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浙江的教育电影与电影教育
陈钢
早在民国初期，电影这种新式媒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便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提出将电影与教育相结合，“关于通俗教育，尚有一轻而易举之法，则电光影戏是也。影戏之成本较轻，而收效至易”[1]。商务印书馆1918年起开始拍摄的一批为新学教育服务的影片，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电影的最早实践。
1927年后南京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形式上控制了国家，但对于目不识丁的众多乡村民众而言，“党国”“国家”“民族”等字眼仅是些抽象符号而已，和他们的生活并无紧要联系。即便抗战爆发后，很多乡村民众仍然认为这和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并无多大区别，因此，如何动员起广大乡村民众就成为当局的当务之急。然而由于连年征战，国民党政府财政上掣襟肘见，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在全国乡村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这时电影便捷有效的宣传功效就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青睐，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
浙江自古以来常开风气之先，又临近其时的首都南京和电影业中心上海，在抗战爆发之后浙江教育电影的推广和电影教育的开展迅速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具有样板意义的考察对象。
一、抗战：一个特殊的时代语境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很注重文化艺术领域的管控，对电影这种新型媒介更是异常重视。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立了艺术股，其职权就包括对电影的管理，1932年艺术股更是直接改设为电影股并开始拍摄教育电影。抗战爆发后迫于形势所需，南京国民党政府认为启发民智、动员民众、救亡图存才是电影最重要的作用，于是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内涵。
（一）电影受众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
20世纪30年代前，电影受众在中国主要局限于城市范围，那段中国电影受众史几乎可以等同于中国城市电影受众史。然而抗战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战争的伟力”潜藏于广大乡村民众之中，广大乡村民众才是亟待唤起的抗战动员主体。《电影到农村去》一文呼吁大家认识到农村“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人民生活的泉源”[2]，还有人甚至直接把抗战电影称为“农村电影”，因为他认为这类电影的受众大多是农村观众——而他们恰恰应该是承担抗战任务的主体。[3]“最后胜利寄存于全国乡村及广大强固之民心”，所以必须“动员千百万的劳苦农民参加神圣的抗日戰争”。[4]然而在当时的农村，传统动员形式收效甚微——识字率低下是当时在乡村进行动员的重大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的工具价值迅速凸显。
（二）电影功能从娱乐价值转向工具价值
电影是“大众化的恩物，它不歧视文盲”，[5]“可以指导社会，开通风气”，“于陶情冶性之中，收潜移默化之功，为图画、唱曲、小说所不及”。[6]还有人明确指出了电影包含有艺术、教育、宣传这三大优秀质素，“作为救亡宣传的利器，凭藉着科学对电影独厚的赋予”，至少具有“广大的号召”“生动的事实”“强烈的刺激”这三大优点，“到了神圣的抗战时期，它就一变而为救亡宣传的机械化部队了”。[7]陈友兰在《电影教育论》一书中甚至引用了爱迪生的话来佐证电影的巨大作用，“谁支配着电影，谁就把影响民众的一个最大权威操在手内”。[8]
1934年3月，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在省政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大力推广教育电影：“电影表演真切，感人最深，欧美各国，莫不利用之以为辅助教育，宣扬文化之工具”，“是项影片，如能普及全国，深入农村，其功效之宏达，自不待言。”[9]浙江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在工作报告中也指出，电影“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不怕对象的参差不一，尽管披着戏剧的外衣，而做说教的目的”，“无论怎样愚笨的人，决不会看不懂电影，至少能看懂一部分而向另一观众发出‘求知的探讨”[10]。可以说在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电影的娱乐价值早已退居其次，而工具价值则被无限放大。
二、抗战时期浙江如何推广教育电影
教育电影“就是指以教育为目的而制作的电影”，尽管其“内容对于教育的目的有广狭之差别，然无论如何，总是不离教育的”。[11]浙江放映的教育电影早期以科教宣传片居多，重在传播科学知识、宣传政策、辅助新式教学。随着战争的推进，抗战主题的电影越来越多出现在各地巡回放映中，“抗战救亡”成为教育电影最重要的主题。
