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睿执著晏阳初

    赵玉生

    【摘 要】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视角,着重于教师智识和教师性向两个方面系统论述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智睿、执著等教师素质和教育家品质,旨在为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带来理论上的某种启示。

    【关键词】晏阳初;智睿;执著;品质;研析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晏阳初(1890—1990),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乡村建设家、“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 先生智睿(博观、多识、明鉴、睿智)、执著(忠诚、信守、坚忍、持恒)的教育家品质至今都被世人所称颂。

    一、智睿

    智睿形容人的才智,意指其思想的创造性;智睿是对学问“真”的追求,表现为人的一种远见卓识。晏阳初说:“但是天下事的成功,要紧的还是对事业的认识,而不必是金钱。”[ ]P84先生从儒家文化中走出,又从西学门径中迈入。既有儒家者的修养,又具有西方人的眼光;既有科学家的头脑,又有专门家的知能。他念过不少西洋人的书,深知很多中国乡村的问题;他找到了导致农民贫困的原因,并想办法激励提高农民的素质。他视野开阔、目光敏锐,见解独特、知微见著。他是明辨是非的儒者、智慧过人的学者、大智大慧的行者、教师学习的榜样。

    1.博观。晏阳初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具有世界的眼光,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合璧。晏阳初四五岁时随父入塾馆读书,因终日习诵“三百千千”,故对蒙学课文烂熟于心;十岁左右他读完了四书五经,深厚的儒家底蕴坚定了先生“民本”“邦宁”的思想;十三岁起他在天道学堂开始学习西方现代课程,姚牧师的宽爱之心促使先生信奉了基督教思想;十七岁是他入成都华美学校,因不满其校风,先生三年后退学肄业。先生在蓉及巴中中学任英语教师各一年;他曾帮助过传教士史文轩创办辅仁学社,并开展了丰富的文娱活;后经其推荐去香港求学,并于当年考入了香港大学政治系继续深造。在香港他感受到了“败国之民的羞辱”,二十六岁时到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并师从两位美国卸任总统修习政治学和历史学课程,有感于西方民主宪政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二十八岁他赴法国战场服务在法华工,他目睹了“华裔工商的屈居”,故从办识字班开始了启动平民教育的工程。先生在美国亲身经历过杜威领导的民本主义教育运动,归国之后正赶上蔡元培先生提倡“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而在河北定县“国弱民穷的悲哀”深深刺痛了先生的爱民之心;他“立志贡献己力”,“除文盲,做新民”,“终生励志勤力”,终成当代教师奋斗之楷模。

    2.多识。晏阳初识见远大,才智过人,社交面甚广,人际脉络合理,且“明白做人的道理”,常使人“灵魂融化,至于感泣”。在香港,他赢得了宗教人士莫特、艾迪及薄克曼先生的信任,并受他们的资助完成了大学学业;在上海,他联系“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新建“平教科”以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在北平,他联合国民总理夫人朱其慧、生活教育家陶行知、清华大学校长周贻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人士组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他团结傅葆琛、董时进、冯锐、 汤茂如、 陈筑山、瞿世英、郑锦、孙伏园、熊佛西、刘拓、锦纾、谢扶雅、姚石庵、李景汉、甘博等博硕士开展下乡运动。他曾安排梁启超、熊希龄、颜惠庆、王宠惠、顾维钧、张伯苓、胡适等人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会谈,讨论研究如何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推行平民教育工作;他也曾拜会过内陆各军阀政要及国外部分商贾财团,分析研究如何在军队和华侨中开展识字运动。他曾与冯玉祥将军合作在包头开展士兵识字运动,也曾与少帅张学良合作在牡丹江等地开展士兵教育活动;他曾与李宗仁将军合作在汉口开展军队教育实验,也曾与桂系巨擘白崇禧合作在广西开展农民识字运动。毛泽东曾派专人到河北定县参观学习过他的平教运动,蒋介石也曾因平教事宜在私人官邸与他连续“深谈了三个下午三个晚上”;张治中更是恳求他去鱼米之乡湖南“为抗战而动员和训练民众”。印度青年领袖辛格博士曾亲自在火车站迎接他去指导乡村建设运动,古巴卡博等专家更是与他畅谈中北美的平民教育运动。在美国,他深得“斯坦福大学校长韦伯、耶鲁大学校长安其儿、国际通用电器公司总裁施瓦布、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独子、芝加哥高级百货公司董事长菲尔德、罗斯福总统夫人索维尔、联邦大法官道格拉斯、美国第27届总统之子小塔虎脱、众议院周以德及道格拉斯女士、《纽约先锋论坛报》主持人李德夫人、《读者文摘》创办者与主持人华莱士夫妇、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 ]P75等人的尊重。杜鲁门总统曾“深为晏的平民拯救计划所感动”[1]P641,并促成了《晏阳初法案》;老布什总统也曾在他96岁生日时发去贺电,并向他表示了“良好的祝愿”……。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社会活动家。

