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阅兵筹备训练纪事
孟 红
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堪称中国革命史册上最为精彩眩目的一页,而开国大典中的大阅兵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成功的进行得益于大典前充分、有效而精心的筹备训练工作。
集思广益制订出《阅兵典礼方案》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将在10月1日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届时要进行大规模的隆重的阅兵仪式。8月,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开国大典举行阅兵式的通知,并决定步兵方队由驻扎在天津杨村的解放军第20兵团(后来被称为“首都师”的199师)为主力组成,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则由华北军区部队组成,第一次公开亮相的人民海军前导方队由安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组成。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确定阅兵总指挥为聂荣臻。
为了完成好这次阅兵任务,聂荣臻与阅兵指挥所主任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等人密切配合,对阅兵的每一项工作都做了详细周到的布置。他们认真研究了古今中外的阅兵资料,虚心请教刘伯承、陈毅等经验丰富的将领。刘伯承早年在苏联留学时,曾经观看过苏军在红场举行的阅兵,知道不少苏联阅兵的情况。他向杨成武等人一一作了介绍,最后总结道:“阅兵无非就是一种具有特定内容的礼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儿外面光!”这个诙谐而生动的比喻,逗得杨成武笑了起来。当访问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时候,他用惯有的大嗓门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的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经过充分论证,集思广益,聂荣臻等人制订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决定参照苏联红场阅兵的基本形式,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按照常规性的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的程序组织实施。
7月的一天,聂荣臻同杨成武、唐延杰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接见。聂荣臻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了《阅兵典礼方案》的制定过程、基本构想,并对几个重要问题做了简要说明。杨成武汇报了《阅兵典礼方案》的主要内容。
开国大典的这个《阅兵典礼方案》,是由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做的决断。周恩来在解放军总部递交的最终阅兵方案上挥毫批示: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检阅司令请朱德同志操作。
《阅兵典礼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并一致通过。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群策群力对参阅部队高标准进行基础训练、师合训练、预演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是新鲜事物,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准备开国大典的过程中,面对一些细节,聂荣臻领导阅兵指挥部组成人员常常是反复斟酌,任何细小的问题都要考虑周全并及早做出相应的对策,绝不会马虎对待。
因为准备参加受阅的武器装备不少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仅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德式、英式、俄式等好多种。所以有人说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是“万国牌”的。考虑到战士们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严重影响到受阅时的持枪动作,也有碍观瞻,因此,为了整齐划一,阅兵指挥部规定,受阅部队统一使用“三八大盖”,各野战军把缴获的最漂亮的“三八大盖”送到北平,以便阅兵使用。“三八大盖”是侵华日军的主要步兵装备,也是中国抗日军民从战场上大量缴获并用来装备自己、反抗侵略的主要武器,因而在中国比较知名。开国大典选中这种步枪,一是因为它的质量不错,二是因为它在各军中的数量也比较多。