（一）政府为主，社会为辅：教育电影背后的推动力量
抗战时期，教育电影在浙江各地的推广体现出明显的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特征。
首先，教育电影巡回放映所需各项活动经费基本都是由政府支出。在浙江省教育电影推广之初颁布的《浙江省电影巡回队映演教育影片办法》中明确规定，“电影巡回队所需要的一切费用由省教育厅经费项下支给不受地方供应”，“映演教育影片绝对不向观众征收参观费”。[12]事实上也是如此，譬如浙江省第六电影巡回施教队的九百元开办经费均由省教育厅和学区各县共同承担，“除呈请教育厅拨补三百元外，余由本省学区各县共同负担。”该巡回队的日常费用同样由政府开支，“教育电影巡回队人员到达各县时，膳食由当地教育机关供给，每次每日开映之材料等费，由各该县政府津贴法币五元，以维经常费用。”[13]
其次，教育电影放映所需器材也是政府提供。除了浙江省教育厅统一下拨专门经费，许多地方政府也大力支持，以致当时浙江教育电影巡回放映队的器材在全国而言都属于先进之列。比如东阳县政府1936年设置教育电影机构之后，旋即在上海采购16米E型放映机一架以及变压器等器材，[14]1937年东阳县立民众教育馆“赴沪购到移动发电机配电箱等电化教具等件”。[15]先进的便携式放映器材无疑更利于巡回放映，从而更有效地推广教育电影。
再次，教育电影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样由政府牵头组织。1936年教育部在南京开设电化教育人员培训班，分设电影教育、播音教育两组，学员由各地选送。浙江省教育厅选送的16人中有13人是电影教育组学员，为各省之冠。参训学员的衣食住行费用均由省教育厅支付。[16]值得肯定的是，浙江省选送的电影教育组学员中，仅有2人是教育厅职员，其余11人分别来自不同学区——旨在全省范围培养教育电影种子人才，以便他们学成归来后在全省各地带动教育电影人才的成长。1937年年底浙北大部分地区沦陷，民众教育馆的电影放映队也随之解散。针对这一不利状况，浙江省教育厅迅速制定了《浙江省实施播音教育网及电影教育网办法》，成立了浙江省电化教育工作者协会，举办电影技术实习班，为教育电影培养技术人才。
最后，不该忽视的是，在浙江省各级政府如此大力推广教育电影的背景下，民间一些机构和团体也开始自发地成立相关组织，以协助政府共同促进教育电影在全省的推广，其中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杭州分会、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宁波青年会为代表。[17]
（二）巡回放映，电影施教：教育电影推广的主要形式
早在1934年，浙江省教育厅为启迪民智、发动乡村、辅助学校以及营造社会教育氛围，就组建了电影巡回队放映教育影片。起初电影巡回队只设干事、机师各一人，两人自行携带影片及器材赶赴各县巡回映演。教育厅明确要求巡回放映时每县巡回一两个星期，尤要注重农村路线。[18]因为巡回队人力物力有限，浙江教育厅和各学区政府特地要求“各县映演次序排定后，应由县政府通饬经过各地自治公安教育等机关一体协助进行”[19]，以保证巡回放映能有效开展。教育厅还要求在机师进行放映时，干事应对放映内容进行详细讲解，以帮助观众更好地接受。后来在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以巡回放映为主要形式在浙江各地推广教育电影，在告知民众时局发展、启发民众国家观念、鼓舞民众参与救亡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小觑之功。
1937年12月24日日军攻占杭州，教育电影推进的势头戛然而止，嘉兴、杭州等浙北地区的诸多民众教育馆相继关闭，教育电影巡回队也随之停办。迁至浙西南的浙江教育厅深知教育电影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弃教育电影于不顾，反而迎难而上制定了浙江省电影教育网组织办法，并拨付款项作为专门费用。[20]1938年浙江设立了11个教育电影巡回区，使教育电影在全省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进，同时各地民众教育馆也协同本地教育电影的推广。[21]
1939年起，浙江原有各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全部取消，改设教育厅直接管辖的电影巡回施教队五支，除定海、象山、南田、宁海4县划归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讲映，鄞县、兰溪、东阳3县由各县电影教育施教队自行讲映外，其余各县均由省教育厅随时指定。[22]除此之外，省教育厅督促各县成立教育电影巡回队，并敦促各教育电影推广机构继续摄制和购买抗战影片，设立固定的教育电影讲映场，[23]形成了浙江前所未有的覆盖最广的电影放映网。
1942年日军开始侵犯浙西南地区，金华、丽水等地的教育电影推广工作陷于困顿状态，全省原有的5个教育电影巡回施教队也缩编为两个，甚至因为战时种种困难一度陷于停办状态，[24]直到1943年5月一个电影施教队才重新开始工作。虽然处境举步维艰，但浙江教育电影的推广工作一直没有放弃，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三）教育电影在浙江的影响
抗战时期在浙江各地巡回放映教育电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抗战电影和广大观众之间营造意义共享，从而激发观众情绪，构建他们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情感。
