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电影《岩中花树》透视当今中国之影人“悟道”
仲呈 苏米尔
由电影《百鸟朝凤》的编剧肖江虹先生独立编剧执导的影片《岩中花树》讲述了明代哲学家、“心学”代表王阳明被贬谪至黔、龙场悟道的故事。龙场悟道虽有后人的渲染成分，但王阳明在黔地“顿悟”确实标志着阳明心学的诞生。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岩中花树》将王阳明觉悟式的抽象思维过程以影像的具象形式传达，在思想上体现了创作者的“知行合一”与文化自觉，在艺术上是一次开拓性的影像实验，实属难能可贵。从《岩中花树》中的王阳明“悟道”来探讨中国影人如何“悟道”，具有学理探索与指导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 知行合一：影人“悟道”出自“本心”
在影片《岩中花树》中，王阳明所悟之“道”——“吾性”投射于实践维度即为“知行合一”。这种不同于唯我论与观念论两种极端观念的知情意行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天人合一”“身心一体”文化氛围中孕育出的特有哲学智慧。“知行合一”对于当今中国电影人而言，富有借鉴意义。其主要含义是：存在即行动，只有经由行动才能成为自己，而这一行动须由自己选择，唯有自己选择的行动与生活，方能创造并完成自己。这种“选择”出自人之“本心”。
（一）“本心”之实质问题
正如肖江虹先生在影片中借王阳明之口所言，“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可见，在“本心——选择——行动——存在”的过程中“本心”乃是驱动“知行合一”的“原初动力”，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原初动力”的本质属性为精神属性。电影作为大众文艺，是上层建筑，是审美意识形态，那么影人“本心”的实质就理应是以审美的手法“化人养心”，而非以感官刺激“化钱养眼”，前者属精神向度，后者属物质向度。如果物质向度的“化钱”问题在“化人”之精神向度得以解决，未免有失范畴学的逻辑性。按照范畴学规定，什么范畴的矛盾，主要只能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相关范畴里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因素。资本逐利的矛盾要依靠超功利的艺术来解决，非但不合范畴学规定，而且使电影创作者日渐迷失“本心”。
毋庸讳言，当前电影创作之“本心”出现了偏差，导致前些年《小时代》《泰囧》《心花路放》《无人区》等只顾“化钱养眼”的作品已经独占鳌头，这一方面导致“文化生态”格局混乱，一些宣扬“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一些对好莱坞顶礼膜拜、东施效颦之作成为中国影坛的“宠儿”；另一方面导致真正蕴含着中华优秀文化的作品传播步履维艰。
以2016年轰动文化界的电影《百鸟朝凤》为例，与之同期上映的《美国队长3》最终票房是12.46亿元，而《百鸟朝凤》8372万元的票房还需“方励跪求票房”才得以实现。院线人员强调要满足观众需求，所以根据票房预期把绝大多数场次留给《美国队长3》，而把清晨场与午夜场留给《百鸟朝凤》。这揭示了另一种“本心”——一种完全由资本驱动、由利润支撑的“本心”。电影人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如果继续以“唯票房论”来统御中国影坛，那么中国电影的文化引领职能则无从谈起。面临此等窘境，中国电影人究竟选择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选择当供人娱乐把玩的“社会小丑”？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就需要明确如何养成“化人养心”之影人“本心”。
（二）“本心”之养成问题
影片《岩中花树》中王阳明处于宦官专权、朝纲败坏的时代，但王阳明独善其身，即便蒙冤，泰然依旧，这来自于王阳明强大的自我修为，这种修为最终以“心学”之独有魅力影响了后世。修养“本心”有赖“文化熏陶”与“自我修为”之“合力”。这一“合力”中，“自我修为”更为关键。对于电影人而言，一方面受到整体社会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这种整体影响下塑造电影文化来影响他人。那么，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如何做到不随波逐流，其自身的文化定力、自我修为便是枢机所在。只有养好“本心”，方能做好选择，有所作为。这就是电影人需要秉持的“知行合一”。
不论是2016年的《百鸟朝凤》，还是2017年的《岩中花树》，都是创作者出于“本心”的选择。这个“本心”的构成要素十分丰富，包含了对诸如唢呐艺术等优秀民族文化之继承责任，包含了对诸如阳明“心学”等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传承弘扬，包含了以电影这一大眾传播手段对中国人精神家园之坚守。正缘于此，创作者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定力与自我修为，实现了具有文化担当的电影人之“知行合一”。
（三）是“本心”之作用问题
