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记忆的再生产路径探析
贾牧笛
【摘要】自上而下的帮扶型乡村振兴路径，存在遮蔽乡村内在特性及农民主体性的风险，因而从内生性视角探索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可行路径。乡愁记忆凝结着农民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当代文化的情感、价值观和体验，能够发挥凝聚、连接、扩散的作用。通过对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丁岗村的田野调查，关注了村内乡愁记忆的发展实态及村民與乡愁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城乡二元割裂背景下，现代性侵蚀着乡愁记忆的生命力，对其造成威胁。因而，应当从媒介、空间、主体三维一体的实践路径促进乡愁记忆的再生产，即复兴乡愁记忆的公共空间，利用新媒介实现乡愁记忆的传承，激励乡村农民、城一代、城二代的主体性，实现乡愁记忆再生产，进而促进乡村文化的内生性发展。
【关键词】乡愁记忆;乡村振兴;新媒介;公共空间
乡村创造并保存着乡土中国的空间肌理和样貌，以及我国特有的农耕技术、宗族观念、民间艺术等文化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身份的烙印，民族的根脉。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消失数量高达90万个。[1]即便在现存的乡村中，也因存在经济短板、信息鸿沟、集体记忆淡漠等推力因素，缺乏城市中发展机遇、教育环境等拉力因素，导致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空巢化”问题日渐凸显。留住乡村、留住乡愁成为社会各界亟待关注的课题。
丁岗村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城东，属于大新镇小庄行政村，是北宋训诂专家、尚书左丞丁度墓所在地，该村也由此得名，丁岗村也是笔者的故乡。丁岗村的总耕地面积为1700余亩，主要粮食作物为小麦、玉米、大豆等，近几年，村民开始大面积种植辣椒、芝麻等经济作物创收。村内土地流转现象尚不严重，唯一流转的土地，是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租用村中的公共土地建设的消毒点。消毒点的建设，是丁岗村招商引资的重要成果。全村共有村民240余户，920余口人，其中常住人口为850余人。村民仍以务农为主，也有部分家庭55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务工地多为郑州、江苏等地。
本文将丁岗村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二是笔者所具备的研究视角和基础。丁岗村并不是著名古村落，它并未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也未能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胜地，它只是中国广袤的乡村土地中的普通一隅。但是处在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大时代，丁岗村呈现着大时代的种种雕琢和自身历史文化的印记。丁岗村至今仍保存着碑文、贾氏宗祠、族谱、村落建筑、农耕田地、婚丧嫁娶风俗、武术风水、民间艺术等物质和非物质乡村文化，凝结着村民的乡愁记忆，因此在乡愁记忆研究框架下具有研究价值。正如黄灯所说，任何单一的呈现，都只是乡村的一种面相。在中国语境下，对任何一个家庭的透视、群体的透视都能获得隐喻时代的效果，实现对真相的指证。[2]笔者作为城市第二代移民，由于脱离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体验，仅在节假日在乡村居住，因此保持了凝望故乡的距离，对乡愁记忆有独特体会。儿时和村中儿童在池塘里捕捉泥鳅，构成童年的重要图景;成年后，每次目睹祖父保存的贾氏族谱，便勾起强烈的归属感。综上所述，笔者将故乡丁岗村作为调查对象。田野调研部分采用的是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所收集资料基于2019年8月、9月在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大新镇丁岗村的实地观察，以及对20余名村民的访谈，加上笔者在此断续的生活经验。