    3.明鉴。晏阳初头脑清晰,见解独特,常能“明见万里,智察秋毫”。通过在法教习华工识字运动之后,晏阳初充分意识到,当时中国的问题不是黄金和钢铁的问题,也不是主义和信仰的问题,而是信息不畅和个人愚昧的问题,是“固执守旧,不求维新”[ ]P28的问题,是不搞团结和只要个人政治的问题,是甘愿放弃原则不能向贫穷共同开战的问题。晏阳初认为,中华民众是因为“无教”才没有产生出“伟大的力量”,因为“不信”才没有表现出“卓越的品质”。“中国的乡下人一直受到过分的忽视”[3]P148,所以当“赋税暴敛、高利借贷、租佃苛例、豪绅欺压、军阀混战”[ ]P47时,乡村受祸最烈,农村民不聊生,社会分崩离析;又当列强凌辱、君主专制、官吏枉法,农民只能胼手砥足,终年“生活在死亡线上,人性不得伸张,精神不得昂扬。”[3]P15晏阳初认为,只有“逐渐改善这大多数人的生活,才可免除战争”[ ]P102;而“全球三分之二人群都陷于文盲、疾病、饥饿、虐政压迫下,哪有世界和平可言”[5]P102。在晏阳初看来,农民很愚昧,80%的文盲,思想很落后;身体生疾病,苦不堪言,“无庸讳辩的病夫”;年年受剥削,穷困不堪,挣扎“在生与死的夹缝里”;经常很自私,“缺乏道德陶冶”,搞不团结。晏阳初认为,这是“愚弱穷私”“人的问题”,“是人的教育问题,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的问题”:“全国有八千万学龄儿童,只有七百万就学,且大多是富家子弟;此外还有一亿多青壮年,他们不识学或识字不多”[ ]P65;“最可怜的就是大多数的民众还是迷信的头脑,怕神怕鬼的”[ ]P43。先生明确指出:文字教育可以启发民智,文艺教育可以救治民“愚”;生计教育可以富裕民生,公民教育可以团结民力。然而,中国有限的新学校却失教于民、误教于民、失教于农;人们普遍热衷于“重建一套国式的伦理”,而不着重于“改变人的文化素质”。如就大学教育而言,晏阳初认为,象牙塔里的教育、经院式的研究是忘记了农村需要的教育,学制体系的改革、学校系统的实验是漠视了农民感情的改革。晏阳初严厉指出,教育不能只为特权阶级服务,体制也不能只为城市阶层谋利;学校不能与社会隔绝,毕业生不能成为“民盲”;教育必须要为人民谋福祉,研究要为改造社会做贡献;毕业生不能迷恋于城市的安逸,有志者应致力于平民智矿的开发;这既是教育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事业,也是挽救民族虚弱和国势衰亡的一条通路。为此,他领导的农村建设育才院提出了六大人才训练目标,即“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能,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 ]P78。“这些精辟的见解和宝贵的经验”是很值得当前的教育管理者们认真去学习研究并借鉴考虑的。

    