1937年2月至3月间，浙江省电化教育服务处特派人员赴杭州各中学放映教育电影。此次放映前后共持续三十三天，观众约10875人。[25]当然，教育电影的推广重心显然在乡村，所以很多巡回放映队常常深入到偏远的乡村进行放映。1937年巡回放映队在镇海小亹放映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村姑村妇都来了，有许多还穿着平时放在箱子里，非做客人不穿的红红绿绿的新衣服，两三个一堆一堆站着在谈论，房外都已站满了人。”放映结束之后，乡长和校长不仅热情款待放映队员，甚至還要求放映队员再留一天，次日再放映一次，乡长和校长说：“这样难逢的机会，此地人也决不会放你们去的！”放映队员婉言谢绝，因为“明天，一个新的地方，又有着许多人在渴望着呀！”[26]教育电影在浙江各地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当然，无论在什么地方放映总不缺观众。浙江省第六电影巡回施教队在临海、仙居、天台、黄岩、温岭等地放映四十六场，所到之处皆广受欢迎，“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每次的观众，至少在八九百人以上，多则三四千人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把前后四十六次的观众加起来，也有十一万二千余人的光景”。[27]电影巡回队在兰溪放映时，“不特当地民众空巷，且有自五十里外赶来者”，“观众竟达二万，行踪所及，不特盛况空前，其给予民众影象，亦至深刻”。[28]
浙江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在慈溪、镇海等地放映时，“颇为一般民众所欢迎，故印象极佳”。[29]浙江省第一电影巡回施教队在桐庐分水放映《淞沪前线》《航空战》《精忠报国》等抗战影片时，小小的场地涌进了五百余名观众，次日因雨迁至城西城隍庙内继续放映，观众更为踊跃。[30]
随着抗战的发展，浙江教育电影的放映重心也不断从城市向乡村、从发达地区向边缘地区推进，使得更多的乡村民众有了接触和了解教育电影的机会，也使得他们有了一个了解抗战时局的窗口。据统计，民国时期有15个县市首次放映电影乃是教育电影放映队组织的，[31]由是可知，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生平第一次接触电影这种新奇的大众传播媒介乃是巡回放映的教育电影为他们提供的机会。
三、抗战时期浙江如何践行电影教育
曾任浙江省电影巡回放映队干事的周凯旋认为，“以放映电影，吸收多数观众，来达到施教目的，这就是‘电影教育”，“电影真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她的成功超过一切的发明，所以‘电影教育的效能，也超过各种教育”。[32]那么抗战期间，浙江又是如何利用电影这个工具在全省各地巡回放映以启发教育广大民众的？
（一）电影教育路线的选择
电影教育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英美路线，将电影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工具，强调电影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一条则是极权国家的路线，包括意大利、德国等，以电影为政治宣传的利器，建构党国形象，鼓动民众。[33]无论是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是当时的浙江各级政府，都选择了后者。
当然，从战时的需要出发，将电影作为宣传的利器这一举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陆铭之强调电影可以“传达党国政令”，宣传党的主义，南京当局要仿效意大利与俄国大规模筹办电影教育，才能使训政工作落实。[34]徐公美认为电影是“文化的原动力，国运的挺进军”[35]，不仅可以启迪民众、指导民众、训练民众，还可以输至国外宣扬民族精神，展示国家力量，提高国际声誉。陈礼贵也持同样观点：“在平时，电影是有闲阶级的消遣品，或是对群众施教的新式工具;到了神圣的抗战时期，它就一变而为救亡宣传的机械化部队了。”[36]
193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作为在全国范围推广电影教育事业的最高机关，还颁布了《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之后各省市纷纷开始推进电影教育，而江苏、浙江都是响应南京国民党政府号召、践行电影教育最积极的地区之一。《浙江教育》一篇文章指出，“电化教育系宣扬文化与唤起民众之利器，在此抗战时期，尤为宣传最有效之工具。故教育厅仍于艰难困苦之中设法推进，期在本省境内，组成一完善之播音教育网及电影教育网”。[37]
（二）电影教育的主要内容
近代教育事业发达的国家，无不利用电影教育作普及教育之利器。[38]郑正秋在《当下教育电影作进一步的推行》一文中指出，“因为教育不普及，所以人民多愚笨”，“对于开通民智，只有把电影来做教育的工具，收效最为迅速”。[39]
如果说早期的抗战题材影片常常采取象征、暗喻等较为隐晦的表达方式，随着抗战进程的深入，在浙江各地巡回放映的抗战教育影片取材愈加贴近战事现实和宣传动员的需求，内容已是大张旗鼓地宣扬抗战将士、宣传民族团结、呼吁齐心抗日。各个巡回队也有目的地选映涉及民族救亡和国防教育主题的电影，以此宣传抗战，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怀和抗战意识。
1934年8月22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杭州分会正式成立，颁布了《分会组织章程》，明确提出“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为了使电影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更贴近浙江民众，杭州分会还通过了《呈请教育厅举办电影教育讲习会》《请中央摄制浙江乡土影片》等议案。[40]从《电教通讯》的一则消息可以看到浙江省教育厅摄制本省战时政治设施影片的纲要，纲要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六大项，比如甲类大项主要是介绍战时浙江省的一般情况，下设三个小项，一是浙江省情介绍（本省形势、军事要塞、特产介绍和风景），二是前线战况（各部队作战及补充情形），三是倭寇暴行（敌机肆虐、其他暴行）。从乙大项到己大项分别介绍浙江的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内容。[41]