最后，本研究力图真实、客观呈现丁岗村乡愁记忆的发展实态及存在问题，不仅仅是主观色彩极浓的“乡愁体”书写，因此，笔者尽力规避乡愁情绪的沉浸和想象，主要从社会学、传播学视角进行分析论证。访谈之中，有次笔者问道：“农民对土地是否有着特殊的情感，如依恋、信仰？”采访对象答道：“农民不过是靠土地生活。”这样的例子一遍遍提醒笔者，研究乡村问题，应当脱离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
一、游离的农民身份与认同
农民不只是一类群体，还是一种身份标签，背后包含着乡土性，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根。[3]通过对丁岗村村民的观察和访谈，笔者发现，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村民们的农民身份认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个体身份认同的确立不仅仅是外在因素的作用过程，更是其内在心理发生变化的过程，是客观影响与主观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4]从我国目前大背景来看，虽然出现“华西村”“小岗村”等特例，但总体来看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鸿沟客观存在，丁岗村是我国广大农村图景中大多数村庄的代言人。在农民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这些鸿沟无疑施加了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市民身份的向往或抵触、根植农民身份的不自信或自我满足、处于市民与农民二元身份游离状态。“农村就是卫生条件差，不比城里。吃剩下的菜，放冰箱里又不会坏。知道吃剩饭对身体不好，但是农村人都这样节约。”（村民GCL）“你只要不嫌老家穷，住多久都行，以前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供养孩子，让他们在城里发展，我到城里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你奶奶和我们不一样，她是国家教师，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村民JYD）从访谈和日常生活的观察中看，村民们对城乡差距有清晰的感知，继而转为对市民身份和市民生活的向往，这都显现出农民的自卑和不自信。
另外，城一代虽然脱离了农村生活背景，获得了市民身份，但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农民特征，外出务工的村民虽然没有城市市民身份的户籍，但由于脱离农村的生存环境，无法达成对农民身份或市民身份的完全认同。“我们是城镇户口，就不是农民了。不过在城市里，经常交往的朋友还是老家走出来的那些人”（城一代JP）。“儿子初中毕业后出去打工好几年了，不会种地，这次是儿媳生孩子才在老家待上一年半载，孩子稍微大点儿，他们两口还是要出去”（村民JYD的妻子）。“我在外地工作，不常回来，就记得小时候在咱村的沟渠捉鱼，还有去祠堂。其他的人呀、事儿呀不太知道了”（村民JHW的儿子）。通过访谈和日常观察，笔者认为，城一代和外出工作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在市民身份和农民身份之间切换的尴尬状态，即无法形成对其中任一身份的完全认同和适应。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并未丧失主体性。部分农民由于在农业专业领域积累的经验以及文化自觉，产生了极大的自豪感。“你会种地吗？别看你们学的知识怪多，下地干活儿可不会。”（村民JYD）“赡养老人，天经地义，传统的孝道还是在农村保存得比较好。”（村民JHW）这些结果提示乡村研究，不仅要看到现代化带来的城乡差距造成农民的心理落差，还应看到农民保留的乡村文化自信，包含着农民的主体性。
二、被现代性侵蚀的乡愁记忆