7月底,受阅部队编组完毕,进驻北平近郊。参加这次阅兵的主力部队,是聂荣臻从其所指挥的华北军区抽调来的步兵、骑兵、坦克兵、炮兵各一个师。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部队的代表,以及一部分民兵。整个8月都是受阅部队进行基础训练的时间,进入9月上旬后就又开始了师合训练,9月底全面进行了两次预演。
在这一段组织艰苦训练的日子里,聂荣臻多次主持会议,对阅兵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及时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并且按照有关规定狠抓检查落实。他要求参加者阅兵的部队抓紧时间,严格训练,高标准、高水平地完成任务。他对阅兵的问题考虑得非常仔细,就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有的车辆万一出现故障时如何补救,飞机何时飞临天安门广场等等情况细节,都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
受阅官兵中的很多人刚刚从战斗前线下来,他们对自己能够代表全军将士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感到非常光荣。他们一个个意气风发,士气旺盛。8月的北京,酷暑难当,烈日炎炎。指战员们头顶烈日,不怕暴晒,在训练场上反复练习着每一项规定的动作。他们白天争分夺秒,晚上还要加班点,平均每天训练15个小时。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不仅完成了训练任务,而且做到了严要求和高标准。
7月,正是北平的盛夏,199师的一万多人马全部集结在北平市郊。按照阅兵指挥部的要求,步兵师在阅兵的时候出12个方队,每个方队由144名指战员组成。这样,全师有80%的人将无缘参加开国大典。
训练前的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但是,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已经有22年战史的人民解放军,居然没有一本关于队列训练的条文和规范动作的准则。他们拿什么作参考呢?是国民党的条例还是苏联的?最后还是按照刘伯承那个操典进行队列训练。在队列训练期间,齐步正步是这样规定的:一步迈出去70厘米,高度15厘米,这是齐步,正步高度是30厘米。每一步幅度是多大距离有规定,兵与兵,方队与方队,间隔距离一点也不能差。三伏时节的炎炎烈日照在天坛公园,公园围墙外的空地上是整理过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199师的官兵们在这里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谁也怕在练兵过程中把自己刷下去,那就见不到毛主席了。
一转眼就到了8月1日。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给新成立的特种兵部队授旗。特种兵部队属于陆军序列,主要包括礼炮部队、骡马炮兵以及装甲兵。
听说受阅部队的训练非常艰苦,爱兵如子的朱德总司令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赶到受阅部队的驻地,去看望正在训练的指战员。回到中南海,他吩咐有关部门给参加受阅的官兵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
训练刚开始,细心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就想到了一些小问题。他问特种兵的参谋长李健:“检阅的时候,万一战马失了前蹄怎么办?马拉下的粪便又怎么处理呢?”李健回来后就召开诸葛亮会,战士们七嘴八舌,并想出了解决办法。
战车团把训练场摆在了北平西郊的荒地里,指战员们跟一辆辆缴获的日本坦克较上了劲。练不了一阵,坦克开不动,马上回去要抢修了。最不好办的是通讯工具,坦克与坦克之间,指挥是靠电台的,有的坦克当中的电台全坏了,有的电台不灵了,部队又找不到日本原装的电台,怎么办?
指战员们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土办法,那就是用动作沟通彼此之间的联系,具体方法是:车长站在坦克炮塔里的上面,驾驶员在下面,车长用脚踩驾驶员的肩膀,踩一下,方向往左,踩两下往右,用这种办法来修正坦克之间前后左右的距离。
虽然队列训练于3个月前就已经在各个部队展开了,可是在一起集训的时间距开国大典仅仅剩下了短短的一个月,可谓火烧眉毛,十万分的火急。聂荣臻不顾疲劳,多次主持召开阅兵工作会议,三番五次去部队集中训练的先农坛、北苑和黄寺等地亲自指挥训练。
毛泽东“一定要搞好”的指示更使聂荣臻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聂荣臻,深知从前线打仗转到在直线加方块的操场上走队列,对于流血负伤、战功累累的指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以十二万分的细心和周密,对方队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别看这些事小,一旦装甲车开不动,整个阅兵不就乱了套吗?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打下了江山,这次阅兵是建国的第一次,还有外国人参加,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搞好,尽可能搞出高水平来。”
