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舸舞蹈艺术作品的三维视角分析
张诺仪
[摘?要]
王舸作为我国著名的当代青年编导家，编创出的每个舞蹈作品都透射出人文情怀。本文着重分析与研究编导王舸所创作出的叙事性舞蹈艺术作品的三维选材视角，分别从文学与姊妹艺术中含有生死命题的舞蹈题材、关于女性的题材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性舞蹈题材来进行阐述。兼顾分析舞蹈作品中的形象塑造，更深入地体味作品主题背后所传达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王舸;题材视角;舞蹈创作;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8-0161-03
新锐舞蹈导演王舸，来自四川自贡。年少时的王舸就热衷于表演，二十岁那年收到北京舞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四年后进入北京歌剧舞剧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凭借着独特的表演天赋，在舞剧《情天恨海圆明园》中崭露头角。王舸抵触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和自我挑战，有强烈的探索欲望与冒险精神。这种比较躁动的个性奠定了他在舞蹈创作视角上的标新立异，在作品的形象建构上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人物是整个叙事性舞蹈作品的关键点，性格特点别具一格的人物角色更有利于加工，创造出从特有的个性到一般共性的艺术效果。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与之情感产生共识，才会有所感触，引人深思。
一、文学与姊妹艺术中含有生死命题的题材
王舸编创的作品部分是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提取素材，有异于其他叙事舞蹈作品的是舞台上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通过戏剧冲突、角色塑造、故事情节来呈现，使得观众能够与作品中的人物有跌宕起伏的情绪。
例如女子群舞《凤悲鸣》，选材于文学作品，以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作品《家》为蓝本，改编成极具强烈悲剧色彩的舞蹈艺术作品。王舸獨到的选材视角和巧妙的处理方式塑造出丫鬟鸣凤的卑微地位，但她善良天真、心灵纯净、性情刚烈、渴望自由与爱情。在“万恶的旧制度封建官僚的地主家庭”中，鸣凤并没有因为主仆地位的差异而埋灭对三少爷的情感，却在叛逆的性格中以一个小丫鬟的身份义无反顾、大胆地与三少爷觉慧相爱。她奋力挣扎，不甘受到任何人的指控与摆布，努力靠近她所憧憬的自由生活。最终，鸣凤用死回击残酷现实的压迫，用投湖自杀这种方式来获得一直追求的自由和新生。编导王舸将这作为舞蹈切入点，明确题材的选择和目标，用舞蹈语汇诠释人物、故事、情节。《凤悲鸣》通过舞蹈来表现悲剧故事以外，更是挖掘出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环境下，才逼迫这位花样少女沦落到死亡深渊。
在如此强烈的戏剧性矛盾冲突之下，除了艺术的表现力、情节的张力、肢体动作的感染力以外，人物形象的准确捕捉和完美塑造是体现整个舞蹈作品必不可少的关键点之一。更能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塑造从而表现编导所想表达的主旨内涵。在女子群舞作品《凤悲鸣》中，笔者则通过对主人公鸣凤和姨太太们的服装道具进行形象塑造的分析。
首先从服装造型上来分析，《凤悲鸣》中演员们的形象和服装设计得十分出彩：主角鸣凤零散的刘海，梳着靠右耳的低马尾，穿着一身具有丫鬟身份特征的碎花上衣，浅灰色的棉麻九分直筒裤，黑色舞蹈鞋。这身装扮说明了鸣凤的“低贱身份”，展现出她的单纯质朴，还带有一丝俏皮善良的少女感。而悉数出现的姨太太们面部表情凝重，精致的发簪夹在中分低盘发上，身穿黑色长袍和落地黑长裙，打造出黑云压身般沉重压抑的氛围。通过服装颜色明与暗的强烈对比，将小说中的封建黑暗势力，与追求恋爱自由的浪漫明亮，形成一种鲜明的视觉冲击。而在舞蹈动作上，鸣凤在舞台上的自由奔跑与身着黑衣的姨太太们整齐有力的动作也形成一种对比。姨太太们仿佛是一堵高墙，压得人喘不上气来，那种旧社会的封建通过编导的巧妙构思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在方寸舞台之上。
其次阐述《凤悲鸣》舞蹈作品通过道具的运用来刻画角色：主人公鸣凤手持一块粉色纱巾，有着丰富的寓意。纱巾的颜色说明鸣凤正处于如花一般的年龄阶段，也是一块代表鸣凤丫鬟身份的粉色纱巾。在这部叙事舞蹈作品之中，鸣凤手上拿着的粉红手帕，一方面是王舸编导用来表明爱意的道具，可以领会它为三少爷觉慧与丫鬟鸣凤两人之间的恋情信物，是鸣凤对于纯贞爱情的美好期许;另一方面是表现内心极其祈望能够获得自由的鸣凤，编导将这种心绪心愿寄意在这样一块小小的粉红色丝巾上。此外，姨太太们手里的暗黑色纱巾，严严实实地遮盖住她们没有任何神情的面孔，以此来表现出她们的冷峻冷血;时而围成一堵高墙、一口深井，鸣凤无力挣扎、无处躲避，标志着鸣凤最后悲惨的命运。