为了更好引导民众们观看影片，增强电影教育的功效，浙江各巡回放映队的队员常常利用放映电影前的空隙进行宣讲，常见的宣讲内容包括战时信息介绍、电影内容讲解和爱国宣传等。据放映队员徐名世回忆：“大约六点钟了，看看场内已挤满了人，我便跳上桌子”，“我开始用了要守秩序，要守规则，以及放映教育电影的意义的话对民众说，倒还有些效力”，“我的题目是：‘怎样防空防毒？我用了全副力量，把声音提得最高，同时用了许多惊人的话，来集中听众的注意力”，“末后又附带说了些听众应守的规则及影片内容的说明”。[42]
浙江省第六电影巡回队在总结第一次巡回放映情况时指出，电影负有“接近民众”“联络民众”“教育民众”等使命，“不能像普通以营业为目的的电影场所一样单纯，只要把影片开映起来，就算尽了他们的责任”，电影正式放映前队员们“必须要有确定的教学方法的准备”，“把银幕来替代课本，把观众来当作学生，把电影场所来当作一个教室，放映者也应以教师自居”。[43]
除了浙江省自己组建的各支巡回放映队之外，国民党中宣部战时摄影服务团、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第一队、驻浙西國民党军队也在绍兴、金华、衢县等地，配合各种纪念仪式放映抗战救亡影片进行宣传讲映。
（三）电影教育的成效及反思
《浙江民众教育》刊登的《电影与民众教育》一文概括了电影教育的优势及功效：“电影是活动的图书教育，其近于现实的图画，富有运动性、刺激性、兴奋性，能够引起人民的热心和活力”，“因此电影是一种非常通俗的大众教育工具，也是中国民众教育上最有效果的工具”。[44]
浙江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在1939年度第一期巡回施教工作报告中称，“在一般不懂的人看来，以为电影教育所需材料，均属舶来品，花钱一定很多，认为是最不经济的事业”，但这次巡回放映前后耗时5个月，跋涉3600里，受教人数高达137400人，但总共只花费了1155.97元，平均每人教育费还不到八分五厘，由此看来，“电影教育是方法新，收效宏，费用省的教育事业”。[45]以上这些数字，虽然很难证实究竟有多确切，但浙江各个电影教育巡回放映队所取成效还是有目共睹的。
浙江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队员为了了解电影教育的效果，常用的测验方法是每晚工作完毕，注意电影观众在归途上的谈论，或者在第二天早上到小茶店里去喝茶，听听茶客们关于电影的闲聊，有次他们就听到如下一些议论：“还说我们中国没有飞机，你看到昨夜我国的飞机轰炸日本人吗？呵呵！真是了不得”，“刘老四这家伙太不争气了，我们中国人怎好替日本鬼子做汉奸呢？结果总不得好死。你看到么？到日本鬼那里当汉奸，真的要打毒药针哩！该死，那些汉奸”。[46]浙江第六教育电影巡回队队员们也听到了如下一些议论，“（甲说）这是政府里为着我们乡下人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来做把我们看的”，“（乙说）是的，一方面为着我们没有看过，一方面还是希望我们民众懂得一些道理，晓得一点普通知识”，“（丙说）不错，政府是有这种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开映时间太少”，“（丁说）嗳！我也觉到时间太短，顶好请他们下次多带几部片子来！”[47]
1939年9月，浙江省第四电影巡回施教队在青田城区中心小学操场放映抗战救亡影片，前来观看的民众达数千人，看到影片中日寇暴行时观众均义愤填膺，看到军官身先士卒率部杀敌时，在场观众均凝神屏息极为紧张，而影片中出现敌机被击落情形时，全场掌声雷动，[48]就这样，电影完美地扮演了教育工具的角色，使得观看电影的民众们民族情绪和家国意识空前高涨。
作为文化抗战的先锋队，浙江教育电影放映队完美践行了“一寸胶片、一粒炮弹”的理念，通过放映抗战救亡影片，再结合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对广大民众进行时事教育，成功激发出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意识。正因为浙江在推进电影教育中的高光表现，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才对其通令嘉奖，“努力推进，殊堪嘉尚。仍仰督饬各主办人员益加奋勉，以期推行尽利，有厚望焉”。[49]
虽然从当时浙江电影教育的开展情况来看，不同地区的电影教育尚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由于政治时局、经济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浙西南地区的教育电影放映情况明显不如浙北和浙东;一些山区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巡回放映队就鲜有涉足。但不可否认的是，抗战时期浙江的教育电影与电影教育是引导舆论、激发民意的绝佳方式，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是电影史上的重要遗产，有着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1]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 J ].东方杂志，1917（4）：200-201.