聂荣热还对受阅部队的着装做了要求:绑带取消,符号、臂章、帽花要按规定佩戴。为了万无一失,他决定在开国大典前进行两次大规模的预演。午夜,深秋的北京寒意阵阵。聂荣臻站在寂静的天安门城楼上,一动不动地看完受阅部队的全部预演,并仔细纠正了存在的问题。
奇特抢眼且难度比较大的骑兵代表队,由华北军区骑兵三师组成,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全师在统一调整了人员、马匹和武器装备后,开到当时的北平的东北旺、回龙观地区进行紧张艰苦的受阅训练。
为使受阅部队达到整齐划一、威武雄壮的要求,首先进行了人员、马匹编组。受阅部队除人员必须政治可靠、技术过硬外,马匹也必须是清一色的。按照当时马匹的颜色,全师将参加受阅的1979匹战马分别组编为黑马团、红马团、白马团共12个方队。那些毛色较杂的战马,即使在战场上多次立过战功,却也被无情地“刷”了下来,许多年轻的干部战士为此还鸣不平哭了好几天鼻子。
为确保开国大典受阅光荣任务的完成,在不足2个月的受阅训练中,全师指战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顽强毅力,顶烈日冒酷暑,夜以继日地严格训练。干部战士从早到晚与战马滚在一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反复演练每一个动作,每个人都晒脱了皮,练肿了腿。每次训练结束后,干部战士都顾不上休息,先忙着给马喂料、清洗和梳理,以保证战马膘肥体壮。
然而,仅把这些无言的战友训练成步调一致的“战士”还不行,还要训练它们适应开国大典的特殊环境,不出半点纰漏,那可真是不容易。参加阅兵式的步兵、炮兵,装甲兵方队只要训练过硬和技术到位,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战马不是人也不是机械,万一在受阅过程中受惊失控,那后果可不堪设想。为此,不仅在人与马结合的队列动作训练上狠下苦功,而且在战马适应环境上也群策群力想了不少办法。
就拿开国大典鸣礼炮来说,受阅战马虽然在战场上也经受过无数次炮火的洗礼。但开国大典整齐有序的28响礼炮,它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过。为适应这震憾人心的礼炮声,他们在训练时专门按礼炮的鸣响顺序起爆炸药包,让战马列队通过。起先有不少马匹受惊,但经过反复多次的适应性训练,终于使战马适应了轰鸣的礼炮声。受阅时要奏各种军乐,他们更在训练场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等乐曲,使战马逐渐习惯各种军乐雄壮激昂的声音。开国大典有无数群众参加,彩旗飞舞,人声鼎沸,为使战马适应这种沸腾的群众场面,他们把彩旗、锣鼓、鞭炮、秧歌队也搬到了训练场上,当受阅战马列队行进时,干部战士和驻地群众就敲锣打鼓、放鞭炮、扭秧歌、舞彩旗、喊口号,让他们的无言战友也享受和适应这一热闹喜庆气氛。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训练,这些战马终于适应了开国大典的复杂环境要求,当它们列方阵行进时,不管出现什么声音相场面,都能"泰然自若"不惊不乱。全师各受阅方队队列动作均达到了人马各成一条线,站得稳、走得齐,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威武雄壮的要求。
9月下旬,师部在北京西郊机场与所有的受阅部队进行了统一的合练,朱总司令和彭总及各位老总亲临检阅。9月27日晚,他们又与其他近2万受阅官兵一赶在天安门前进行了最后的预演。9月30日午夜,他们披星戴月从德胜门入城,准时进到了受阅指定位置。
临近大典的某一天晚上,聂荣臻安排了一次群众演练,广场上安装了各种各样的灯,把整个广场照得如同白昼。然而,几十万人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有组织的集会,心情又激动又好奇,队伍渐浙乱成一锅粥,只见人山人海,四处全是陌生的面孔。人们稀里糊涂乱挤着,谁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深夜,聂荣臻眉头紧锁在思索着白天所发生的状况以及应该采取的相应措施。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也在苦思冥想:怎样才能解决这种混乱的场面?时针已指向凌晨3点。忽然,有人轻声地提议:“能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上编上号,各自寻找自己规定所在的位置,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聂荣臻听了这一建议后眼睛刷地一下就亮了。与此同时,负责组织群众场面的肖松也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有了!把我们在图纸上的队形用乳白灰浆画到广场上去,编上号码,跟各领队分好哪支队伍站在几号方砖上,对号人座。乱不了!”