    4.睿智。晏阳初“心敏理达”,智慧过人,常能洞察玄奥,有创造性。在法国战场,他洞察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城市识字运动后,他意识到了启蒙民众的重要性;在定县实验区,他坚定了农民“知识分子化”方向。晏阳初认为,“徒有热心抱负,而不注意技术,结果必再造打击”[3]P221,故“对于农村运动的重大使命,要看得透,拿得定,无贰无疑,然后,来探讨它的实现的方法和步骤”[3]P296。为此,先生变“怜悯”情感为“民主”目标,化“治民”策略为“智民”方法,“教会贫困人群如何去创造幸福”。晏阳初既有文化的智慧,可以把一个“平”字拆解为代表机会均等的一个横、代表民众平等的两个点、代表天下太平的十字架,也有时政的敏锐,始终提倡“文字以官话为合宜,题论以进德智为标准”[3]P27;先生既有科学的方法,能调查出乡村民众的“实况和疾苦”,也可以编制出《平民字典》、《识字书》、《农民旬刊》、《平民教育使用手册》,以“文字下乡”方式去挽救那些“目不识丁的愚氓”;他既可以编制出甲乙两种各四册教材,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灌输“新民思想”,又可以通过文艺汇演等方式传习中国文化。他是“采用了很多西方的技术”,“一般地推进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又技术性地在农村普及卫生教育,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他想办法把“科学和农村连接起来”,又可以“科技下乡”方式去“改善平民的生活能力”;他以“博士下乡”方式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又组建乡村服务组、公民服务团和乡镇委员会,使乡村民主政治蔚然成风。他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编制的《千字课》本就有三种形式,分别面向平民、市民和士兵等对象;他设置的委员有四类,分别朝向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等大众;他开办的集会有五种,分别是对家主、主妇、少年、闺女和幼童等人群。在初级村小,他采用“导生传习方法”对平民进行识字教育;在高级完小,又采用“生计巡回方式”对平民进行农技教育。对青年农民,他主要以同学会的形式进行社会式教育;而对家庭成员,他又是以成员分别集会的方式改良其日常生活习惯。他既可以生计教育解决农民穷的问题,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业工艺”;又可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自觉力”,设法搞好“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农村戏剧”;再可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人民的健强力”,祛除他们体内的肠寄生虫。他既善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长于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既擅长借助政治的力量,又能把援助和贷款做某种勾连。十一年的定县实验,他奉行的是实验改造,采用的是“力的教育”,遵从的是即知即行原则,重视的是四化并举思想。他是一个革命的智者。

    二、执著

    执,是一种坚持;著,是一种屈积。作为一种性向,“执著”的人是要“把一个根本性的事理贯通事情的始末”,坚持追求真理,不会轻言放弃;自我磨练人性,不断奋斗到底,甚至在危难的时候把生命之躯献给国家、献给人民,献给至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执著是对某一事物的坚持追求,是人有大志的一种表现,是“圣人之所以圣”的根本所在。晏阳初为了平教事业勤勉一生,忠信诚笃、宽容厚道、忍劳任怨、遇挫愈勇。先生忠诚、信守、坚忍、持恒的性向品质是当今教师之楷模、人格之典范、自律之榜样、奋进之标杆。

    1.忠诚。作为一种情感,忠诚是人在切身体会之后发自内心的对某一事物的不二之心和爱戴之情。晏阳初有宗教信仰,也有政治信念,更有民本精神,他把一生都忠实地献给了与高等教育、普通教育一样重要和正宗的平民教育事业。晏阳初曾这样自勉到:“我对我的上帝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起誓:我将用我的双手和灵魂投入工作,直至打碎将我们的人民束缚在贫困、无知、疾病和自私之中的锁链”[1]P390。晏阳初坚持教育救国论,在河北定县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第六次救国运动”;虽然在现在看来这有些杯水车薪,但他毕竟认识到了平民的力量,以一颗虔诚的心在战乱的中国实施了一场自下而上的乡村教育革命运动。这绝不是一种偶然:早在四川家乡,封建主义的压迫在少年的晏阳初心中就埋下了“微妙的火种”;继在明珠香港,殖民主义的侵略在青年的晏阳初心中迸发出自强的火星;又在耶大校园,科学和民主的学术氛围坚定了成年晏阳初公民共和主义的信念;而在他乡法国,异域民族的海外歧视深深刺痛了晏阳初的民族自尊心,先生立志要“为穷人工作、为穷人服务”。故在归国之后,先生以独有的方式把乡建工程设计为“为全人类某福祉”的事业。先生没有“欺罔之心”,他一心扎根于农村,深入到民间,“与人民同住,与人民为伍,向人民学习”,以“生命的崇高和骄傲”,行走“在定县飞沙走石的土路上”,“即知即行”,“动手做而不高谈阔论”,而这映衬出的是先生对事业的一种挚爱,也是先生人格魅力的一种展示。这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主要源自于先生对至诚师友的爱戴,它促使着先生本着博爱的精神去改造贫困的乡村,为受众着想,普罗大众,“一心为平民、处处为平民”,充分发掘民族脊梁平民的潜力。