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舞蹈作品的题材、结构、内容和人物形象，使舞蹈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生命力和表现力。在《凤悲鸣》这部舞蹈作品的选材上，王舸抓住文学作品的戏剧特征，将其与舞蹈有机结合。通过服装、道具和动作鲜明的对比，强调鸣凤这一角色的个性，突出主人公与群舞之间冲突的关系，舞蹈作品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学底蕴。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关于生死命题的舞剧作品，即《红高粱》。舞剧版《红高粱》从文学作品与电影作品中脱胎，面临着超越的难度。从故事结构来看，舞剧《红高粱》分为“颠轿”“野合”“祭酒”“丰收”“屠杀”“出殡”六大章节。尊重原著，力求在呈现方式上寻找到创新突破点，是王舸对于舞剧《红高粱》的构想。例如在舞剧“颠轿”这一章节中，讲述的是“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九儿初次相见的故事。舞台上没有大花轿，通过几条横向展开的大红绸，舞台的正中央布置了一条纵向的曲折小径，编导奇思妙想，将几个酒坊里的大酒缸倒扣在地上，“我奶奶”头顶着红盖头，在这条道上颠簸着，巧妙的设计紧扣主题，演绎了一场生动有趣的颠轿的场景。在舞剧最后一个段落“出殡”中，讲述的是“我奶奶”死后，“我爷爷”与乡亲们送别逝去的亲人。在这场戏里，舞蹈演员们全部登台，从一度空间的跪地舞姿再到二度空间的站立的对抗，舞蹈演员神情凝重，舞美灯光渲染庄严肃穆的氛围，顿时烘托出浓重的、悲惨壮烈的情感。让难以用文字语言描述的情境完全通过肢体的表达方式呈现，来表现一种状态的转换。他们在送别已经逝去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又找到了一种生命的勃发。他们在反抗并找到自己一种自由的、有尊严的活着的方式。
借由舞蹈这种世界语言，舞剧《红高粱》又再一次阐释了莫言小说的精神内涵。它完整地讲述了一段关于原始“生命力”蓬勃、一种残酷命运下生命意识的觉醒与闪光的故事，无关乎爱情和民族情，借助舞蹈语汇传递出浓厚的思想情感。
二、多以女性为题材的舞蹈艺术作品
在王舸所编创的舞蹈作品中，不论是独舞还是群舞，都有大量关于女性题材的舞蹈艺术作品。例如《阿婆的幸福生活》《桃夭》《凤悲鸣》《中国妈妈》《千红》《汉宫秋月》等优秀的舞蹈作品。
其中，《中国妈妈》的编创是以李淑贤为创作蓝本，选择发生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的故事作为素材，以中华民族的伟大仁爱精神作为文化积淀，通过舞蹈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东北妇女倔强坚韧的个性，在饱受家园尽毁、亲人被掠杀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妈妈隐忍了憎恨与屈辱，在数次纠结后还是决定跨越侵略之恨，跨越民族矛盾，选择去宽容接纳并细心抚养那个日本侵略者留下来的遗孤。在中国妈妈的呵护和陪伴下，她们一起开心地劳作，沉浸在幸福的时光中，聪敏可爱的日本小女孩终于长大成人。最后，年迈的中国妈妈手捧和服，双眸湿润，步履蹒跚地走向日本遗孤，挥手表示让她回到属于自己的国度，去寻找真正的亲人。而此时只有漫天飞舞的皑皑白雪和一个苍老孤独的佝偻背影。
整个作品的起承转合紧紧扣住观众的心脏，在强烈的憎恨中又因女孩的出现迂回纠结，而纠结恨与爱之间，伟大的母爱思想化解了民族矛盾。在编导巧妙地编排下，一次次地推进和升华，让观众感受到中国母亲的博大胸襟和善良的光辉形象。
一段关于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非常复杂的故事，王舸用简短的舞蹈阐释，由“憎恨”“接纳”“养育”“送行”四个部分组成，通过演员们细致夸张的肢体表现力和恳挚而多变的面部表情，将“母爱”这一主题酣畅淋漓地展现于舞台，让观众能够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一目了然、心领神会。王舸在编创叙事性舞蹈作品时，不完全运用纯形式的编舞技法，而总是通过戏剧的方式去找到人物内心冲动的情感。
群舞作品揭示了编创者个人的思想观念，在其思想观念的统辖下，塑造出经典的、饱含人物情感的形象。《中国妈妈》中的母亲角色盘着发簪，身穿深色系的粗布大棉衣大棉裤、脚下踩着黑色老布鞋，塑造出了抗战时期，东北地区典型劳作妇女的形象。从舞蹈语汇方面，第一段“憎恨”主题，典型的肢体动作是同一方向的“指”和撕声的呐喊;是绝望的眼神和迈着沉重而坚定的步伐;是被压弯向后折的腰和奋力站直的抵抗，种种表情和动作都迸发出尖锐的控诉及充斥着羞耻和愤怒。第二段“接纳”主题，典型的肢体语汇是表现出中国妈妈内心的纠结，从朝着女孩吐口水的厌恶、抗拒和唾弃到徘徊犹豫地向女孩伸出手，紧紧拥抱在一起，无不体现出泛滥的母爱。第三段“养育”主题，典型的舞蹈动作是母女二人嬉戏，通过“抱”“背”“滚”等一系列愉快的互动来展现女孩对母亲的依赖和撒娇，母亲对女孩的疼爱和宠溺，体现出母女浓厚的感情。第四段“送别”主题中，“递”“推”“捂嘴”等简单的生活动作，母亲的满脸悲戚、饱含泪水，不舍和悲伤不言而喻就已经深深地触动到观众的内心。
