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的媒体角色定位与交互影响

    谢喆

    

    【摘 要】本文以“海娜号”事件为案例，分析了突发事件中传统媒体和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表现出的各自优势与不足，以及彼此间的交互影响，提出如何通过明确不同属性媒体的角色定位，整合不同的媒体资源，来提升突发事件的报道水平。

    【关键词】突发事件 传统媒体 自媒体 定位 交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今天的传媒业日渐形成跨媒体生存、多媒介传播、全媒体发展的态势，媒体概念正在发生变革，媒体功能正在整合、重新分配。尤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某一类强势媒体“一统江湖、包打天下”的局面正悄然逝去，信息平台的优越性更多地体现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互补、角色分担、资源共享和相互借力。笔者亲历的“‘海娜号邮轮滞留韩国济州岛事件”（以下简称“海娜号事件”），就凸显了应对突发事件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间的资源整合与交互影响。

    一、自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成为传统媒体新闻线索

    海航旅业旗下“海娜号”豪华邮轮原定于当地时间2013年9月13日16时由韩国济州岛开往仁川，但在离港时被济州地方法院扣留。16时左右，船长广播开始多频次地播发通知：“‘海娜号由于‘清关手续原因不能按时启航，目前正在积极协调争取尽快离港。”与此同时，乘客纷纷利用船上WIFI将“海娜号”因“清关”手续原因滞留济州港这一信息通过自媒体发布出去。

    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海娜号事件”尚未形成足够的新闻价值，船只启航时间延误若干小时在交通工具误点率较高的今天本不足为奇。因此，自媒体发布的信息仅限于微博、微信好友圈子中的分享和评论。但随着滞留的时间不断延长，乘客对于“清关”这一含糊理由渐渐产生质疑，对其背后真实原因的获知欲愈发强烈，随之而来的是在自媒体中对滞留原因的各种猜测。通过新媒体海量的信息通道、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最终获知了“海娜号事件”的真正原因。笔者刚好间接有朋友在海航集团，在事件发生后的将近24小时后（2013年9月14日14点29分），笔者得到了一条来自微信朋友圈的信息：“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沙钢船务有限公司以法律纠纷为由，向济州地方法院申请扣押海娜号邮轮。”而此时部分乘客也通过自媒体获得了类似的信息。

    乘客滞留已近24小时，“海娜号”船长广播依旧播放着“因‘清关原因不能离港”这样让人难以信服的消息，自媒体获取的信息让人产生多种猜想，看似两家中国企业经济纠纷的官司可能会蔓延至海外……所有这一切都在提醒着笔者：“海娜号事件”已经酝酿成为一个涉及到1000多名中国游客的侵害公共权益事件，具备了足够的新闻价值。于是，在2013年9月14日14点57分，笔者以加V认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身份发布了一条微博，完整转述了来自海航内部获得的信息，随之引发诸多媒体的关注与问询。

    由此可见，突发事件的起始阶段无疑是自媒体充分施展的舞台。在多数情况下，自媒体信息发布者自身即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在报道中可谓是占尽先机。当然，自媒体每天发布的海量信息，并不是每一件都具新闻价值。由普通事件酝酿发展成为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关注的人群由当事人的小群体演变成牵动众多受众的大事件，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最具传播优势。

    二、传统媒体追踪事实真相，新媒体集结民意

    当新闻线索通过自媒体浮出水面时，传统媒体开始发力，首要任务是求证①。在“海娜号事件”发生后，由于船上信息闭塞以及网络承载量限制，乘客对行程的不确定性产生焦虑，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微博与微信中充斥各种主观猜测和情绪性的言论，其客观真实性难以保证。而此时传统媒体开始借助较成熟的信息获取模式和可靠的采访渠道，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解析和追踪。

    客观、公正历来是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受众对传统媒体的普遍认知。2013年4月27日，在“首届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上，《现代广告》杂志社和北京师范大学传播效果实验室联合发布了中国传媒公信力数据：在绝对公信力方面，电视、报纸居前两位，传统媒体优于新媒体。这一点在此次扣船事件传播活动中也得到了验证。

    在滞留将近24小时之际，笔者的微博一经发布，中央电视台、《三联生活周刊》《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纷纷与笔者取得联系，了解船上滞留人员的生活情况。因为博主是经认证的记者身份，体现着博主具备基本的新闻采编能力，可以提供有效和可靠的信息。

    2013年9月14日19：30左右，笔者按照事发后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编辑制定的报道计划，手持采访设备记录乘客与船员的动态情况。当时，由于“海娜号”一直没有给出事态的解决方案和乘客的撤离方案，导致乘客大量负面情绪积压，双方进入对峙状态。而笔者是“海娜号”上唯一一名职业媒体记者，有责任给公众带来客观、公正的报道。

    2013年9月15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海娜号事件”专题节目在《新闻纵横》中播出，从外交、经济、法律等方面采访了相关行政官员和专家学者，加上笔者通过连线发来的“海娜号”上乘客与船员的最新动态，对这一事件予以了全景呈现。

