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及当代启示
李晓倩
摘 要：五四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予以研究与宣传，一场空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在中国迅速蔓延。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创办报刊、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籍、课堂教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以及发起论争等路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传播路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早有渊源。据相关资料记载，中国史籍中第一次出现马克思及其学说是在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899年3月《万国公报》上所发表的《今世景象》一文中，这是中国人从中文报刊上第一次获悉马克思之名，随后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零散式传播，直到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开始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信仰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主要得益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宣传。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通过创办报刊、翻译书籍、课堂教学、建立社团以及发起论争等方式在中国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如潮水般迅速席卷全国。
现如今，回溯马克思主义的百年传播史，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前人的智慧与力量，这些先进的传播路径对我们当代传播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因此，深入学习和了解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从中获取有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进经验与方法，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
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通过创立报刊、翻译书籍、课堂教学、建立社团、发起论争等路径在中国掀起了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
（一）创办报刊和翻译书籍，介绍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创办报刊和翻译书籍便是他们赖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一年的时间之内，全国创办的新刊物达400余种，其中包括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每周评论》，陈独秀、李汉俊创办的工人周刊《劳动界》，上海共产党早期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等，在这些报纸期刊之中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达到200余篇。这些报刊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启发了民智、解放了思想，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于无产阶级事业。这些报刊针砭时弊，反映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湘江評论》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刊载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指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对政府卖国求荣的暴虐行径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剧烈反响，成为当时青年最热衷阅读的杂志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国民党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国民党主办的《建设》《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等报刊也发表了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籍也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组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由陈望道先生于1920年8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该书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由陈独秀在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一经面世就受到了青年学生们的争相传阅，已然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除《共产党宣言》之外，由费觉天翻译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恽代英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也在中国相继出版，这些译著促进了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把握，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依托报纸、书刊这一传播媒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唤醒了中国人民沉睡已久的爱国之心，将马克思主义的星火洒向了中国大地，这些分布于中国各处的星火终会燃尽黑暗，还中国以灿烂明朝。
（二）通过课堂教学讲授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还通过课堂传授的方式向广大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种面对面地“一对多”式地传播路径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蔓延。
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之后，9月便与进步的陈启修教授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主要向学生们讲授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同年10月初，李大钊又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讲座，向各地的学生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先生也陆续开设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课程，如《史学思想史》《史学概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通过课堂讲学的方式向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1921年1月16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政法学校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的著名演讲，就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及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作了详细阐释并对当时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剧烈反响。除陈独秀、李大钊外，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作过类似的讲演与报告，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们还将课堂开设在工厂与田野之间，他们通过建立讲习所、识字班等方式向工人、农民传授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知识，大大拉近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的距离，为之后发动工农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新旧思想交替融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有了组织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的需要。
北京大学是公认的传播新思想最活跃的园地，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存放的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与原著，极大地满足了青年学生的求知欲，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著与典籍。后来，随着热爱和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1920年初，在李大钊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社团在创立之初并未向社会公开。“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1]除此之外还有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身处天津的周恩来组织参加了“觉悟社”，赵世炎等组织创办的“少年学会”，恽代英等组织的“利群书社”“共存社”等。这些研究社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园地，它将全国热爱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有效集合在一起，为将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凝聚了力量。
（四）在与三大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切新兴事物在发展之初都会受到旧事物的阻挠甚至压制，在新旧事物的斗争之中，新事物终会通过自身的优越性击败旧事物，从而获得自身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亦是如此，在“三大论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进一步的升华，也与中国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
1.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争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中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指出，空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反而会令人心满意足，从此不再研究社会的具体问题了。[2]因此，胡适号召人们少谈主义，多关注社会具体实际问题。他认为中国应通过“点滴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谈“根本解决”是痴人说梦。胡适的这些言论立即引来了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回应，蓝公武认为：“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3]李大钊则认为，“主义”与“问题”之间是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依赖于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要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应该设法让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问题和主义。[4]因此他强调在各种问题的研究之先，须以各种主义之研究。针对胡适“点滴改良”的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其他具体社会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5]6他强调了“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要求我们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去解决社会问题。
“问题”与“主义”的論争不仅是对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论争，更是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公开争论，即我们应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选择改良主义，这次论争更加坚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也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发。
2.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争