    2.信守。信守是一种成熟、一种理智、一种宗旨、一种使命,它源自于人对某种理念的终生坚守。晏阳初抱定了“除文盲、做新民”的人生宗旨,自觉尽“修齐治平的责任”,本其毕生之经验,贡献全世界之人类。晏阳初也是这样做的:他信守开明母亲的嘱托,“一生以事业为重”,理智胜过感情;他信守对姚牧师的许诺,始终以必胜的决心去“征讨世上的罪恶和与不平”;他信守对盐工们的承诺,出人头地后一定要改善平民的生活;他信守檀香山华侨们的交托,教育同胞们能睁开自己的眼睛;他没有辜负自己成长与生活中那些人们的爱护、希望与期许,“努力从事建国救国的工作”。晏阳初教育我们说道,“在此民族危机存亡之秋,如果我们不能参加一种有信仰的工作,还是自杀的好”[3]P387。为了能培养“素质更好的人民”,他一生都在毫无等差爱着那些“被社会长期排斥、甚至遗忘的平民大众”,并“尽心自己事业方向正确”。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文化之邦”,晏阳初一生信守“3C”,并折衷其要素;他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一生践行着“民可使教之”的教育梦想。他没有掩护哪个阶级,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向着一种公民共和之光,以莫大牺牲的爱的精神,在穷乡僻壤艰苦地工作着;他的修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文化的内涵”,“ 其一生之作为足以彰显‘使命和‘救世之理想”,其抱负就是要改造乡村、改造中国、改造平民;他一生一世都在为“极为神圣”的平教运动而奋斗着,从没有自暴自弃,始终坚贞如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战乱不足忧”是先生一生坚守的信念和追求。

    3.坚忍。坚忍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宽广的胸怀,表现为人在困难面前或身处逆境时的“坚持而不动摇”,是对正信的坚持和对正道的恪守,具体表现为一种毅力、一种技巧,一种领悟、一种智慧,一种磨练、一种忍劳,一种刚柔、一种分解。先生这样教育我们说,“我们做一件事,必须要有相当的忍耐力”[1]P189,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卧薪尝胆,我们的态度是‘舍我其谁”[3]P206,平教工作虽是“步步荆棘”,但作为一个“革命的十字军人”,是要抱定“为这革命而出家”的思想,不畏艰涩,不怕困折,刻苦耐劳,忍劳任怨。晏阳初曾因“发现了腐化堕落,不称职和各种不公平现象”“被告75次,还曾遭到过暗杀”[1]P456,但先生都以至死不渝的决心坚持追求着第五种自由,“时时在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努力”[ ]P57,把平民教育运动从华中、华东、华南一直推行到华北、华西和台湾地区。然而,先生并不是“天生的好脾气”,也不是“人我”眼中的“自制力甚强”,而是在想发脾气的时候,先生就会想到母亲的鞭子,心中就会默念“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训示。在《九十自述》中先生这样写道:“若不是忍耐,我没法活到今天。若不是忍耐,我早不愿为我的运动区募款求人,看人脸色。若不是忍耐,我早不愿住在穷乡僻壤,让虫子咬,蚊子叮。”故在华北定县,“军阀的威胁利诱,地主与高利贷者的围攻,贪官污吏的刁难与破坏,都没有能够动摇他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 ]P91;而这得益于他严谨的家风,得益于其小时候犯大错时母亲的责罚,得益于其少小离家黑夜想家时的忍耐不哭。

    

    4.持恒。作为一种态度特征,持恒是一种坚持不懈,是一种锲而不舍,是一种奋斗不止,是一种自强不息。在晏阳初看来,一个持恒的人是不能一曝十寒的,是不能沮丧失意的,是不能颓废抑郁的;他应是“抱着牺牲一切的精神”去实现自己的意志,表现为自己一种“有计划的受罪,有组织的吃苦。”[3]P386晏阳初认为,“没有恒心,绝做不成事业”;做事情就“要‘死心塌地地去做”,“用持久的精神去干”,“和困难斗争,至死方休。”[3]P496故在“内战、洪水、旱灾、饥馑的情况下”,晏阳初靠努力、靠挣扎、靠友人的帮助在大陆坚持了24年的平教运动,这与先生的个性成长密切相关。少年晏阳初曾在慈父“炮响天明起著衣,洋堂教授犹嫌迟;我儿何日得知事,睡到邻家饭熟时”的打油诗中知晓了父亲教书的辛苦和传教士学习的努力,并从此养成了勤苦好学、不断奋进的个性品质;及至成年以后,晏阳初“毕生献身于一般的劳苦民众,提高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知识”[ ]P11,把“毕生的经历奉献给自己的祖国成千上万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了不“使他们世世代代任人摆布”。为此,他团结了一批为愿“民族再造”工程而自我牺牲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开展了“博士下乡”活动,通过十一年艰苦卓绝的努力(虽然“约有1/3的同事半途而废”),轰轰烈烈的三种方式,四种救治的乡村教育实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36年,由于日军进犯华北,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实验室被迫转战于华中和华西地区;1949年, “四大教育”结束,1950年以后,晏老的乡建事业在异国他乡改弦更张,别赋新曲,先生专心致力于乡村工作者的培养。最后,晏阳初以100岁的高龄和一种神圣的耐性走完了“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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