    广泛地汇集民意，以细分精准的专业知识参与风险评估和危害分析，是新媒体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作为的方面。网民具备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社会身份，以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观察事态发展，对事态走向的分析更加细致入微。借助新媒体平台，构建一个集思广益的言论场，对事件发展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危害及时预判，设计解决思路，分享社会资源，减小损失。

    “海娜号”事件发生后，对于被困人员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维权工作。此次突发事件中，新媒体很好地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乘客通过各种网络论坛表达维权诉求，寻求法律支援；通过微博将最新的事态@外交部、知名的法律界人士、国家旅游主管部门、中消协等机构，提醒关注事态发展并给予维权指导，尝试在专业的引导下有理有据、科学合理地进行维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这些信息也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媒体的新闻线索，为全方位报道的展开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传统媒体展开全方位、系统性报道，新媒体显现短板

    人们在信息获取上需要速度，也需要深度和精度。新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尽管有传统媒体难以超越的速度和互动的优势，但是很难对一个事件进行有深度的和全面的采访与调查。另外，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也需要具备专业素养的新闻工作者来筛选编排，以提炼出对受众有用的内容②。而传统媒体所培养和锻炼出的新闻从业者能够提供“系统性全景式信息、真切的命运、鲜活的故事、深度的观察”。

    获知笔者在“海娜号”上以后，中国之声后方编辑一直保持着与笔者的实时联络，及时策划发播后续报道。这时候，传统媒体在新闻事件中的统筹能力开始凸显：一方面笔者作为当事人兼前方记者，具备全局观念，能够有效过滤掉各方面信息中的猜测、误判与臆断，以基本事实为出发点，结合所服务媒体的特点（如对音频、视频、图片的侧重），将汇编后的信息发回后方。另一方面，后方编辑则利用强大的媒体资源，对事件的起因、经济纠纷的形成过程、扣船事件的法律依据、后续维权等诸多方面层层剖析，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报道格局。

    此外，传统媒体因信息的深刻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在突发事件的二次传播过程中占据优势③。“海娜号”滞留期间，笔者注意到，虽然乘客们都在时时关注新媒体上的各种消息，消息来源五花八门，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但是大多数还是倾向于信任传统主流媒体的声音。笔者做了一个随机的调查，滞留期间乘客比较信赖的媒体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新华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都市报》、凤凰卫视（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及其他。有趣的是，尽管绝大多数乘客获知扣船信息的第一媒介是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但在信赖度排名方面几乎都给予“不信任”的评价。

    所以，今天的新媒体尽管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着整个传媒市场，不断分食着传统媒体的受众，在报道中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但也有着天生的顽疾，体现在报道不够深入、不够透彻等，这为传统媒体在与之竞争中提供了发展空间④。尤其是进入到新闻事件发展的后期，尽管自媒体发布信息依旧活跃，但话语权实际上掌握在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手里。

    四、新媒体热度锐减，传统媒体凸显长尾

    新媒体对事件的新鲜度有着高度的偏好，观察百度热词榜、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均是以网友的搜索频次、点击率情况进行实时更新的，单一事件很少能够长期占领榜单前列。信息时代，海量的资讯让新媒体的关注热点不断更新，热度一过立刻被新的事件所取代。因此就报道的深度而言往往不及传统媒体。

    相反，传统媒体由于一直以来肩负的媒体社会责任，其长期积累的专家智库、评论团队资源，能够在事件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展开多角度的思辨；长期积淀的新闻素材库能够及时调阅同类型事件进行参考和比较分析。因此，在事件发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传统媒体还能够陆续推出具有新闻价值的通讯、评论、特写、专题等报道体裁，将事件说深剥透，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的获知欲望，最大限度地起到社会瞭望的作用。

    在此引用统计学上“长尾效应”的概念：从人们需求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需求会集中在头部，而这部分可以称之为“流行”，而分布在尾部的需求是个性化、零散的、小量的需求。而这部分差异化的、少量的需求会在需求曲线上面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即“长尾效应”。也正是“长尾效应”可以将所有非流行的市场累加起来，形成一个比流行市场还大的市场。

    就“海娜号事件”而言，当新闻事件结束，热潮渐渐褪去，新媒体早已将目光转移至更具流行价值的事件，传统媒体却依然在深度经营着“长尾”：“海娜号事件”发生在9月13日到9月18日期间，18日开始，“海娜号”已经陆续从微博热门话题榜沉淀下来，而传统媒体仍在以不同角度继续深究。这样的深耕恰恰显示出了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及专业能力与实力。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突发事件不同阶段的优、劣势分析，以及在交互影响中提升报道水平的思路，可以下表来阐述。

    纵观“海娜号事件”媒体报道全过程可以发现，以往对某一类型媒体的所谓“强势”与“弱势”的评价显然已经不再适应今天的媒体环境。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都无法舍弃对方而独立支撑报道的全流程，更多的是在突发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彰显各自的优势，并充分利用其它媒体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短板。

    （作者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节目中心）

    注 释

    ①郭士荧《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运用自媒体》，载《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4期。

    ②③谢耘耕、万旋傲 《不同类型媒介在公共事件中的角色变迁——基于2007～2011年重大公共事件的实证研究》，载《现代传播》2012年第11期。

    ④张帆《新媒体语境下传统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策略分析》，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50421/221321/14621984.html。

    （本文编辑：刘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