[2][5]姜赠璜.电影到农村去[ J ].电影与播音，1942（7/8）：34-35.
[3][6]谷剑尘.教育电影[M].上海：中华书局，1937：170，27.
[4]沙扬.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抗战[A].载薛暮桥等.抗战与乡村工作[C].漢口：生活书店，1938：13.
[7]陈礼贵.救亡宣传与电影[ J ].电教通讯，1939（8）：1-2.
[8]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15-16.
[9][28]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一） [N].东南日报，1937-03-28（7）.
[10][38][45][46]省第二电巡队.二十八年度第一期巡回施教工作报告（续）[ J ].电教通讯，1939（8）：2-4.
[11]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9.
[12]浙江省电影巡回队映演教育影片办法[ J ].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1934（171）：259.
[13][27][43][47]临海县立海门民众教育馆.浙江第六省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第一次巡回报告[ J ].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7（11/12）：658-661.
[14][25]浙江省教育厅第三科电化教育服务处编.浙江省电影教育实施概况[M].浙江省教育厅公报室，1937：134，29-33.
[15]东阳民教馆新置电影教育巡回箱[ J ].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7（18）：1109.
[16]一年来之浙江电影教育[ J ].浙江教育，1937（2）：140.
[17][21][40]浙江省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电影志[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419，38-39，419.
[18]浙江省电影巡回队映演教育影片办法[ J ].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4（35）：11.
[19]浙江第二省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映演教育影片办法（附表）[ J ].嘉区教育月刊，1937（1）：36-37.
[20]费静波主编.浙江电影纪事（1908-1990）[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45.
[22]浙江省教育电影巡回队暂行办法[ J ].进修，1938（3）：17.
[23]浙江省教育厅二十八年度电化教育实施计划[ J ].电教通讯，1939（创刊号）：10.
[24]竹潜民主编.浙江电影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207.
[26][42]徐名世.在镇海小亹的一夜[ J ].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7（13）：764-766.
[29]第二电教队在镇海[ J ].浙江战时教育文化月刊，1939（9）：33.
[30]第一电影教育队放映分水[ J ].浙江战时教育文化月刊，1939（9）：33.
[31]郭凯云.民国时期浙江教育电影推广研究（1934-1945）[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32]周凯旋.谈谈电影教育[ J ].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6（21）：3-4.
[33]冯筱才.形塑党国：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80-92.
[34]陆铭之.教育电影的功效和怎样推广[A].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年会专刊[C].1935：64-65.
[35]徐公美.由“电影国策”说到“电影统制”的必要[A].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年会专刊[C].1935：44.
[36]陈礼贵.救亡宣传与电影[ J ].电教通讯，1939（8）：1-2.
[37]浙江战时教育设施概况（续）[ J ].浙江教育，1940（2）：28-31.
[39]郑正秋.当下教育电影作进一步的推行[A].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年会专刊[C].1935：42-43.
[41][49]电教消息：本省部分[ J ].电教通讯，1939（创刊号）：4-7.
[44]陈婉.电影与民众教育[ J ].浙江民众教育，1933（6）：1-2.
[48]青田民众欢迎热血忠魂[ J ].浙江战时教育文化月刊，1939（9）：33.
【作者简介】 ? 陈 钢，男，江苏兴化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电影史及媒介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民国浙江电影巡回队研究”（编号：19NDJC255YB）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