乡愁记忆，囊括乡村建筑、聚落状态等物质空间活动形成的记忆感受，内含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非物质方面的记忆状态。[5]乡愁记忆本身，也是一种身份认同的乡愁，是一份身份记忆的乡愁。[6]具体来看，乡愁记忆要素指被赋予精神含义的带有乡愁寄托的乡村景观，广义上的乡愁包含广泛的具象及抽象要素。[7]从整理访谈结果中笔者提取了丁岗村主要的乡愁记忆元素，主要包括物质景观上的祖茔、村落景观、田地、池塘、沟渠等，以及精神景观上的村史、族谱、风俗、文娱生活等。从整体来看，承载丁岗村村民的乡愁记忆的元素和空间，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缩小和衰落之势。
丁岗村的乡愁记忆保存和传播主要通过两种媒介形式：一是以碑文、族谱为代表的实体传播;二是口口相传。利用新媒体传播乡愁记忆尚属空白。总体来看，使用文字、石磙等物质媒介传播，更能唤起村民对村史的记忆，且利于保存，并且由于主动传播意识缺乏，以口头传播为媒介的村史难以传承。“为啥族谱上印着四兴堂？寓意就是期望四子贾江的后代兴旺发达。和其他几磙也有来往”（村民JLQ）。“咱们这一支就是四磙贾。我记得几十年前挖出来咱们祖先的碑时，还有半个石磙。小的时候，村里有个山门，前面就是丁丞相的庙，发黄水时，淤了。丁岗就是为了纪念丁丞相”（村民JYD）。物质实体在丁岗村村民的乡愁记忆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政治变动和时间洪流中，这些实体不断处于消减状态。丁公庙在洪水中被淹没，一些文物也在“破四旧”中被破坏。在岁月长河中，象征着宗族的石磙也被遗失。
除了以上政治、自然的因素，现代性与传统的交锋在中国的乡村处处可见。现代化带来的机械生产，使得农民们的劳动工具失去了存在的工具价值;媒介使得乡村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广播时代农民公共意识的觉醒、电视时代乡村社区逐渐原子化、移动终端时代赋权与公共性重建[8];现代性对人主体性的解放，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盛行，使得传统的宗族观念、勤俭节约等美德遭遇冲击。细观丁岗村，现代性对乡愁记忆呈现出侵蚀之势，集体耕作、集体观影、听书等集体记忆已悄然消失。“小时候，一个乡才有一个放映机，一年还不看一场电影嘞。那个时候有大鼓书，一说就是几个晚上，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听书，民间艺人们也是靠此谋生呀，生产队会用粮食作为报酬给他们”（村民JP）。“大概50年前，咱们村有戏班，有唱梆子戏、豫剧的，戏服、戏台都特别正规，戏台一搭，咱村的、邻村的都来听戏，热闹得很”（村民JYD）。“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还可以用手机看各种视频，不用出门就能娱乐。村里人很少能聚在一起娱乐啦，凝聚力可能也受了影响”（村民JLQ）。村民们谈及乡愁记忆的熠熠生辉与遭遇现代性带来的侵蚀后的失落相互交织。
三、媒介使用与乡愁记忆的代际断层
村中老人、文化人是乡愁记忆的见证者和保存者。“原来有个丁丞相，路经咱村时病故了，埋在咱这儿了，所以就叫丁岗”（村民GCL）。“族谱中记载的丁岗村是由于地形似丁字，其实不对，我查资料考证过，丁度墓确实在咱们村，就是因为丁丞相才叫丁岗村”（村民JHW）。
“当时都是记工分，男女老少都上地干活。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前面披着剪发头，后面跟着老黄牛。就是形容女人上地干活的”（村民JYD）。“其实去年就打算修了，但是组织动员起来比较困难，得等到大家闲时，聚到一起商议，再加上近几年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更新起来比较困难，暂时搁置了。等闲下来，肯定要修。修家谱很有意义”（村民JHW）。对于乡愁记忆，老人们有很强的保护意愿，但是由于保护乡愁记忆需要资金支持、组织性以及集体分工合作，因此面临重重阻力。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求学、打工、工作，他们对于村庄的记忆相对而言是短暂的，他们所保留的乡愁记忆也呈现出不同。“最怀念小时候坑塘和沟渠里逮鱼的事，上初二时因为贪玩捕鱼都不想上学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挺好玩的，上学放学都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很热闹，晚上小伙伴在街里一起玩捉迷藏、老鹰捉小鸡等游戏直到深夜才回家睡觉。当然，农忙时我们都要去地里帮忙干农活，跟大人似的”（村民JYX）。“有时候特别想吃家乡的饭菜，自己做了又感觉味道不对。小时候放学出去玩不写作业，然后晚上被窝里偷着写作业，也会想起。有时候就是想念在家什么都不用做，出门都是熟人”（村民DQQ）。“外出务工这么多年，最想念的就是在老家的父母。回想起他们问我选择辍学会不会后悔的场景”（村民JYH）。
