的开始;秋季,颂莲逐渐成为封建礼教的同路人,与几个女人争风吃醋,迷失自己,假装怀孕;冬季,假孕被拆穿,颂莲的人生在一方宅院里逐渐枯萎,她看着皑皑白雪,意识到这宅院里埋葬了女人的自由和人格,女人成为父权压迫下的宠物,而非人本身。可惜,颂莲看不到,也得不到这大宅里的春天,她,已真正成为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

    创造性电影改编是指电影创作者根据原著的情节、结构,对其加以适当的电影化重构,以适应电影的表现手法。[3]张艺谋导演对苏童的《妻妾成群》再创造,用激化的矛盾、意象设置和视听语言的引导,让观众更鲜明感受到此故事的主题,产生悲剧感,然后深入思考故事背后的象征意义。

    参考文獻:

    [1]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薛芳芳,徐紫薇.浅析门罗笔下女性命运的选择——以《逃离》《激情》《播弄》为例[J].大众文艺,2018.

    [3]盛暑寒.电影改编中的若干问题[J].电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