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对外战略的演进分析
赵颖慧 李海青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演进的过程。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为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改善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历届领导人在发展外交事业、建立对外关系、推进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准则，审时度势，从现实国情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刻洞悉世界格局，先后提出了“两大阵营”“三个世界”“东西南北”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分析世界形势的概念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对外战略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科学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一、“两大阵营”到“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打开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国际战略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观察和分析。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这是领导中国革命、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毛泽东对于时代主题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
在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战争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改变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战后的中国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结束了资本主义独占天下的局面，也为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終胜利，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形成了二战之后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随着美苏两国由战时同盟走向战后对抗，以及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遏制政策，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国际局势与国际关系的变动，从而作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阵营，已经形成”的判断。同时，基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以及美国与苏联对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不同态度这一客观形势，毛泽东作出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明确了新中国在外交上的政治立场。而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制定，正是在“两大阵营”理论的指导下对世界总体格局作出的战略思考。由于中国选择了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加强了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也为维护国家主权、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建设新中国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经历了大的动荡、分化和改组，逐渐呈现出新的格局。日本与西欧等国的经济日益恢复，国际地位有所上升，逐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日渐分化。而社会主义阵营则因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显露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作风开始走向分裂。这一时期，美国不但没有停止对新中国的孤立与封锁，同时还插手中国内政，在军事战略上对中国领土形成威胁。而随着中国与苏联在涉及国家利益和中国主权等相关问题上的矛盾、摩擦不断加剧，中苏关系逐步恶化。其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大论战，以及中苏边境冲突的激化，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也由此走向了终结。中国陷入了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为改变新中国两面受敌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战略思考：一方面，美国深受越战影响实行战略收缩政策，在与苏联对峙的冷战格局中转攻为守。而在中苏关系破裂的时机下，美国已开始考虑调整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亚、非、拉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和解放，成为国际社会中逐步兴起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和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观点。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处于美、苏两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建立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为打破美国孤立中国的局面提供了可能;而处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占据着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虽然分布较为分散且经济不发达，但却是反对大国霸权主义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可以说，“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以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与合作，为中国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了一个与自身实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定位，使中国得以从两极格局的制约中脱离出来，也为新中国争得了外交事业上的重大收获。
从“两大阵营”到“三个世界”的过渡和转变，表明了毛泽东对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思考和对外战略的调整上，不再单纯地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划分世界的依据，而是根据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在保障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考虑国家利益的发展，不做其他大国或政治联盟的附庸，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为国家发展拓展外交空间。至此，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也为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二、“东西南北”论的战略转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指出，我国面临的三大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和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而现代化建设是核心，是我们解决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分析和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制定科学的对外政策，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
由于苏美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两极争霸的局面愈演愈烈。对于外部世界是否发生战争和动荡的危险预估，关系和决定着我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也影响着国内政策的制定。随着美苏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消长、中美苏之间关系的变化，使得当时的国际形势从总体上有所缓和。尽管霸权主义致使发生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而世界各国对谋求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对世界和平的渴望、期待，也增加了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邓小平觉察到国际局势的变化，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一判断，改变了过去一直以来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观点。
在对国际局势作出全面、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这一“东西南北”论的战略划分，抓住了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反映了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对世界格局的高度概况，也是对世界的时代主题作出的准确判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对外战略由过去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为前提，为打破外部环境封锁寻求外交突破的战略布局，转向了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为主，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创造有利国际环境的战略布局。这一战略转变，标志着我们改变了过去长期坚持的以革命和战争思维分析世界的方法，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国情世情，抓住历史机遇，致力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强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实力。同时，在外交政策上，改善与美国、苏联等主要大国的关系，并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改变原来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做法，主动融入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并在国际交往中努力促进南北沟通，倡导建立更加民主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新秩序。
不管是对世界的认识和发展趋势的判断，还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邓小平始终以全局性的战略眼光，以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冷静客观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顺应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发展，制定科学的内政外交政策，积极调整对外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外交事业的发展，也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事业的基本格局和决策依据。
三、“和諧世界”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谋求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20世纪末，由于苏联解体，冷战局面也随之结束。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发展，国际环境总体和平、局部动荡的局面，虽然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也给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世纪之交，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背景下，坚持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国提出了“国际战略机遇期、做负责任大国、世界文明多样性与和而不同、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在此基础上，我国不断扩大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全方位伙伴关系。在国际交往和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作为，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外交理念的创新和实践，丰富了我国对外战略体系，拓展了外交事业的新局面，也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逐步推进，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负责任大国外交、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与和而不同的国际秩序观等理念也在新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我国提出了“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理念。构建“和谐世界”，既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理念，表明了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决心，也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世界形势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调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谐发展的现实追求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价值目标。
“和谐世界”的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期待，以及同世界人民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望，为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挑战，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推动全球新秩序的建立，促进世界更加和谐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理念中所包含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以及新环境观，为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世界发展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时代的主题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任务远未完成，依然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与持续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社会愈加荣辱与共、休戚相关，“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因如此，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人类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谁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对此，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倡导世界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应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构建国际关系体系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争取和把握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设置议题和主张的能力，以及按照自己的认识塑造国际秩序的努力和主动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更具理想的价值追求，为当今世界形势和未来世界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充分肯定与认可，并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逐步走向强大的中国也以自身的发展，促进和推动着世界的和平。从提出“和谐世界”的构想到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不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友好合作，在国际交往中追求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价值目标，以负有责任和担当的大国使命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从我国对外战略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外交战略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断实践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国走向繁荣和强大，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是发展对外关系，制定对外战略决策必须实现的目标。回顾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发展状况始终是我们制定对外战略的客观现实基础。作为当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现行国际体系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主动把握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决策国际事务，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国家利益发展的战略需要。因此，坚持对外开放，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和建立全方位外交关系格局，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是新时代我国对外战略和外交工作的主要目标。而今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更加强大的中国必将更加主动地担负起“世界之中国”的责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本文系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解读”的研究成果
作者赵颖慧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李海青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双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