“我不知道为啥咱村叫丁岗村，可能老一辈的知道吧”（村民JHW的儿子）。相对老年人而言，中青年村民的乡愁记忆多与自身经历有关，难以形成集体记忆的图景。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對大多数族群而言，集体记忆意味着基于“我们”的话语和行动而形成的共同的命运感、共通的文化血缘和共持的价值信念。集体记忆的消失则注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9]由此观之，关于乡愁记忆，代际之间形成了断层。年轻人村内集体记忆的缺失，使得他们对丁岗村的认同和归属感受到削弱，也使得他们难以激发出传承乡愁记忆的主动性。
互联网对集体记忆传承和建构机制都带来改变[10]，使得乡愁记忆的传播突破时空限制，人人都可以对乡愁记忆进行重新编码和解码。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已经有村庄利用新媒体传承乡愁记忆。如位于河南省上蔡县河南贾村的村民，已经自发利用微信朋友圈、美篇等渠道，将贾氏族谱、碑文、贾氏名人等乡愁记忆制作成图文链接进行重塑和传播。但是丁岗村内的场景呈现出了另一画面，虽然乡村也获得了互联网的准入权，但是对互联网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是存在断层的。在丁岗村内，具有传承乡愁记忆使命感的人主要是村领导以及村内的文化人、老者，但是他们被互联网的门槛排斥在外，未能将乡愁记忆以图片、视频、音频、文字等形式，利用新媒体进行保存和传播，他们仍然停留在即时通信时代，未真切感受互联网星系带来的变革。村内年轻人活跃地使用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不断在消费者、UGC和数字劳工中进行角色切换，他们与城市居民的媒介使用无异。虽然，新媒介对于传承乡愁记忆有巨大的空间和传播力，但是由于在媒介使用上丁岗村村民中的代际断层十分明显，强动机——弱能力成为一对矛盾。
四、媒介、空间、主體，三维一体的乡愁记忆再生产实践路径
从丁岗村的情况来看，村内乡愁记忆保存现状堪忧，村民未能意识到维护乡愁记忆的必要性，已30余年未修的族谱、荒草丛生的祠堂都隐喻着乡愁记忆的没落。乡愁记忆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村民主体性不强，老人、村干部等对此关注，年轻人多漠不关心。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听书、集体耕作、集体观影等媒介的公共空间逐渐衰落，以电视、手机聚合的新型茧房正在形成，这就造成了乡愁记忆难以实现传承和再生产。三是尚缺乏持续发展机制，维护乡愁记忆的资金有两大主要来源，即村民集资与姓氏理事会资助。维系乡愁记忆与村领导、能人等相关性较大，缺乏资金支持及动员组织。四是新媒体利用程度尚低，未能对乡愁记忆元素进行传播和推广。
但是在问题视角下，不能忽略生命力。在村中仍有活跃的公共空间，如吃桌文化。“吃桌文化”是农村文化的代表，主办方会提前联系办这种“移动酒席”的主厨，商定日子进行预订。在办事儿当天，主厨便会和帮手携带食材、工具等如约赶到村民家中，开始制作菜品。婚丧嫁娶等大事，都离不开“吃桌”。“吃桌”，是村民们以及与亲戚之间礼尚往来的重要缩影。村民们向办事儿的人家送礼金，就会被邀请前来赴宴，或者在宴会中将礼金交给主办方。在宴会中，以这些大事为事由，商讨其他事宜、联络感情。“吃桌”讲究的是排场和热闹，在这个语义空间中，村民们的谈话内容也突破了各种条条框框，获得解放，情谊也在热火朝天的聊天中得以维护。孩子们是酒席中的活宝，虽然他们不谙“村”事，但是能成为调节气氛和联系情谊的中介。酒席中男女分桌而坐。在“别作假，多吃点”的劝吃中，每个人都似乎获得了“主人”身份，女客们一般在酒席中闲聊家长里短，沟通长久未见的村民情谊。男客们便帮助主办方保证酒席顺利进行，以及商讨一些家事如何处理，发挥参与决策的重要作用。
