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诗意化纪录片审美范式比较研究

    杨会

    

    从美国1920年的《曼哈塔》开始,源自形式化审美需求的诗意化纪录片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在纪录片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诗意化纪录片因其形式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大量受众的注意力,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城市交响曲》《桥》《雨》,还是21世纪的《舌尖上的中国》《美丽中国》《香农密境》等一系列优秀的诗意性纪录片作品,都体现着形式美学的精粹、又展现着时代风貌,在节奏与韵律的运动中展现着诗意,在认知的传播中传达着情感。但不同国家同一时期的诗意化纪录片因其所处的政治文化艺术语境的不同,呈现出较为显见的知觉形式变化。

    一、 西方的诗意化纪录片产生语境

    西方诗意化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与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同步,并受政治语境及电影艺术流变的影响。纪录片被世界普遍认可是1929年的事情,但影响世界电影史的首部纪录片创作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政治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历战争伤痛的艺术家们转身投入至艺术创作中寻找失落文明世界的隐遁之所。如1921年公映的《北方的纳努克》,延续了早期冒险类纪录片浪漫主义的质朴叙事。从文化艺术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适逢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兴盛时期,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携裹着处于稚嫩状态的电影艺术飞跃式地前进,并推动电影艺术加速进入了艺术语言自觉探究的时代,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意化纪录片呈现出万花筒式的璀璨缤纷的夺目景象。

    自1929年起,在英国官方政策及财政支持下,以格里尔逊为首的英国纪录片学派开创了电影史的新纪元,也以“格里尔逊式”的纪实影像展示了诗意化纪录片在宣传领域的作用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当然,将这些价值发挥至极致的无疑是德国的里芬·斯塔尔。战争期间,处于战乱的人们试图逃避战时的艰辛,更愿意将夜晚的休闲时间留给影院,这一时期的电影产业极为繁荣,大量与战争有关的纪录片在影院上映,战时亦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展示战时保有热忱、颂扬生命之美好的诗意化纪录片。及至战后,人们开始反思并审视战争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一宏大的历史性主题依托视觉化的影像确实难以表述清楚,因而声音因其能够创造想象与联想空间而成为建构诗意化纪录片的主要手段,并成为了超越视觉影像的剧作因素。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观念急剧变革的年代,受当时电影领域的现实主义思潮、美学领域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及技术发展的影响,纪录片的诗意化表述亦出现了新的方式,纯粹借助形式的诗意化表意方式逐渐被摈弃,纪录片开始运用影像叙事的逻辑体系实现诗意化表述。

    二、 中国的诗意化纪录片产生语境

    中国的诗意化纪录片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而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境特点,这也导致了中国的诗意化纪录片的产生节点及生长规律与西方有着本质化的区异。中国自1904年拍摄了第一部舞台纪录片《定军山》起,便开启了漫长的纪录片漫游之旅,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相应的拍摄团队,开展了与党的事业及人们政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主要实施了宣传功能,且这一功能一直延续至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这一时期逐渐淡化纪录片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在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人物时,开始注入人文关照和创作者的个体化情感表述。也正是在这一转变中,诗意化纪录片应运而生,我国的第一部诗意化纪录片《竹》(1979)正是产生于这一时期,至此以后,一批去政治化、去魅化,以平民视角关照人们生活的诗意化纪录片出现了,如康建宁和高国栋的《沙与海》(1989)将视线投注于沙漠及海上的寻常人家,在安靜的凝视中注入脉脉温情。孙曾田《最后的山神》(1992)以平和的姿态关照了文明化进程中即将消失的萨满族人的仪式及信仰。陈晓卿的《龙脊》(1994)则默默第注视着一群求知若渴的大山里的孩子们。而张以庆导演则将镜头缓缓转向了镜头前人物的内心世界,任拍摄者的情感慢慢流淌出来,捕捉另一个层面的真实。

    三、 中西方诗意化纪录片的审美范式

    诗意的表意在认知层面上往往与个体“脱离现实世界功利性、实用价值的审美情趣”[1]直接关联,是海德格尔言说的“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的生存状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意境”一词将人与自然这一超越现实的无功利审美关系表述了出来。但“意境”是种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东西,也是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的个体体验。为了使这一抽象且飘渺的东西能够被接受,创作中往往需要以景寄情,采取虚实结合、隐意藏境等手法,建构出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进而描摹出象外之象,抒发出韵外之旨。