难题就这样在集思广益和群策群力下迎刃而解。聂荣臻布满血丝的双眼依然炯炯有神,他温和地轻声说:“我历来奖罚分明,现在奖赏你们两个小时的睡眠。”
肖松笑着说:“总指挥,先保存这份奖赏吧,等大典后,我要跟你讨三天三夜的睡眠,连梦都不做。但是,现在不行!”
聂荣臻哈哈一笑,满口应承:“没问题。大典过后奖你睡七天七夜。”他十分清楚,这些天来,准备受阅的战士和工作人员实在太累了,战士们天天踢正步,走分列式,磨破了一双又一双的鞋子。但他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展示良好的军人风采是他们对新中国最好的礼物,而对他们最好的奖赏莫过于睡一个安稳觉了。
严密布置防空问题
为了确保阅兵的成功,聂荣臻还在认真组织阅兵训练的同时,对北平地区在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做了布置。
当时,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国民党军队仍然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西康等的全部地区或大部分地区,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特别是利用其空军力量,频频派出飞机向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发动空袭。就在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机场上空,投下了30枚炸弹,给中共军民造成了重大的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死伤24人,毁伤飞机4架,烧毁民房近200间。
为了防止国民党故伎重演,出动飞机袭击开国大典,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建立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起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
将开国大典的开始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3点,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出于防空的需要。
为此,预演结束时,一向以谨慎著称的聂荣臻想到了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他威严的声音划破夜空,在受阅部队每个人耳边震撼:“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发布一道死命令:正式阅兵那天,万一发生空袭。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也必须保持队形!天安门广场20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干脆、响亮、整齐的回答地动山摇,聂荣臻疲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参加游行的群众也接受了防空训练教育,要求他们在发生事情时临危不乱,冷静沉着,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骑兵受阅队伍中,总共有1978匹战马,如果受惊乱窜,那样后果会不堪设想,聂荣臻下令对之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
妥当确定阅兵曲目及有效配合部队模拟训练
此外,关于在阅兵期间演奏什么曲子,也让阅兵指挥部的聂荣臻等费了一些周折。
担负着为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演奏重任的军乐团,被人们称为“礼乐之神”,是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联合军乐队。在受阅部队各方阵训练开始的时候,联合军乐队也配合投入了训练。军乐队便陪着步兵进行分列式训练。可是,所选的曲子,步兵怎么也踩不到旋律的点子上,换上苏联的曲子更是乱了套了。
为此,一天,阅兵指挥部召开了有苏联专家参加的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采用什么样的曲子作为阅兵典礼乐曲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是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第二种意见则是用苏联的阅兵曲。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则提出了用我们自己已经用过的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的看法。会上对此事的争论颇为激烈,鉴于意见一时难以统一,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与副总指挥杨成武指示罗浪,拟写一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乐曲曲目上报中央。
很快,毛泽东就在这份报告上面作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报告中所写的方案被批准确定了下来。决定采用所报的《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进行曲》等5首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而欢迎毛主席就位、升国旗、鸣礼炮时,和毛主席宣读文告后,均奏国歌。
阅兵曲目确定下来以后,为了使其达到适合典礼使用的音乐,罗浪挑灯夜战,连夜对乐曲的旋律和配器进行了修改。
10月1日,晴空万里,秋高气爽。激动人心的这一天和庄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中午,聂荣臻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去检查受阅部队了。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是参加集会的30万群众和接受检阅的16400余名官兵。
在引人注目的整个阅兵式中,受阅的三军部队井然有序地一个一个通过了天安门前,接受着毛泽东等的检阅。整个阅兵按照预定的方案井井有条地进行得非常顺利。前后历时150分钟。尤其是在开国大典上的首次驾机飞行,是一次跨越时代的飞行,也是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和见证。只是偶发小小变故但得到了及时灵活的处理:检阅途中有一辆装甲车驶到天安门西侧,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开不动的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这次阅兵非常满意,受到广泛的赞誉。显然,这一圆满结果,主要得益于开国大典前缜密组织受阅部队进行的严要求、高水平的筹备训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