另外，村中还有一个聚合村民的公共空间——祠堂，虽然它有衰落之势，但仍具备潜力。“每逢初一十五，就有村民自发来烧香祭祖。院里的草，因为长期没人打理，我抽空找人清清”（村民JLQ）。当笔者的部分调研结果发送到贾氏委员会微信群里后，当天晚上收到了两通电话。一通来自五磙贾的JLS：“我看了你写的东西，我想近期去祠堂看一看。从大新镇进入丁岗村，对吗？”一通来自贾氏委员会的JHS：“你们的家谱，我这里有，2017年你们族人捐赠会里的。你拍的祠堂、墓碑、祖茔，能否把原图发我？我想收录进正在编纂的《中华贾姓通史》里。”祠堂是姓氏的根，是乡村的灵魂，不仅对村民产生聚合作用，甚至顺着姓氏的藤蔓向外延伸着影响力。在互联网时代，祠堂的媒介化呈现，能增加其传播力。
面对乡愁记忆的现状，如何才能促进其传承和再生产呢？笔者认为，实现乡愁记忆的传承和再生产，离不开新媒介的助力、村民主体性的发挥以及公共空间的复兴。这一媒介、空间、主体三维一体的乡愁记忆再生产实践路径与上述框架不谋而合，和学者提出的“主体—空间—时间—实践”的四维框架不谋而合。乡村文化振兴在中观层面需要把握的四个原则分别是：以农民为主体，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重新勾连历史与当代，超越职业化的文化实践，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乡村文化振兴。[11]
五、结语
我们为什么要振兴乡村？90年前，梁漱溟先生将乡村建设的缘起，归于救济乡村运动、乡村自救运动、积极建设之需要、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12]虽然时空情境已经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说法在当今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的异化，反而需要从乡村汲取精神养料。同时，乡村在现代性冲击中，也亟待探索内生性发展机制，从而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本文所提出的媒介、空间、主体三维一体的乡愁记忆再生产实践路径是一种方向，也是具体措施。具体而言，这一路径如下：（1）利用新媒介，加强乡愁记忆元素传播。如通过微信群组织村内文化活动，动员大家到祠堂祭祖。在微信群中，将凝聚着乡愁记忆的劳动工具、毛主席像章、报纸等拍摄成照片或视频上传，从而在村中形成共识，加固集体记忆。微信群可以阻拒社交幻化和自我迷失，将虚拟社交指向真切的现实交往，从而建构和改善乡村的人际关系，传承创新着乡村文化符号体系，再生产乡村文化秩序。[13]以及将村内过年等日常场景以年轻人喜欢的形式录制成短视频并在短视频APP上传播，增强感染力。（2）复兴乡村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产生交流的丰富语义空间，也是进行各类决策的空间，产生人际关系、村务管理等，由此指向行动的意义。当村民的活动仅限于一家一户，而非参与集体活动，村民间的联系就不如之前紧密，不利于既有乡愁记忆的传承，更不利于乡愁记忆新形式、新内容的产生，因此亟待复兴公共空间。如建设村内文化广场，定期组织村民观看电影、学习强国视频等领会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精神，组织村民成立戏班、象棋社等团体，定期组织比赛、汇演，让文化广场活起来，而不仅仅是一个躯壳。（3）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无论是学者的关注还是组织力量的介入都能促进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因为乡村文化浸润在日常生活中，所以组织力量一旦介入，乡村文化很容易就能被调动出来。只有农民真正达成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才能在乡愁记忆传播中成为主体。
乡愁记忆是连接农民和城一代、城二代的纽带，只有乡愁记忆得以传承和再生产，获得合法性认证，乡村中的村民、乡村外的游子，才能获得身份认同，进而促进自身和乡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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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