    (一)西方的审美范式:形式崇尚到诗性叙事的内涵表述

    西方的诗意化纪录片可以括为两类,一类偏重艺术语言的形式探究,是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视觉交响曲或视听觉交响曲;一类延续传统影像的叙事原则,但注重表述情感的纪实影像。具有先锋气质的影像诗意来自于电影艺术语言发展的自觉需求,艺术家们孜孜不倦地对影像语言进行探究,强调以视觉的或听觉的形式强化影像序列的节奏感,这一探索对于影像的发展极其重要,但从其存在的问题来看,当时的影像因过度重视“形式化”要素从而淡化了“叙事性”,因而在影像逐渐回归“真实”美学诉求的潮流中,偏倚形式化的表达方式至此转变为辅助影像表意的元素,并成为影像的诗性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延续叙事原则的纪录片注重影像叙事与抒情的有机结合,这类影像使用多种形式化艺术语言作为影像叙事表意的手段。并以影像叙事推动影像表意进入一个超越性的关乎生命存在的领域。探索生命的意义并探讨超越生命的“大道”追寻,将审美体验与存在的本真意义链接起来。诗意化纪录片通过对于日常时空生命存在状态的关注里,凝集了对于生命状态的哲学思考,也在与神接近的沉思间达至人生的理想化之境。

    (二)中国的审美范式:诗性叙事中的禅思意境建构

    中国的诗意化纪录片更多涉及了诗的意境、氛围所带来的审美效果,与个体的审美趣味紧紧地勾连在一起。这一诗意往往个体生活的区域性文化及区域性的审美传统关联,也及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禅思及意境之美。中国的诗意化纪录片或多或少反映了禅宗美学的审美情趣。在宁静与平淡中营造出悠然、淡泊之境,给人清静、出尘之感,在凝聚着美学理念、哲思、情感体验及简约形象的适意恬淡的景象里蕴荫着诗意。观众依靠文化的诗性直觉来领悟,感受到情景交融的意境,而意境又以心之“意”与情之“境”的融合为佳。在审美中,大众对于意境的体悟来自于主观的禅学感知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渗透。在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悟中,感受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灵境,以具象化形象表述出普遍而超越性的哲理,孕育出志趣深远,隐而不露,意味无穷的境界。

    勾连至纪录片的诗意表达,亦需要通过影像建构出“镜已尽,但境未尽”意犹未尽的境界。张以庆导演拍摄的《佛山听禅》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禅”悟贯穿始终,在细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中,不时展现出富有哲理性的禅思之语。影片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故居为串联影像的线索,组织起大量印象式、碎片化的素材,拼贴出既有着古典意蕴,又有着现代气息的城市形象。在镜头之外有着丰富的言外之意表述,也启发着我们展开关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的思考,更多的是在中国人流淌的“禅”悟里引领着我们直面生命,聆听自己,寻找到生命最美好的境界。

    《最后的山神》開篇及结尾均描摹大片的雪景或碧蓝的天空、翠绿的森林、雾气氤氲的湖面,以类似于中国画中的“留白”营造了山水画般的写意诗境。“留白”以空白为背景,用笔墨和形体的虚实变化来创造意境、表现空间。“留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虚无”,而是一种“藏境”的手法。中国画的“留白”是一种艺术的含蓄,是一种深邃的意境,也是一种艺术追求。[2]留白“在中国传统绘画语境中,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形态,一种画境,古人称其‘无画处,今人谓之‘灵的空间,它是艺术家创作和人们欣赏时‘联想与‘畅神的空间媒介。”[3]“留白”是一种含蓄的美学,以“虚”,托“实”,在留白中以启发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影片里成片的小草或树丛在雪景为底的白色背景中深深浅浅地晕染,人物或灵动或安静地存在于如画的风景里。在安静寂然中景里传神展示北方冰雪之国的诗意美境。影片在展现诗意美境之时,更加关注萨满族文化的消逝,在这喟叹之间,情感油然而生。在有如山水画般的冰天雪地间,伴随着以埙演奏的悠婉转而略带忧伤的音乐,抒发出现代文明侵袭的鄂伦春人与大自然和神邸渐行渐远的哀叹。影片为了实现特定的情感表达,以艺术化的“留白”手法实现隐而不宣、悬而不置的所指指向,让观众在非连续的认知缝隙中静静体验出作品浓烈的情感和深邃的诗意化美境。

    结语

    诗对于人类的作用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诗首先使栖居成其为栖居。诗是真正让我们栖居的东西。”[4]诗意化表意是纪录片对人和人的内心世界关怀的必然结果,是对创作者与观众心灵交流的肯定。诗意化纪录片触碰的正是人类内心深处,心灵世界玄妙的、不可言说的情感,创作者运用各种艺术表达方式,追求一种诗意化的“存在”境界,因而将纪录片作品推进至“生命关怀”的层面。在海德格尔所阐释的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及王国维所言及的“意境”间合流,这种诗意超越了审美,达至一种生命存在于天、地、神之间的和谐。

    参考文献:

    [1][4](德)海德格尔.Poetry,language,thought[M]//(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1,71.

    [2]徐邠.想象的空间——中国画留白之诠释[J].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6(10):62.

    [3]高飞.空白与意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706-711.

    【作者简介】杨 会,女,江苏盐城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电影

    理论与文化传播、数字媒体艺术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诗意性纪录片研究》(编号:2015SJB484)的阶段成果和2016年度江苏省

    “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016[15])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