三、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性题材
编导张继刚曾说过：“深入生活是为了熟悉，熟悉生活是为了感悟，感悟生活是为了发现，发现生活是为了创造。”[1]生活给予了王舸很多的养分，从生活中观察、摸索、思考、实践，直到灵感的捕捉获取。故此，在王舸编创的多部舞蹈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作品。例如《父亲》《过早》等舞蹈作品，都是属于现实性题材作品，引人深思。
王舸选用自己的父亲作为形象原型，并将角色定位为茶倌儿。这一想法都是生活提供给他的。王舸每次回到乡里探访亲邻，都会到四川的老茶馆里坐一坐，一帮退休职工“烟巴老头儿”便会聚集在老茶馆里，他们相互之间最常谈论、最必不可少的话题即没有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字里行间是一颦一笑的闲谈，心头却是无尽的想念与牵挂。热爱生活而内心细腻的王舸发觉，老一辈人们生活的越是逍遥自在，内心的孤寂感越是浓烈，他察觉到自己的父亲也是如此。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说明现今社会上的一个热点——空巢老人问题。
常年在外奋斗的王舸十分惭愧和内疚，自己陪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太过短暂。于是王舸触景生情，运用最朴实无华的舞蹈表现手法，将“父亲”这一市民角色的质朴完美塑造，把对家乡的思念和伟大父爱的歌颂，融入到《父亲》这部作品之中，用最平凡又最能贴近生活的普通形象向观众传递最真挚的人间亲情，从而引起观众的情感共振。
作品《父亲》并没有靠过量的高难度系数的舞蹈技术技巧来表现“父亲”这一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而是凭借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道具将这个鲜活的形象打造出来。首先是一把简单的茶壶，透露出这个角色的身份，便能够明确地让观众获得这一信息：父亲是就职于茶馆的一名普通职工，身边都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经历、心理、处境都相类似的父亲们，喜好来茶馆喝喝茶、聊聊天。父亲手里一直拎着这个茶壶，这隐隐暗射出父亲单调的生活缺乏生机，偌大空旷的房子更加增添了父亲对子女的期盼与思念。其次一条条长板凳，是这个作品表演的辅助道具，它所承载的内涵意义已经超出了这个道具本身。舞台上的每一位父亲都有这样一条板凳。心情愉悦时，长板凳是父亲的玩物;孤寂悲伤时，这条凳就是父亲身边唯一能够陪伴他的伴侣。
这样真实的生活感悟赋予了《父亲》平淡又动人的情感，作品中有这样一幕：茶馆中的老人相映成趣、怡情悦性，父亲一不小心在一场发科打趣的耍闹中闪到腰，驻足痴望地搀着腰慢慢坐在长凳上，黯然神伤。所有的父亲都离场了，台上只剩下一位背影孤独的父亲和数十条凳。在舞台画面构图中，在数量上多与少的强烈对比，更加反衬出此时父亲身边实则空空，盼子女归来的情感。板凳在弥补父亲孤独的同时又无限放大了父亲心里的孤寂，他静静地坐在摆放整齐的长板凳上，岁月不饶人的老态背影，触动每一个观众的心弦。
结?语
通过对编导王舸创作出的舞蹈艺术作品的解读，能够总结出王舸编创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他独特的选材视角，不论是从文学作品或是姊妹艺术中取一些关于生命题材，还是注重女性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或者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从生活中发现到感悟，再到创新。在结构的合理布局上，通过道具、舞蹈语汇渲染人物角色的情感、性格，将故事情节层层递进，直入人心。王舸的每部作品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感人肺腑、耐人寻味。
在分析编导王舸所编创的作品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舞蹈艺术作品的创作，需要有真实的创作感知和极为真切的情感输出，进而触动和感染觀众的内心，利用舞蹈独特的表现形式来说服观众去相信作品中的人物及命运，引发他们强烈的共鸣，使作品与观众之间能够畅通无阻地搭建起艺术的桥梁。作为一名舞蹈的编创者，要通过敏锐的观察力的训练，用心地选取题材，找到大众题材下的切入点和创新点，从中再精准地捕捉形象、提炼形象，用审美的眼光艺术地处理舞台形象，将深刻的思想观念借由舞蹈的形式讲述。
（责任编辑：庄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