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理想与追求

    陈鹤

    苏轼一生留下的著述极多，他在诗词散文乃至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苏轼的词显示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以雄健之笔，扩大词境，在婉约之外，独建一宗，形成“豪放”一派，因而苏轼也被称为“豪苏”。这是对苏轼极准确的概括。在苏轼身上明显体现这儒家经世致用与道家旷达精神的极圆满的融合，具备了古代儒家所重视的善处穷通之际的一种自持的修养。虽在穷困被逐之中，也未曾迷失彷徨，仍然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在本篇文章中，我将通过苏轼作品中几个人物形象及典故来看一看他在困顿之中是如何执着于理想的。

    先看《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的上片：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苏轼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并上书反对新法，不得已，乞外调，由汴京转赴杭州任通判。本词即在任杭州任通时于熙宁八年（1075年）所作。词中孙郎即孙权，字仲谋。据《三国志》记载：“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词中典故即指这件事。孙权不仅胆略过人，且胸有韬略。《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有一次魏文帝问赵咨：“吴王何等王也？”咨对曰：“聪明仁惠，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由此可见孙权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故而终成为三国鼎立之一足。苏轼引用此典，用意明确，意欲像孙权那样施展雄才大略，保卫边疆，安邦定国。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赤壁赋》。这篇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贫困，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加以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一百多天，受审十余次，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获释，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由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沉重的精神压力迫使东坡内心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慨世事的纷扰和虚无，他哀叹人生如梦，愁绪难遣。他试图去寻找彻底的解脱，“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但这种飘飘欲仙的超脱，只能存在于他的幻想世界里，事实是他虽然对现实极不满可又不得不忍受。就是在这个生活极其困顿，精神极为痛苦的时期，苏轼也并没有对人生采取断然弃绝的态度，因为他始终不能忘怀自己的理想。因此当他面对黄州赤壁时，不由得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倾诉着对曾经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的崇敬颂扬之情，“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这些句子歌颂了曹操所到之处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曹操顺应历史潮流，在当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凋敝混乱的局面中，力挽狂澜，消灭割据，救民于水火，完成中原统一大业，功勋卓著，彪炳千秋。

    苏轼在写作《前赤壁赋》的同时，还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情调与赋基本相同，同样是借假成真、借古伤今抒发壮志未酬之志。以“江山如画”引出周瑜，并大加渲染。“小乔初嫁了”一句乍看平缓通俗，其实奇峭而意深。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周瑜跟从孙策攻皖城，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这是建安三年（198年）的事，当时周瑜24岁，而赤壁之战则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冬，小乔嫁给他已十年了，用“初”字的目的，不过是衬托周瑜青春年少，英姿勃发，另一方面用小乔之事表明周瑜政治上的得意。周瑜与孙策本有“总角之好”，情同手足，又由于纳小乔，与孙氏结成至亲，更加受重用，24岁任中郎将，赤壁之战时已任都督。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率八十万军队顺流而下，直指江东，所向披靡，来势汹汹。孙权政权内部很多人主张投降曹操，但周瑜力排众议，对当时的敌我力量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曹军实际人数不足八十万，加上远道疲惫，不习水土，可以与之一决雌雄。正是周瑜这番卓越见解，促使孙权下定抗曹决心。周瑜率三万精兵，联合刘备，在赤壁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大败曹军，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周瑜也因赤壁之战而功成名就，名垂青史。苏轼写这首词时，已年近半百，人生迟暮，而功业未就，举周瑜以为理想，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三例虽然篇目不同，但都有如下特点：第一，所举人物均是三国时期建立了不朽功业的英雄;第二，写这些词赋时，苏轼均处于郁郁不得志时期;第三，这些词赋的写作年代正是北宋王朝的多事之秋。北宋王朝内部豪强兼并，官僚机构庞大而无能;对外则边防松弛，向侵略者求和，每年要向西夏交纳几十万两匹银绢，不但黄河以北地区丧失殆尽，黄河以南也损失严重。元封四年（1080年）十一月，即作《前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宋兵包围灵州十八日，西夏梁太后令决黄河水灌宋营，宋兵冻死者甚众，大败而回。这样的事情怎能不使苏轼感到悲愤呢？由此可见苏轼在自己的作品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颂扬这些英雄人物，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能安邦定国、建功立业。人生如白驹过隙，但總得在这“隙”间留下些光彩的印记，这正是苏轼孜孜以求的人生的最高理想。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他的生平思想，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苏轼出生于一个文化修养极高的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母亲能教他读《汉书》。由于家庭的教育，前辈的熏陶，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学习，青年时期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由于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苏轼从少年时期起就积极关心当时社会的人情风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事实上，苏轼也是这样做了，他向朝廷上制策，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要求“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生民之患”是“知安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教战守策》）。他不光用政治家的眼光指出流弊，更希望自己能身体力行，保卫边疆，打退来犯的敌人，“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在自己的诗中一再表示自己虽然是一介书生，也要为国戍边抗敌。“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说自己犹能挥白羽扇退敌。“西凉簿”指西凉州主簿谢艾，艾本书生，善用兵，所以苏轼以他自比。还有一首《和梅户漕会猎铁沟》诗的开头两句“山西自古说三明，谁信儒冠也捍城”，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三明”用《后汉书·段颖传》中的典故：颖字纪明，初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

    抗敌戍边、安邦定国是苏轼一生追求的最高理想，但当时腐朽的北宋王朝已经听不进忠言了，皇帝一味苟安投降，臃肿腐败的机构已经经不起一点点的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北宋王朝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注定了苏轼的理想不可能实现，这怎能不使他悲伤感叹、“早生华发”呢？苏轼处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夹缝中间，到处受排挤，因“乌台诗案”被贬斥到黄州做团练副使，以后更是一贬再贬，直至蛮荒之地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儋州，处境极其艰难，幸亏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和旷达的天性还支撑着他生活的信念，但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了。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断地在自己的作品中缅怀颂扬那些能安邦定国、有雄才韬略的英雄们，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在阅读苏轼的作品时，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他在穷困被逐，极其艰难环境中对理想的执着及因理想实现不了而产生的焦灼与痛苦。苏轼是孤独的、寂寞的，只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才是他的知音，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才能寻求到精神的安慰。这是苏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作者通联：贵州遵义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