由“化人养心”之“本心”驱动的知情意行、知行合一将对“文化生态”产生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一种净化文化生态的动态循环（如图1）。毋庸置疑，电影作为大众文艺，不仅是电影人安身立命的 “一门营生”，还是历史与现实的“一面镜鉴”，更是引领社会风尚与文化航向的“一盏航标”。要发挥好“文化航标”的引领职能，则亟待净化当前的电影文化生态环境。所以，对于电影人而言，就是要将知情意行融于一体，净化文化生态的环境氛围。《岩中花树》以影像手法展现王阳明的“悟道”故事，既透过阳明遭受贬谪来反映明朝宦官专权的那段昏暗的历史风云，也透过阳明之潸然泪下展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悲天悯人情怀，还透过阳明石棺开悟彰显出“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心学”魅力。只有影坛更多地涌现出“《百鸟朝凤》与《岩中花树》式”的作品，形成一种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创作风潮，才能重塑电影“文化生态”的格局，才能培养观众较高的艺术品位与审美情趣。当观众的鉴赏能力日渐提升，自然需要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最终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动态循环。
二、 文化自信：影人“本心”之深厚依托
在影片《岩中花树》中，王阳明感叹，“以前从外物努力去寻求天理，这种由外及内的路子整个都颠倒了，才会做出对着竹子傻想七天七夜的蠢事来，从今往后就把这颠倒的路子再重新颠倒过来吧”，正是王阳明通过“悟道”，发现自荀子直至朱熹日渐注重从“心”外寻理，致使本末倒置。王阳明石棺开悟、自嘲“格竹”的情节就是为了正本清源，找到“本心”。对于电影人，“本心”养成与作用发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维持这一“本心”。
维持“本心”需要深厚依托，即呼唤文化自信对“本心”之滋养。失去这一滋养，“本心”终将枯萎。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①静心思之，深意藏焉。所谓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这里的中华文化，一是指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三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了这三方面的文化自信，我们就能认清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沿革、文化依据和精神支撑，就能全面辩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整合、与时俱进、实现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的重大课题，就能深刻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渊源、文化根基和历史必然，从而吸取更丰厚的文化滋养以日臻完善。”[1]电影《百鸟朝凤》与《岩中花树》的问世正是创作者在文化自信支撑下，发自“本心”、诉诸“行动”，知情意行、知行合一的结果。
谈到文化自信，就要相应地谈到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乃文化自信之基础。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自觉认清文化人的神圣使命，自觉以文化提升人之素养，依靠高素养之人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以文化钱，不惜牺牲人的素质，导致低素质者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成果耗尽，使社会文明生态失衡。只有真正树立文化自觉，才能做到文化自信；而真正做到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才能深化提升。这便是两者的辩证统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形成“间性互动”，共同促使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电影人推出精品。就《百鸟朝凤》而言，从表层看写的是“唢呐传承”；但从深层看表现的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持的正确态度。就《岩中花树》来讲，表面上写的是王阳明被贬至黔、龙场悟道；但从深层讲展现的是中国历史风云中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独有情怀和中国天人合一、身心一体的哲学思想。如何对待包括根植乡土田园的民间艺术和彰显家国情怀的文人哲思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电影在这一课题上大有可为之枢机就在于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艺术定力，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和创造性转化，同时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时代精神真正结合起来。
三、 工匠精神：以精益求精绘制审美蓝图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然而，有了“传世之心”，有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之内在驱动，如若没有精湛的技艺，仍旧大作难成。诚然，中国电影人对技艺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歇，中国电影史自1905年首部京剧影片《定军山》问世以来已逾百年。电影作为综合艺术，具有特定的艺术规律。如果说百余年前的这部黑白片《定军山》是中国人首次扛起摄影机对京剧艺术的影像记录，那么2017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创作的京剧电影《定军山》则充分运用了电影的视听手法与镜头语言展现了国粹京剧的风采。2016年的《百鸟朝凤》也以较高的精神内蕴与审美旨趣带给中国文化界一次洗礼，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电影人探索道路上的丰硕成果。然而，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直面现实：中国电影整体上有“高原”缺“高峰”。