1920年11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6]文章一经刊登，便引来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严肃批评。李达针对张东荪的这一论调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7]李达主张我们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与中国国情相悖，而且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阻挠。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处弱势地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若想雄起于世界必得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而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8]由此可见，中国若想独立复兴，必需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而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体制。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争，更加坚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中国坚持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3.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无政府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较广，中国的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如恽代英、毛泽东等人。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即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统治者，它从极端自由主义出发，反对一切权威、国家和政府，它崇尚个体之间的自由互助关系，以期建立一个绝对平均的、自由的和谐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构想忽视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脱离现实依据的虚幻梦想。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统一，否则中国将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亿万人民也将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之下。
无政府主义始终站在个体角度上思考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则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也意识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坚定地转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如陈延年、陈乔年等人，他们的加入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总之，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争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众多“主义”之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启示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要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在充分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传播与发展。
（一）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的联袂传播
五四时期，报纸书籍等“纸媒”是当时最重要且仅有的传播媒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一传统的传播媒体向广大民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收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由此可见媒体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当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对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体的发展与建设，又要在互联网发展大势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两种媒体的充分融合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传播与发展。
一是加强对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体的建设工作。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传统媒体受到了来自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但传统媒体相较于新媒体而言建设相对完善、制度相对严谨、审核相对严格，传统媒体在准确性与稳定性方面比新媒体更高，因此在新时代继续完善和创新传统媒体对我们当代传播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9]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全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经典读物，让广大人民群众有书可读。由此可见，传统媒体仍是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路徑与方式。
二是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之下，与时俱进地运用各种新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QQ等新媒体应运而生，这些丰富多彩的传播形式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渠道，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时尚多样的传播特点与人民大众信息接收的特点更为契合，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的期盼，因而相对更受广大民众的偏爱。广大民众对新媒体的偏好要求我们要加大对新媒体的扶持和建设力度，积极主动地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阵地上扶持、开辟更多正能量的官方和个人阵地，如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书籍也开始流行于网络，电子书籍以其方便、快捷的形式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与追捧，因此我们应与时俱进地通过互联网上传一些电子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学习。
总之，媒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当代传播马克思主义要加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有机融合，实现两种媒体的联袂传播，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效性。
（二）借助课堂教学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
课堂教学这种“一对多”的传播方式是我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极为有效的路径之一。它是人民大众系统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渠道，是我们现阶段向人民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一传播手段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青年学生中小学阶段的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到高等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我国已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这些理论课程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向青年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从实践层面教授青年学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基本国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促进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学校在保障学生基本的理论学习之外也要适时邀请专家学者到学校举办讲座与论坛，以学术研讨的方式引导青年学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了解，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与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切实加强对青年党员干部的理论培训工作，切实加强党校、团校和其他干部学校的建设，培养一批批德才兼备的青年党员干部，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重对工人、农民等非专业人士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如在工人休班或农民农闲时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周末课堂”“马克思主义理论夜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进社区”等系列教育活动，以课堂教学的形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教育需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三）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社团是我们传播一切思想的园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为园地开展了诸多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和革命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因此，我们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社团的构建，并以此为平台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首先，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又称为“红色社团”，目前大多分布于高校之中，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科学发展观”研究会等等。这些理论研究社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要积极鼓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团的创办，让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在中国遍地开花，切实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其次，我们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实践活动，以不断深化社团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识，以达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社团将热爱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有效聚合，开展诸多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读书会”、党中央相关文件研读、“红色革命圣地”参观、英雄人物拜访等各式社团活动。他们在组织社团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团结和影响周边人群，在潜移默化之中让更多人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不仅对内可以丰富社员的社团生活，对外也能够起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使人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四）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环境，对我国民众，尤其是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型的青年更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当代如何使广大民众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如何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首先，我们应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理论自信，引导人民大众在充分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同。广大党员干部既要科学引导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也应注重落实人民群众对党的相关会议文件的学习和领会，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入脑、入心，切实增强人民大众的理论自信。其次，我们也要切实提高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警觉，勇于揭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勇于揭露历史虚无主义企图虚化我国革命历史的本质，敢于揭露新自由主义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國意识领域指导地位的险恶用心等等。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这是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三大论争”中得出的又一重要启示，对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是一个风云迭起的时代，是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是一个新旧思想强烈碰撞的时代。五四时期的先驱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探索出了一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对我们当代传播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阶段，我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应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在充分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让马克思主义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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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