当今影坛之所以有“高原”缺“高峰”，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创作者尚需一种“工匠精神”。当前各行各业都在号召“工匠精神”，这一精神的旨归便是“精益求精。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工匠精神”就是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不懈追求。曹雪芹著《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著名编剧高满堂在创作《老农民》的过程中，以5 年时间走访6个省，采访了 200余人，慧眼观察，慧心凝练，方成大作。诚如《诗经》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杜甫亦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便是当前电影创作亟需秉持的“工匠精神”。
《岩中花树》虽然在编、导、演、服、化、道、摄、美、录等方面限于各种条件尚有提升空间，但是不难发现，本片创作者已然尽量运用了较为丰富的镜头语言和视听手法来展现情节、塑造人物，营造意境。弥足珍贵的是，王阳明“悟道”是一个抽象的思维过程，电影是具象思维的时空呈现，以具象思维来表达抽象思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当然，如果创作者能够更大限度地挖掘视听语言特性，化抽象思维为具象形态，深化人物行动与镜头表达，本片的艺术价值更将锦上添花。总之，《岩中花树》实现了王阳明历史与哲思的影像抒写，既是一次艺术探索的实验，又是一种“工匠精神”的彰显。
工匠精神讲求在艺术维度的精益求精，同时必须指出，艺术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国别、历史、现实特征。电影既然要以审美方式表达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就需要基于我国独有的中华美学精神来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审美格局。“与西方的美学思想、理论和精神较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方法、思辨演绎推理特征、科学实证品格相区别，中华美学思想、理论和精神则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思维和民族学理标识，概括起来，主要是更重天人合一的和谐包容理念、既入世又出世的人间情怀和营造意象的诗性写意品格。”[2]同时，“知、情、意、行相统一是针对西方美学一般讲知、情、意三者相统一而突出中华美学重‘行，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相一致。”[3]电影《岩中花树》也在试图传达这一美学精神。其实，王阳明“心学”中所流淌的飘逸、洒脱及其本人倡导的“身心一体”正是契合了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王阳明仕途失意、流落黔地所表现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既出世又入世的情怀表征；影片中的山水日月正是王阳明诗兴品格的意象化身与意境创设；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不仅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瑰宝，也是对当今中国影人“悟道”之重大启示。
当然，推崇中华美学精神，既不是毫无分辨、不加思忖地继承传统文化，也不是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眼光来看待西方，排斥西方。要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①，一方面对待中华传统美学要做到“两有”，即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并进而做到“两相”，即与当代文化相適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岩中花树》所表现的王阳明思想是否也需要创作者进行鉴别和扬弃？阳明文化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应有价值？要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创作者以精益求精的态度精准分辨，精心凝练，以“工匠精神”绘制审美蓝图。另一方面，在对待西方美学时，我们正是要发挥中华美学精神和谐包容的思想理念，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电影技术与拍摄手法，不断完善和充实自己，这亦是当前中国电影人践行“工匠精神”的一大课题。
总之，唯有以中华美学精神为电影创作的审美底色，坚持以工匠精神来博采中西方各自优长，发挥好电影的大众传播优势，以电影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以美塑人，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中国电影人才能不断创作出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的精品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